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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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Ibid，p1自然，中产阶级的根本特征或许就是围绕地位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级的表现。如果要真正了解中产阶级，就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之中以寻求更为广泛的认识。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级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级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Lett， opcit， p41由中产阶级的地位追求反观其社会处境是深入了解中产阶级的关键，这也为理解中产阶级的社会处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
由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对社会地位的敏感成为中产阶级的“天性”，但这一“天性”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则具有更为复杂的背景。这是了解韩国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及其社会处境的关键。
虽然“韩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地位的国度，确立地位成为韩国城市中产阶级形成与界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Ibid， p1但中产阶级提升自我地位的热情与激情却并不是在中产阶级的产生后才出现的，这种对地位的极度关注只不过是韩国传统儒教文化遗传的秉性的一种延续而已。儒教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士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尹保云，同前引书，第8页。按照地位与声望分为等级森严的三层：社会上层主要是以政府官员为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其中也包括具有声望的学者与文化贵族；中间层为普通大众，主要部分是农民、商人、艺人等；社会底层，指那些极端贫困的各种职业者。这种社会结构分层体系有如下特点：其一，在社会分层中看重文化资本，那些并不富有的文化精英被视为上层阶级，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非常看重经济因素。因此，这种带有明显重农轻商的观念往往看不起商人、艺人，有时农民的地位都要高于他们。其三，虽然传统儒教影响下的韩国社会结构僵化，社会流动机会不多，而且社会流动多是依赖血缘、出身、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但仍然有一条凭借自致性因素的社会流动途径，从理论上讲是向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敞开的，那就是读书——中举——入仕，因此这也成为人们改变社会处境的唯一途径。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三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当代中产阶级（2）
由于等级严明、养尊处优，社会上层自然而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渴慕对象。由于法律上严禁贵族、精英从事商业或者体力劳动，阶层之间壁垒分明。沿社会阶梯向上流动获得地位与声望成为整个社会的目标。如此一来，文化资本对于地位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文化也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人们追求地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社会地位也可依靠积累财富或者通过婚姻攀附名门望族，或者通过从在住房（大小、结构等）、室内装修、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社会上层的模仿与攀比中获得替代性满足。社会上层贵族地位独尊，而且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社会阶级区分，以显示其地位和优越性，因而形成了整个社会趋慕上层社会礼仪、生活方式的潮流，这使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取地位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非常看重的关键。另外，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夫妻有别等观念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中也表现出来。这些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韩国人的价值观念，同时表现在当代社会对地位的认同方式和追求地位的方式方法上。
正是这种对地位的过度追求和对社会上层的效仿、认同，使得在形成伊始，“韩国的中产阶级比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像上层阶级”。Lett， opcit，p2
事实上，即便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韩国中产阶级对地位的追求仍然表现出了典型的韩国传统特色。因为，“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身上不仅表现出了上层阶级的特征，而且这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可部分归因于文化遗传的秉性，它与那种使许多韩国人实际追求地位成为可能的受人喜爱的政治与经济氛围相联系。”Ibid 尽管对于儒教功过的历史评判不一，甚至有人指责它造成了韩国现代化的落后，但也有人认为，在家庭方面，儒教与韩国以前的贵族精英们的遗产，尤其是他们对地位的关注，一度成为韩国新中产阶级发展和国家迅速成为全球经济主角背后的驱动力。
韩国中产阶级追求地位最明显的传统色彩，莫过于对文化的重视。由于这种传统的延续，在韩国，大专或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虽然在90年代教育与职业之间有密切联系，但大多数韩国人追求高等教育的基本动机不是找到安全可靠的好工作。韩国人追求教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追求地位。同时由于传统分层中对经济地位的轻视，使得那些在社会转型中暴富的新贵阶层仍然难以得到与其财富相称的地位，因而不得不转而再去谋求文化资源。同时，传统中出身、血统、家庭背景对地位的重要性也日渐在传统精英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为人们所认同，这样就出现了一些诸如续家谱、修改家谱和攀附昔日的名门望族等传统的追求地位的方式。同样，对传统的借婚姻攀龙附凤式的保持与提升地位的方式的回归，使得门当户对成为当代中产阶级婚姻中非常看重的条件。在韩国，得体的婚姻体现在嫁（娶）某个有适当地位的人。阶级联姻或者与相同阶级的人结婚是重视地位的韩国中产阶级使用的作为维持一个家庭地位的方式的又一个策略。在许多情况下比爱情更重要的是家庭地位。一对年轻人通过媒人或者新近形成的其他联姻机制——正如昔日的贵族们一样——走到一起，家庭地位于是得到保证。
除了从传统中继承对地位的文化需求外，韩国人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其他获取高等地位的传统方式，但他们是经过调整的、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够在现代情境中赢得地位的。随着韩国从一个传统儒教的社会精英为特征的孤立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开放并融入更大的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获得地位的新方式。这些确立地位的新途径构成了韩国新中产阶级的明显特征。而这些，都通过职业、家庭、生活方式、教育、结婚策略等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虽然仍旧看不起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体力劳动，仍旧把妻子赋闲在家相夫教子、男女有别的严格的内外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看作是地位的象征，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变通，有时可能中产阶级妇女会在家中揽一些手工活，或者去做家庭教师以弥补丈夫薪水的不足。在消费领域，虽然韩国人由于传统习惯或者民族主义情结更喜欢将传统的、民族的物品作为地位的象征，但各种西式的商品、住房乃至习惯也同样被人们认为是地位的象征。在新贵者开始积累文化资源时，那些拥有文化资源和良好家庭背景的人也开始重视经济上的富有。