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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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影响阶层序列的六个基础变量，将人们所处位置量化处理后发现，除上层的11％和下层的30％保持一致性外，中间的约6成均显示出非一致性，难以归属于单一的某个阶层。因此，占社会全体半数以上的中间层是由几种地位非一致性类型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多种多样的中间层”。原純輔，同上引书，第7页。这一研究结果成为解释日本“中层意识”急剧上升的重要论据之一。
部分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两种标准机制虽各有侧重，但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如1955年集中在学历、职业等变量上，十几年后却演变为收入、财产等变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阶层归属的判断标准是流动性的，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盛山和夫于1990年对围绕“中层意识”的相关研究总结之后认为，大部分假设试图从（单一的）社会性因素中寻求与阶层归属意识的对应关系，都是“单纯的实在反映论”，真正的阶层评价标准“根本上应当与时代共变”。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
以往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与自己接近的阶层识别精细，对远离自己的阶层却只能做出粗略的识别，高坂健次、宫野胜为此设计了数理模型，试图从统计理论上对“中层意识”的膨胀化现象做出解释，被称为高坂模式（FK model）。该计量模型假设，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多维比较结果形成一定的阶层分布印象，当被问及自己的归属阶层时，会先根据自己设定的阶层印象来判断自己属于哪个位置，然后做出回答。该研究的结论否定了日本人的“中层意识”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关联：“现在高水准的‘中层意识’，如我们根据FK模式所论证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独立于阶层结构存在本身的判断机制作用的结果。”高坂健次、宮野勝：《階層イメ浮ぅ岍‘ジ形成過程への数理的アプロ痢罚冚o，同前引书，1990，第47～70页。星敦士则对社会网作为判断阶层归属意识参照标准的功能进行了量化分析。星敦士：《階層帰属意識の判断基準と比較基準——準拠枠としてのネットワ螜C能》，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1，No1，2000，第120～135页。
还有研究者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中层意识”感并非仅仅受职业、收入、学历等客观因素影响，而与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强相关，并且受代际差异感、社会平均化意识的影响，同时传媒的宣传加剧了对成功、幸福等形象的渲染，也相应导致“中层意识”的固定化与膨胀。因此有必要寻求客观要素之外的主观因素，从社会心理因素（“中层”的标准，对未来的期望值，主观地位等）着手分析。虽然造成“中层意识”拥有者阶层膨胀的根源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革命、大众消费等外在社会变化，但日本人的传统行为特征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往往并非根据内化的个人价值标准，而是以社会外部集团的价值准则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与众相同，避免冲突，因此推动了中流意识的膨胀。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7、117页。不仅如此，在日本民族传统心理中，中流隐含着马马虎虎、一般化的语义，因此，普通民众对其产生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也就相应提高。
1999年，吉川彻对日本二战后“中层意识”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纵向的量化比较分析，论证了“中层意识”评价标准的潜在变迁，结论是：70年代没有固定标准；80年代主要影响变量是经济阶层与主观生活满足程度；90年代的评价标准呈多元化状况，总体经历了一个“狂热→集约→多元化”的变迁过程。吉川徹：《〈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0，No2，1999，第226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1）
四新视野：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
长田攻一对“中层意识”拥有者生活意识的研究長田攻一：《生活意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105～161页。既可看作是对前述“中层意识”拥有层成因的一种探讨，也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总体特征的描述与总结。长田认为，虽然不能将“中层意识”层增长的原因全部还原为生活意识等心理性机制，但应当从中寻求对社会结构制约起促进、补充、强化作用的因素。在他看来，导致“中层意识”覆盖几乎所有人群、形成所谓“全民中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的同一化与标准化。
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六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层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唯有这两项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为了了解现实中“中层意识”拥有层持有哪些财产、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长田引进了“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概念，试图解析人们对理想生活条件的主观把握情况。“生活标准”着眼于人们期望的各种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不同于对现实生活诸条件进行客观把握的“生活水平”概念。调查结果表明，“中层意识”层共通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
不过，表面同一的生活方式背后包含了财产规模、占有形式（自己拥有、还贷当中、租借）等各种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多层化序列结构，只是这种序列不含大的断层，相近的阶层之间差别细微，给人较强的和缓连续的印象，所以造成了弱化差距的结果。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被认为是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5页。1979年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的中上、中中、中下等亚群体之间差距明显，家庭年收入从不满50万日元到500万日元不等；327％的日本人有贷款，收入越高的阶层贷款数目越大，而用途则相距甚远，高收入阶层多用于住房，低收入阶层却只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医疗费等基本生活需求；教育方面差距更是明显，机会平等的原则崩溃，学费上涨阻碍了名牌大学的普及，部分低收入层被逼出大学门外。“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难以避免竞争的激化。如此一来，越往下层越会产生一种从表面呈现的同一生活方式中寻求满足，而不顾严峻现实差距的心理机制。”長田攻一，同前引书，第128页。
