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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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极分化趋势更加严重，出现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华盛顿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以及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在90年代，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表明，在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的家庭平均每年约收入137000美元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还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最穷的1/5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而最富的那1/5的家庭收入跃增了15％。“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美国确实有许多值得庆贺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要看到存在的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中还有上百万工人拿不到全额工资，没有安全保障和事业发展前景，市场的全球化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国内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仍在无情地扩大着，当前广泛传播的媒体文化用对待合法经营者的态度向有钱人表达庆贺，以示其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梦仍然是个幻想。”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2页。
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多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工资不平等加剧最厉害，收入不平等也最厉害。“美国的贫困人口在1979～1991年间以24％的速度增长，1979年后，收入不平等变化：美国1979～1995年，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化（相对变化）高达079。”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编《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138页。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调查数据表明，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总财富量呈下降趋势，而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财富积累上升风头渐盛。以1995年为例，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近全社会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美国前三名巨富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的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指数。
这种收入不平等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冲击也很大，“尽管家庭成员在（有偿）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增加了，但家庭收入的增长还是缓慢了。例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所有成员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9年的3020小时增加到了1989年的3206小时，到1997年更增加至3335小时，18年来增加了104个百分点。这些发展趋势的后果是，1973年收入不平等的减缓趋势已经逆转，美国正在经历除英国外最激烈的收入再分配失衡的狂潮。这种转变的受益者是占美国人口5％的最富裕阶层，特别是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这些人的收入水平从1979年到1995年增长了9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1页。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产阶级（2）
随全球化的到来，有学者开始担忧起美国中产阶级的未来。中产阶级果真在扩大吗？理查德·隆沃斯认为：“全球化风潮带来的经济变动，使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分裂成三股。”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2页。第一股是亲身经历了瑰丽的美国梦，现在已垂垂老矣的传统老中产阶级。第二股是他们的子女，有黄金一般的童年，却成年于动荡的60年代。他们本以为会和父辈一样安逸一生，没想到遇上全球竞争。第三股是现在成年的焦虑的一代，他们的境遇比上两代都要缺乏安全感。“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时期，中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增长为04％，90年代经济周期中，增幅更小，平均只有01％……1989～1997年，美国在中等家庭的收入方面毫无成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0页。随全球资金市场的扩大，受益最多的是“科技贵族”，“几乎没人怀疑，解除了对世界生产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已经养肥了一个世界性的阶层，包括投资家、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在社会的最上层，财富的积聚异常惊人，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中称，世界上358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比世界上45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同上引书，第129页。但是，同时全球化也使“这些市场权贵以外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因此，有薪层的中间值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在扩大。有钱人和穷人都比以前多，这表明中间阶层已经减少。简言之，原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停止增加，而且开始缩减。”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5页。
自80年代起，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白领雇员成比例地上升，但数量的上升必然造成他们在阶级结构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新阶层的收入远远超过蓝领工人的工资，而大量的白领职员沦落到和工人阶层相差无几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界线及差距越来越明显。“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时，美国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首席执行官们）和普通的产业工人在收入上的比率是39∶1，到了1997年，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缓慢增长后，上述收入比率变成了254∶1。”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31页。而且，80年代以来严重的结构化失业，以及大部分白领所在的服务性行业本身收入不平衡的特点也冲击了新中产阶级。
造成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并不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其全方位作用远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大得多。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工资居中的制造业日趋减少，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也使得大批没有大学文凭却收入颇丰的制造业工人被裁减。工资差额较大的服务业工作增多；同时，大量移民的涌入造成了新的低收入人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曾经是现在仍是巨大的移民国家……全球流动人口总数大约为每年2500万～3000万人。”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1页。移民人口的增加和海外科技专业人员的竞争给中产阶级造成不小的工作压力。
美国社会的问题不仅是收入差距的日益悬殊，富人阶层的特权也并未消逝，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纳税的主要力量一直就是美国中产阶级。联邦州和地方税结构的改变，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减缓了，而是加速了贫富不均的趋势。自1977年以来，美国税收政策的改变已使最富有的1％家庭平均少交税4万美元，超过了中等收入家庭全年的收入。众所周知，富人阶层总能雇佣到高级专业人员为其少纳税金出谋划策。美国人收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学者担忧这个社会现象开始危及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了。日益扩张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活动正在将美国从一个看似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形象变为一个集权伪民主国家，它由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和一个被金钱驱动的政治官僚体系勾连而成。