可以看出，当代韩国中产阶级的地位竞争其实是从文化传统当中秉承的习惯或者性情，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当中获得地位的内容、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调整与改变。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四地位追求，或区隔游戏（1）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而不平等则是绝对的。虽然社会等级是人们不情愿承认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被认为是民主、自由、平等象征的美国，实际上，等级差异也表现得颇为明显。虽然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社会等级存在的事实。保罗·福塞尔认为，美国社会的等级可分为九类：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中层阶级）；赤贫阶级、看不见的底层（下层阶级）。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页。这些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已不仅仅是金钱与财富的差异，还包括品味、知识与修养，其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可以从相貌、住房、消费选择、休闲方式、室内摆设甚至说话习惯表现出来。追求地位的韩国传统本身是韩国社会分层与等级分化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成为更大的社会分化与等级差异的原因。虽然在韩国追求地位的程度可能要大于其他国家，但这种等级差异却绝不是韩国社会特有的。追求地位不仅是一种个人或者特定群体的喜好，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形式。
近年来随着韩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富裕，它开始表现出更典型的与上等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相联系的特征。布迪厄有关阶级区隔（distinction）的分析支持了韩国社会两班化（精英化）这种观点。
布迪厄没有根据单一标准把社会等级看作是单向度的，他没有将社会系统缩减为抽象层面上的连续统，他提出一个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布迪厄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可以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它包括经济资本（股票、债券、农村和城市财产）、文化资本（主要由教育资格来衡量，包括正式的和得自家庭的或者依靠社会出身的）、社会资本（关系、社会网络）。资本容量、资本成分和这些资本在时间上的变化（由过去显示的和社会空间的潜在轨道上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个基本方面。不同阶级的分布从被赋予较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统治阶级或者上层阶级）到很少占有其中任何一种资本的人（他们在一起形成被统治阶级或者下层阶级）。那些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拥有一定量资本的人形成了中产阶级。Bourdieu， Pierre，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15～125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之间的差别是整个资本数量的函数。统治阶级中的私营企业主、商业自雇佣者和中产阶级中的工匠、店主（至少在法国的案例中）拥有比文化资本更多的经济资本，但工业主和商业主的经济资本比工匠和店主多。同样，教授和中学教师都有很多文化和经济资本，但教授的资本量更大，因而属于统治阶级，而相比之下中学教师有很少量的资本形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同的资本结构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尤为特殊的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存在状况的特殊阶级（资本数量和成分，在共时的和历时的方面）产生一种阶级“惯习”（habitus）关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译法，如习惯、习性等。但惯习更能突出与习惯、习性的差别而为更多人所接受，故采用了这一译法。或一系列性情或者偏好，它们形成了一系列实践中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不同特征。Bourdieu，opcit， p170下层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地避免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它涉及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的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地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前者统治后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等级低的人接近并保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的一种手段。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四地位追求，或区隔游戏（2）
用布迪厄的话来说，地位意识是韩国当代中产阶级的习惯。也就是说，地位意识不仅是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财富，而且是产生他们的所有财富——包括他们的性情（体现方式）、他们的商品、他们资格等等，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原则。Ibid， pp207～227阶级内部的不同生活风格源于不同的资本结构。比如，经济资本多的人生活风格不同于文化资本多的人。无论如何，被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阶级习惯即地位意识上表现较为一致。
由于朝鲜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和1945年后土地改革的结果，即使那些传统的精英也不能摆脱生存必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贫穷，甚至还缺乏文化资本。随着二战后教育机会的增加，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许多家庭都能够获得教育资格，从而获得文化资本。从6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使得经济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对于那些能够利用这些条件的人，生存的物质状况也开始不断提高，这样，处于受生存所困和不受生存所困的人之间的中产阶级便出现了。
许多出身一般的家庭通过获得教育资本再获得一个中产阶级工作，或者通过商业，近期（8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与土地规划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经济上的意外之财，上升到中产阶级地位。从概念上讲，韩国构成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准比传统标准和布迪厄的标准要高。韩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上层特征也进一步支持了韩国中产阶级为上层或统治阶级认同的标准。韩国中产阶级的上层特征主要表现在：“（1）所谓的中产阶级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2）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级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3）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opcit， p224
在对社会空间及其转型的讨论中，布迪厄写道：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个群体努力采用的策略是避免其阶级地位降低并回到他们的阶级轨道之中，其他群体也采取策略企图重建其被打断的希望之路，这是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Bourdieu，opcit， p147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中，不同的阶级都在使用不同的策略获得资本，巩固其阶级地位。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与再分化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其特定的“品味”。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