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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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社会阶级的习惯是由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决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阶级群体形成了其特定的“品味”。而社会的“品味”则往往是由拥有不同类型资本的上等阶级所左右的。借助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并进而谋求更多的资本，一个群体总是力图不断保持与本阶级的同一性和与其他阶级的差异性。这样，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的阶级群体依照其阶级习惯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形成其偏好的独特“品味”，从而造成阶级的分化或者区隔。
获得地位的现代化方式不仅构成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鲜明特征，而且在整体上为当代韩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竞争模式。另外，贵族精英的意识形态不仅成为当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而且成为韩国社会整体上的共同感觉。韩国中产阶级的抱负和理想充满着当今韩国社会的所有层面。在过去，能够获得教育的人只是贵族家庭的成员，现在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可以追求并获得教育机会。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觉得他们有权得到传统上只给予受过教育者的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地位——习惯的竞争之中，而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采用的获得地位的方式就是其保持或企图获得一定的资本的手段与策略。
虽然马克思意义上的激烈的阶级冲突与矛盾目前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别会自动趋于消减。韩国中产阶级正在投身的地位追求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阶级竞争”，是一个在彼此心照不宣的攀比与效仿中不断演化、升级的阶级区隔的游戏。如此一来，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裂得更为完全、彻底。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五中产阶级的两难处境
萧新煌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五个理论假设或者命题，而其中三个都是与新生中产阶级的地位诉求相关：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认为在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产阶级仅仅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时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第二，流动命题。认为中产阶级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级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形成了一整套鲜明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题。中产阶级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级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Hsiao HsinHuang，opcit， pp4～5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级时，地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分析地位追求的两面性则是我们正视新生中产阶级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方面。
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由于中产阶级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级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级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级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那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级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阶级要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级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级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级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级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级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齐美尔，同上引书。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其所沿袭的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级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级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级阶级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兴中产阶级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级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止息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中产阶级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 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Jay Lawrence Westbrook，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级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Mills；op cit；p236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级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的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级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引导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在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寻求表现自我的机会和阶级认同的舞台，他们是引导者，但也永远是被引导者。他们只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起舞的别扭的不自由的舞者，却没有也不能真正遵从自我的内心意愿。除非他们取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否则这仍将是他们表演的唯一场合。在社会变迁和继往开来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从未曾有过大的作为，总是居于犹疑不决、徘徊观望的配角位置，这或许是社会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与补偿。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1）
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王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4页。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更是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3～394页。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因为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出现与之不合的分歧，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挑战，直到东亚尤其是韩国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由于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关中产阶级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问题重新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在对后发国家如南美、中东等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比较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大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而且他也意识到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同上引书，第283页。事实上，他还以具体实例论证他的所言不虚，中东与南美的中产阶级就是典型。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同上引书，第87页。这样他实际上在关注两个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其一，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态度；其二，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亨廷顿的问题在韩国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新的解答。
韩国中产阶级是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社会转型的加剧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韩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背景中，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第一，当代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以生活方式、地位等主观标准而不是以财产、职业等传统指标划分的。Lett，opcit，pp5～6第二，韩国中产阶级很难像美国那样可以清楚地两分为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同韩国特定时期强力主导型的集权式“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紧密相关，韩国中产阶级是在向国家权力要自由、民主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形成与不断发展的。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第五，韩国中产阶级不仅仅指工薪阶层，而且韩国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缺乏美国甚至近邻日本的工薪者（salary man）所具有的安全感与稳定性。Vogel，opcit，pp4～5正是这样一些特征，使得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多少有些出乎现有理论和人们的预期，从而也更加引人注目。
事实上，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的30多年里，韩国中产阶级以其特有的热情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在过去30年的韩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工人和小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直接导致了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倒台。在197１年的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对朴正熙违反宪法中最大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而继续执政的企图。朴正熙通过政府手段操纵公民投票改变了宪法，参与第三次选举。尽管朴正熙动用了行政力量，却只获得全部选票的512％，金大中获436％。在以微弱的优势险胜金大中而逃过此劫后，朴正熙决定废除直接选举制度。在1985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产阶级反对集权统治的选举抗议活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次选举中，由被压抑几年后刚刚恢复人权的政治上的老对手组成的反对党——新民党，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地区大获全胜，给执政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6月，大量的白领工人参加了学生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修改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是中产阶级参加的最大的反政府街头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们曾参加的1960年的学生游行运动大得多。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全斗焕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执政党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并对民众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