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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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3）
如此一来，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与中产阶级政治上后卫的保守不同，韩国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积极参与了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和选举活动，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理性的、机会主义式的参与；与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激情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旨在追求地位的被动式、炫耀性消费，而不是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而在生活方式上，韩国中产阶级的现代更多含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实际上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藕断丝连，难分难舍。第三，由于韩国儒教传统的影响，韩国的中产阶级认同程度比较高，就阶级认同的角度而言，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明显多于实际确定的客观存在。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四个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中产阶层）：有中产阶级的主观感觉；收入在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倍以上；中学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自雇佣企业中有一个工作，或者是雇主或者是领薪水的工人。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这些标准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在90年代，中产阶级占城市居民的36％。但是，在通常流行的用法中，标准更加主观，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一词非常模糊。政府统计表明在90年代早期超过60％的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其他一些调查和人们的通常感情会认为这还有些保守。Lett，opcit， pp4～5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市场分化的产物，在更大程度上它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这样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都带有国家计划下的利益再分配的痕迹。在其国家导向的发展策略中，韩国的集权主义政府对新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中产阶级在小规模的商业、服务部门以及非正式合同型的生产网络中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下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具体表现。第五，韩国中产阶级的处境及其特征具有明显的韩国特色，这与韩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规范有关。这样，它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别，甚至与近邻日本也表现出文化差异。Vogel，opcit， p390年代，大多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如果不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妻子的工资，就得依靠某些财产如土地、股票、租金或由妻子掌管的企业获得额外的收入。不管供职的公司规模是大是小，韩国工薪阶级都不能享受他的日本同行享有的终身雇佣制的安全，而对韩国的工薪人员来说，取得事业上的中期提升和进入小企业者的行列是难上加难的，由此导致的雇员与资方的关系也不同于日本。第五，由于韩国社会重视地位的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扩张，使得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是上层阶级。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定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美国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韩国所谓的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获取高级地位的传统方式，虽然他们也加以调整以适应当今的要求以便在现代社会中赢得地位。随着韩国从一个孤立封闭的儒教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所有这些获取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确特征。
另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各个划分标准的重要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比如，韩国的大多数商业主不能赚到足够的钱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分层中手工与体力劳动以及非体力劳动收入和利润的次要地位，大多数商业主和工匠甚至不能被计入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多层单元式综合建筑周围的商业主，一般不是在这种单元社区居住，而是从别的地方乘车来往，或者住在离单元综合区很近（但不在里面）的低层、花钱较少的房子里。那些能够挣到足够的钱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独立业主，包括医生、牙医和类似的人，过着和工薪雇佣者们相似的生活。因此，职业不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而生活方式或者地位、声望等指标具有相当意义的区分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4）
在谈及现代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时，现代化理论一般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的道路，是一个自发的、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过程，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改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源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和压力。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前者，而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属于后者，韩国当然也不例外。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与社会转型早已为人们熟谙，但对于中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却没有被明确揭示出来。正是由于韩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孕育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
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不同，韩国中产阶级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而其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中产阶级是沿着商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走过来的，先后经历了旧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农场主、小商人等）出现、老中产阶级衰落、新中产阶级（国家管理人员、经理层、知识分子、白领办事员等）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由财产转为职业，中产阶级也发生了有产到无产、由雇佣到被雇佣、由独立到依赖相对较为明显的变化。Mills；op cit； pp64～65而韩国中产阶级产生伊始就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路。诸多研究表明：韩国的中产阶级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旧、新两种中产阶级，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新中产阶级壮大、旧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而是呈现为新、旧中产阶级同时不平衡的动态增长的趋势。Hsiao HsinHuang，op cit，pp24～50也就是说，韩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根据韩国社会学家洪斗承的研究，韩国中产阶级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具有渊博的专门知识和高教育水平的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担任专门职务的人和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担任高级行政、管理职务的人，称为中上阶级；第二，由技术水平略低，教育和训练时间不特别长，从事一般专门工作的被雇佣者，在政府和民间企业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构成新中间阶级；第三，在职业种类中，分散于各行各业，由本人、家族成员，必要时雇佣的少数帮工，开展个人事业的专门技术、买卖活动、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独自经营的手艺人等构成旧中产阶级。洪斗承：《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展望》，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第62～64页。由于韩国的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因而其社会转型是一种经过时空压缩的骤变式社会变迁，因而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都表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同，也就为说它是后发展国家阶级结构变迁中中产阶级的典型，是另一种模式的中产阶级。
这种经过时空压缩的社会转型骤变模式，还使得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生性。这使得他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处于一种尴尬位置和两难境地。转型前的韩国是典型的儒教传统下的农业社会，虽然韩国文化在其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进行了积极的应变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儒教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东方儒教与西方基督教的结合，其本身就内含张力与矛盾，这也使得新生的韩国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面性。在生活方式与地位获得上，消费选择中的一个近来不断重复的主题是传统与现代方式（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压力，传统与现代压力下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有文化的”与“炫耀富有的”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压力，即在那些决定一个人的阶级位置或一个人的相关地位时遵循传统方式看重文化还是更看重经济标准。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炫耀式消费”就可能并不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前卫。在家庭生活中，虽然核心家庭也在不断增多，但更多的中产阶级还是为传统的家庭及其各种复杂的关系所困扰。甚至在婚姻选择中，虽然受自由、民主的现代观念影响，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巩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不得不牺牲感情而求助于传统的婚恋模式（如媒人介绍、亲友介绍等）。“在韩国合适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对许多韩国人来说爱情这一西方概念与西方没有同样的相关。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Lett，opcit， pp198～199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如阶级联姻等机制，正如昔日的两班一样，走到一起，这可在韩国中产阶级中看到，家庭地位得到保证。这种两面性可能是正在形成中的第一代中产阶级必然要面对的阵痛。
韩国的威权主义政府在韩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它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腾飞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种国家威权主义政治也面临着两难困境。罗峰：《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韩国研究论丛》（第6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1页。对这种权威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在政治上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政治风波叠起，民众参政意识与参政热情高涨，这样韩国新兴中产阶级政治参与也具有了积极、激进的时代特征。虽然有研究表明，在危及社会安定的关键时刻中产阶级会收回他们的政治热情，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热情是有限的、被动的，甚至有可能是暂时的，因而他们的政治角色应该是机会主义的两面派，但不可否认的是，韩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中民主化的重要力量。仅就这方面而言，也与米尔斯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p32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那些尚在怀疑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的人提供了一个反例。
从韩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及其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模式的社会转型形成了两种相异的中产阶级：一种是先发、内源式现代化下渐进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这种类型的中产阶级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具有一定的顺序与逻辑，这种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并基本定型；另一种就是后发、外源式现代化下骤变式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级，韩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也将承继此种模式（虽然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由于其突生性、复杂性加之尚未明朗化，因而会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研究关注的中心。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三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当代中产阶级（1）
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级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级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Mills；op cit；p240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级“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