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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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5)
宗教的衰落对现代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存在的焦虑”和“道德不适”,这样,哲学、神学、伦理和神秘主义课程也将不再被个体忽略,并且对大学和研究所的教育定位产生了冲击。甚至大众媒体也被要求仔细审察他们的道德伦理标准,文化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中产阶级热衷于有组织的、积极要求政府具有理性的人道主义功能的政治运动,这是他们理性世界观的体现。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群体等各种要求民主权利的组织越来越多。
此外,20世纪由于存在一个为中产阶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匿名市场,现在的私人领域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私人化,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迪尔凯姆称之为“自我隔绝”的状态,只要不背叛它,私人的或政府的现代组织并不关心你在私人领域做什么。人们可以远离利益集团的严密监督和个人控制,而得以独立生存;也可以广泛旅行,从而增强独立于地方精英的自治性。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当然,不管要支持还是制止其组织或政府机构的目标或利益,个人都不能制造麻烦。公开反对某个组织的政策会给个人带来惩罚,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甚至导致职业发展上永久的掣肘。在这点上说,处于权力精英和现代巨型官僚组织等级制度中的新中产阶级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理权威)来保护其权利。
在具有多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影响下,中产阶级尽管已经进入组织内,成为组织人,但他们的独立的意识将依然存续,他们仍然是美国社会民主的基石。
通过考察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形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教育、政治、文化特色。脱胎于农业社会的美国老中产阶级,他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平等观念。作为独立的有产者,他们建成了一系列民主政治体制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新中产阶级则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公司的发展与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转变息息相关,中产阶级由于进入工业体制内,他们由农业社会的有产者——农民或者小企业主——变为依托公司、出卖脑力劳动的雇员,美国在教育、政治、文化上都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成为“普通人的世纪”。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从某些方面失去了政治独立性,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不自由,使他们只能如福塞尔所描绘的那样刻意淡化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另一方面,民主的传统和个人主义思想使他们未在政治上完全退隐,他们对垄断的反抗,对专权的反抗,乃至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刻意回避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乐于享受,但并未沉沦;他们深陷于体制之内,但又有反抗的可能。当然,美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并且贫富差距还在日益扩大,以致关于“中产阶级正在式微或者已经消失,美国只有穷人和富人,没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依附阶层而非独立阶层”等呼声不绝于耳,无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这些特性或者发展趋势是片面的。但不论怎样,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队伍庞大的社会群体,今后仍将以其个性、知识和民主意识作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存在。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一神话的缘起(1)
大多数学者和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帝国。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共生的有以下一系列形容词:民主、平等、大同、共同富裕、稳定等。这些附着在“中产阶级国家”令名之下的属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个富裕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认为美国和以往所有富裕国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贫富悬殊,它的富裕是被大部分人共享的。人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贫穷,政治清明,社会问题都会随经济的发展迎刃而解;教育、科技的成果和管理、专业人员新阶级的壮大使美国成为一个自动化社会。总之,很多人认为美国不再有贫富两极对立,它是一个同质性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大同”社会。所以,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的环境下(美国国内战争、暗杀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出现普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城市处于危机状态中;人们面临着日渐迫近的生态灾难等社会恶性现象),即使社会评论也对美国现状表示怀疑,而美国民众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也从未波及到美国是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观念。人们仅仅对这种理想蓝图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越战这个突发事件,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关系;城市危机也被视为是人们上升的期望值和经济公共部门相对不足的后果;贫困问题则被视为种族危机的表现,是种族歧视将有色人种排斥在普遍富裕之外的。
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衍生与美国人独特的社会心理相关。正如上章提到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因此,很多学者根据此测验将美国乐观地贴上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标签。但是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答案的粗略之处:这次调查的组织者在向应答者征询:“您认为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时,只向应答者提供了三条选择答案: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个问卷是很粗糙的,因为出于趋同心理,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中等阶层。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大多数民众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而且,阶级心理的形成不仅与该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加以分析。
在美国,自居中产阶级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往往与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多数人声称自己为中产阶级,但是“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福赛尔在《格调》一书的开端就不无讽刺地描摹出美国人对平等神话的本能迷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和白领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神话有助于消除等级森严的不快,另外也给了工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对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管理者而言,神话将他们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特权合法化了。简言之,中产阶级神话源于人人平等的母题。与其说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为一个社会事实,毋宁说这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经济诸因素相互影响、纠结生成的主观建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美国神话”。
一神话的缘起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美国神话形成的客观基础。殖民时期、独立战争时期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岁月”等独特的美国历史经验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人“美国例外”的民族心理。历史集体记忆、怀旧心理和崛起的大国政治理想与此民族心理有着极大的关联。