全球化不一定就是世界福音，其矛盾之一是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引发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加快了那些发达富国内部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其表现为高收入工作减少和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的增多，社会服务（健康和教育）的退步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发达国家原有的福利优势也受到了冲击。也就是说，全球化在就业和福利方面都给中产阶级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悲观地说，没有哪个领域比社会福利领域更受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加的影响了……毋庸置疑，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正处在各种服务成本向上推的压力之下。”同上引书，第202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学者发出了疑问：“福利国家能够挺过全球化吗？”美国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幅度每年递加。虽然90年代中晚期是美国经济繁荣阶段，但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仍然居高不下，仅在1998年就高达4070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健康医疗保险主要是因为失业率的上升。劳工经济学家认为，90年代扩展的工作机会大多聚集在小企业和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职员经常是低薪水；雇主不大可能提供健康保险。根据一个非盈利研究组织“研究健康体制改革中心”（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的一项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3000万美国工薪家庭中有16％的家庭根本没有健康保险。美国的医疗服务传送系统从而再次面临危机。如果医疗保险费上升的幅度继续大于收入上升的幅度，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会越来越多，而没有医疗保险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所谓的美国人遇到的医疗保险问题，一般多是指穷人问题。然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署的调查报告，2001年又增加了140万美国人失去了健康医疗保险，使在有病时看病无门美国人增加到4100万。如果没有保险，生一次大病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失去所有积蓄，宣告破产。《华盛顿观察》周刊档案：《医疗保险愁杀美国中产阶级》，wwwwashprofileorg/big5/archive/WPF120402CN13asp。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产阶级（3）
近年来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是五六十年代的一半，失业率却在攀升。美国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的最大恐慌是失业的压力。全球化的经济规律使得资本不顾一切地在成本低廉和效率较高的地方扎根。全球化趋势，贸易自由化理念和它造就的世界贸易体系使得资本、服务和技术能更顺利地穿越国境，实现更大的增值，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而言，却远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经济是在持续扩张，但美国中产阶级发现热闹都在不知不觉中属于了别人，他们遭遇到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的科技人才的挑战，在同样的学历面前，第三世界优秀人才的聘用薪水要低得多。这一点对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节省运作成本的最佳选择，但对新阶层而言却是每况愈下的征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遭遇到全球竞争带来的企业裁员以及惶惶终日的恐惧感。随中产阶级的每况愈下而来的自然是愈来愈严重的心理问题。同一阶层间的成员患得患失，这种情绪相互影响更增加了整个阶层的不稳定性，使得正在享受中的中产阶级也体会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幻灭感和强烈的疑虑。
在社会等级问题上，上层阶级会滔滔不绝地发表空谈，因为他们本身社会地位优越；贫民阶层则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难改变；只有中产阶级为之烦躁、焦虑，因为他们一不留神，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离心器甩出去，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对注重社会身份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中产阶级的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改善中产阶级的窘状也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宣传策略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来对付政敌。克里公布了“中产阶级悲惨指数”，用以攻击布什经济政策，他列数布什总统当政三年期间美国人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广泛地批评布什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前，克里对布什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大批美国人失去工作上，而“中产阶级悲惨指数”则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大学学费的上升、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和汽油价格的上涨。报告认为，这些费用的增加使得美国中产阶级腰包里的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感到拮据。“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是一份研究报告，包括如下七项指标：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大学学费、医疗保健费用、汽油支出、破产、住房拥有率和私人企业就业的增长状况。报告说，从2000～2003年，除了住房拥有率外，其他六项指标都恶化了。报告还指出，在过去三年中，中产阶级的工资平均下降了02％，与此同时，官办大学和学院的学费上涨了13％，创历史纪录，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11％，汽油价格上涨了15％。在过去3年中，“中产阶级悲惨指数”下降了13点，这是有纪录以来最严重恶化的三年。在里根总统当政8年间，这一指数下降了5点，在老布什当总统期间，这一指数下降了12点。这个指数越高，美国人的生活就越好。新华网专稿：《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攻击布什经济政策》，news3 xinhuanet/world/2004…04/12/content_1413877htm。
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虚假同质性。在“中产阶级”这个意识形态的涵盖下，人们往往会将中等、平等的概念一并赋予给中产阶级社会，而忽略该社会不平等的真相。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可以和富人阶层媲美，而同样也被冠以中产阶级的蓝领工人和服务业等白领工人则生活潦倒，和穷人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还要注意的是，人们所热切预期的科技和大同平等社会比肩同来的梦想并未实现，随社会进步和全球化经济市场的日益扩大，美国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内部呈现出贫富分化趋势，美国仍是一个存在很大不平等的国家。媒介宣传的所谓中产阶级“舒适、安全、富裕”的生活仍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梦想，“中产阶级国家”背后的真相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第七部分：加拿大 新中产阶级的多维重塑一中产时代的梦想成真
1972年11月底，加拿大温哥华市。年逾70岁的夏考尔老太太收到一份来函，通知她限期搬离她住了三年的位于Fairview区的改建屋舍，这些改建屋舍的住户大都是像夏考尔太太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夏考尔太太认为房屋的业主并没有给她们足够的时间准备，但是她并不准备向高层表示抗议。时近新年，冬寒将至，温哥华内城市Fairview区已经是非常拥挤，这时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到1974年为止，官方的Fairview区空房指数为零，房屋建筑商开始一种新的住房形式的尝试——共管公寓（condominium），夏考尔太太所居住的地区新完成的一系列工程使这种形式更加普及。
这是社会学家戴维·雷在其著作《新中产阶级与中心城市的重构》中描写的一个微观事件。Lay；David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6）；p1雷试图借此说明加拿大城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都市化过程中的商业图景，以及与新中产阶级迅速膨胀相关的内城市的贵族化（gentrification）景象。
如果要想完整理解戴维·雷所讲述的故事，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加拿大“新中产阶级”是如何崛起的？什么是内城市的贵族化？加拿大1970～1980年代都市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是什么？
而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回答：加拿大是如何从仅仅依靠出售原始资源的新国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西方工业强国的？与此同时，它又如何在几十年间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