1973～1978年，日本NHK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均持有满足感，具体内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精神面、个人精神面、社会物质面、个人物质面。但在回答“对未来生活的不安”问题时，持肯定选择的却又超过了半数，且不同亚阶层感到不安的比例正好相反，不安的内容也不相同，“中中”以下层感觉生活不安的根源在经济基础，而且与以“食”生活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关。70％人的满足感与近半数人对未来的不安感看似矛盾，却是心理层面上对“生活标准”这一概念的验证——当现实生活条件与标准一致时满足感非常高，但当“维持生活标准的条件”存在威胁时（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便会产生浓重的不安感和无力感。
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价值观的探讨。日本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每5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和前述的NHK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人口集中、雇佣层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也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连，生活行动范围、生活关心内容、基本生活态度等意识特征相应发生变化，“利”价值最为优先，“现在中心取向”增加，并逐步由“社会中心取向”转变为“个人生活中心取向”。1953～1978年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选择“正直、清白地生活”逐渐减少，主张“兴趣、爱好、悠闲地生活”的人增多，这表明更多的人由社会中心、道德主义、未来中心逐步转向个人中心、欲望主义。调查显示有一半日本人属于“小家庭型”，他们注重的第一内容就是“家庭团圆”，“小家庭型”中又有约一半为“无热情型”，生活行动局限于家庭和工作，与社会、与他人的连带感薄弱，自我依赖倾向增强，不关心政治，保守倾向严重。“全面参加型”、“工作、社会活动并举型”、“家庭外发展型”的绝对人数少，只局限于“中层意识”拥有层中的少数中上层。“个人优先”的生活意识使得人们因为个体孤立而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越容易无视收入等事实差距，只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从这一点来说，它对维持并增强“中层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价值观的“个人生活中心取向”也影响到社会参与态度，调查表明“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社会参与取向虽有所增强，但表面的参与背后隐藏着直接的利益意识，在建垃圾处理场、修高速公路等具体问题上，地域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态度取向，呈现明显的“明哲保身型”生活意识。同时，行政机构的完备与复杂化促进了形式化参与而非真正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加强了“中层意识”拥有层的行政依赖感，因而“中层意识”拥有层的满足感多为某种受益感，来自社会这一巨大机构的外部供给。这样，当遭遇资源危机等与经济相关的困难时，生活防卫能力就很低，难以组织起来予以真正解决。特别当作为“中层意识”拥有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如粮食、卫生纸等）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以此为导火索失去冷静，爆发情绪性反应。日本石油危机之后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层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2）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5页。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阶级政见”、“地位政见”和“质量政见”（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quality politics”，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生活政治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地位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吉登斯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之分，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其中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参见文中有关鲍曼与詹明信的论述。但今田高俊的生活政治偏重具体的生活性质，对自我反思性、自我实现等后现代主题的阐述似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今田高俊：《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东京：枺┐笱С霭婊幔�2000，第3～53页。
继60年代初阶级政治、70年代末地位政治框架下的中间层研究之后，可以说日本现今处于“生活政治”影响时代。1980年，总理府的调查显示“中中层”人数下降到50％，出现了“中流意识阴翳”现象；1987年，“中上层”从466％下降到407％，“中下层”却由352％增加到387％；1988年，“中上层”下降到345％，“中下层”则增加到409％。“中流”不再是铁板一块，均质的大众分化为“新富族”、“新贫族”等“分众”（分化的大众），舆论纷纷主张大众社会的终结，新的阶层消费时代的到来。小沢雅子，同前引书，1985。面对这种状况，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进入“后物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换，从对物质的追求转向了对存在意义本身的追寻。结合1995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地位竞争方面陷于不安状态的是少数派（238％），比起物质富裕来，选择精神充实、心灵自由的上升到了82％。对日本社会由地位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今田高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他将“生活方式”作为导致价值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具体结合高职业威望评价、高收入、高学历、高财产、来自家庭的信任与尊敬、在志愿活动等社会活动或兴趣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出“达成型地位取向”和“关系型地位取向”两种地位取向类型，认为具有“达成型地位取向”的人，无论男女都有因地位竞争而陷入不安的倾向，而具有“关系型地位取向”的男性则没有这种倾向，也没有强烈维持现状的倾向，只会强化后物质取向，而且维持现状倾向的本身也会加强后物质取向。今田新造出了“中间分众”一词，意思是：“中间大众分解了，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等，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今田高俊，同前引书，2000。
在今田看来，“中间分众”的主要构成者显然是“关系型地位取向”的人们，他试图通过从“达成型地位取向”向“关系型地位取向”的转移，来实现后物质社会里日本人“精神富裕”的目标，由“向别人看齐”的协调主义转向以“向自己看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但现实是否如今田所预言的那么充满希望还很难确定，“中层意识”拥有层的分化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社会困境，失业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值，跟学历取向异曲同工的“资格证书取向”越来越严重，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以致有人警告，到了2010年，中流阶级将会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田中勝博，同前引书，1998。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五性别、教育与日本中间层
对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该趋势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