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神话必然有其客观基础,“风起于青萍之末”——不存在任何社会事实,也就不存在可夸饰的神话内核,那神话就无从说起。诚如上章所言,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自由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而历史文化因素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新大陆开辟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政治乃至经济机会的均等性、文化的夷平性。新大陆的殖民者往往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被放逐者,他们对欧洲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一种本能的厌恶。1620年,102名清教徒为了逃离本国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抵达了新英格兰殖民地,在上岸之前,这群移民即拟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由41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由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精神的雏形在五月花号上已然形成了。移居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虽有许多差异,比如阶级地位的高低与不同,但在新大陆百废待兴的环境中,谁也无法保留自己原有社会地位和特权。他们熟悉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他们也开创了自治的传统,移民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平等的。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理想的根本基础。“美国是自觉的、有意识地要把自己造成一个新国家……人人平等;都有争取成功的自由;没有人受到排挤和压迫……学校里是这样教的,文字和历史书也是这样证实的,全国普遍接受,并成为美国箴言的组成部分。”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7页。在只要有理想几乎就能实现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人的自信心就是这样积淀了下来。这种社会心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平等主义心理倾向:在美国,机会、财富对所有的人敞开。这种心理倾向一直持续,甚至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理解美国现代社会的先验模式。所以,即使早在20世纪初开始之前,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阶级压迫、剥削以及贫富悬殊等各种“阶级社会的标识”,已然不比任何国家严重。在至少不比其他国家逊色的社会环境下,美国人依旧自认为美国是平等、大同的中产阶级国家。“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以往的好几代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成‘中产阶级’,但在所有的欧洲人中有一半自称‘工人阶级’。”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一神话的缘起(2)
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41页。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记忆的力量所在。
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大陆开拓时期阶层间流动和上升的容易之处: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期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1700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较高……记录说明,17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20~500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12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早在建国初期之时,阶级间的流动是相当顺畅的,这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愤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1700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同上引书,第113页。这种情况正是美国梦的渊薮,我们可以在很多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见美国梦的痕迹。美国人在遥想这段黄金岁月的同时,不免发出“祖上曾经阔过”的感慨,像任何一个富贵之家的后裔一样,普通美国人在叹息的同时总梦想昔日美好重新再来。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对美国民族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于平等的理想,早在殖民地初期的新文化风格的追求上就可见端倪。趋同性和标准化正是美洲殖民地文化的特点。“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比在狭小的英国故土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定居者坚持讲他们祖国的语言,他们在新世界到处流动,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也经常变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更趋统一了,整个北美大陆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很快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口头语言……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都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同上引书,第307~309页。在美国,无论移民来自何阶级,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英语。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对群体认同和心理模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语言极可能是一般民众阶级认同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趋同性是整个美国社会在心理上趋同于同一个阶级的基础条件之一。“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像贵族那样讲话。”同上引书,第331页。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和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只有从开拓之初新大陆上充盈的平等文化特性解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为何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中产阶级就是字面上的“处于中层”、普通人、老百姓,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对美国人而言是无法理喻的。虽然“社会调查看,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当被询问时,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不承认是穷人。在个人奋斗受到推崇的美国,贫穷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栾国生、姜鹏、区粤秀、于保政:《美利坚沉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39~140页。
美国的这种平等的“中产阶级”观点也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和历史先驱的人格中。首先,美国诞生在理性主义、“平等”概念盛行的年代。这种平等也是美国先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新大陆第一批殖民者对于平等社会的建立就是依赖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蓝图。美国的殖民时期,虽然土地广阔,但几乎所有的黑人和五分之一的白人都处在贫穷之中。但即使如此,美国在前革命时代也从来不是一个存在大量剥削阶级的封建制国家。经济数据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时期,美国从未有过像欧洲18世纪那样普遍的贫困。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摆脱了像欧洲那样工业化发展的残酷和非人道。“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丹尼尔·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215页。信奉平等思想的立国英雄也正是按照这个理想行动的。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转折点,《独立宣言》表达了“追求幸福”的信条,富兰克林认为人们应该按自己所需拥有财产,多余的属于国家。这次革命不仅扩展了新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机会。各州都没收了很多原本属于富人兼并的土地,土地的再分配也遵循了经济平等的原则。另一个举措是西部的开发,地广人稀促进了美国的自由,减少了贫穷,加强了民主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