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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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港台两个社会比较而言，中产阶级的兴起同中有异，有着各自独特的成长路径。
香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不少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1949年后进入香港，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而大批难民则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香港当时工作的数量及种类十分有限，不少人即使拥有专业资格，到了香港也只能从事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工业，旅游业得以扩展，金融部门和物流业得到振兴，香港成功地由转口港、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金融中心（见表10…1）。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1993； p250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政府在提供教育、住房、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中产阶级大量兴起（见表10…2）。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一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2）
香港殖民政府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鼓励竞争，使人们相信成功来自于自由竞争，竞争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样，人们还充分认识到自我努力的重要性，成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工作。时至今日，香港没有无所事事的富人和有闲阶级。虽然由于出身背景的差异，那些家庭背景较优越者在争取成为中产阶级时，机会多于穷苦出身的同辈，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结构的转型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各种方式的平等机会实现社会流动。由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使这个社会充满了上升的机会，即使是非中产出身的人士，也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事实上，香港中产阶级不少成员来自社会下层，来自非中产的家庭背景，他们成功地经由教育渠道获表10…1香港产业GDP分布（1961～1985）单位：百分比工业年1961197119811985农业和渔业34180705采矿业03020202制造业236282228221电力、煤气和水24181428建筑62497550批发、零售、饭店和宾馆195195194219运输、仓储和通讯96687582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108175238163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177189133169楼宇置业65—99109其他小门类NANA…65…48未分类的部分—06——注：表中NA为无效数字。
表10…2香港劳动人口按职业分布（1961～1986）单位：百分比工业年1961197119811986专业技术人员51526083行政管理人员31242736办事员5883122146销售人员137106103117服务人员151148156162农业劳动者74382119产业工人487523504433武装人员和11260704未分类的人员
得高学历而跻身中产阶级。当然，在香港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 流动机会不仅仅由教育所决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服务业的兴盛为一些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经验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零售、餐饮业打通了流向中产阶级的渠道，在行业扩张的过程中顺利爬上管理层的位置。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主要来自代内的传承，香港是个新兴的工业化社会，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发展，香港的中产阶级是第一代。对第一代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通过多种途径晋身中产阶级行列。这种通过自身努力晋身中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被社会大众视为公平竞争的结果。同时也给处于社会下层的市民一种希望，人人有机会取得成就。
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也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在社会运动的舞台上，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中产阶级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人人有机会的开放的社会体制，他们的价值及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由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其成员没有形成群体凝聚力，但他们仍然能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的存在。有关阶级形成的观念和对政治因素的效果的认同，使我们注意到香港中产阶级与政治环境的互动，由中英会谈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于担心1997年回归对其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冲击，不同职业群体的人走到一起，可以认为，1997年回归帮助香港中产阶级在80年代形成身份认同。正如汤普森所说，阶级“不像太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相反，当人们在一个阶级结构里处于特定的位置，开始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利益关系、区别和一体性，形成一个总体，并且以阶级的名义从事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机会时，“阶级产生了”。因此，阶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主观的过程，“阶级是由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定义的”。正是通过斗争的这一主观经历，处于同样阶级位置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而这将最终形成历史。因此，阶级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历史的分类。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1页。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和对经济、职业利益的强调，也有助于动员中产阶级。通过政治利益和政治代表的产生，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集体认同和意识，这种对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态度极大地推动着中产阶级的形成，香港中产阶级浮出水面。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一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3）
台湾的中产阶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有的历史发展的背景。由于一些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特定的表现。在台湾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些特有的内在机制将一般性的结构限制转化为相当不同的边陲和依赖情境，这种依赖情境又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形构。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此后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的变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成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这不仅使农村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也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60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使台湾经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台湾社会迅速由农业社会变为多元化的工商社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大变化。这影响了台湾阶级关系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经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兴起的条件，政权体制在中产阶级的形成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党迁居台湾，建立了纵横交错的行政机构，来自大陆的文官及管理人员以及加入官僚体系中的一些台湾省民，他们共同提供了二战后台湾社会初期中产阶级的来源。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中产阶级主要是由服务于这些政府部门的中上级公务人员组成。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工业化，政府部门兴办了大量高级科技研究机构，例如，“经济部”设立18个研究中心，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资讯工业促进会、食品工业研究中心、金属工业发展中心等。“国防部”则设有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交通部”则有交通研究所、电信研究所等机构。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43页。这些机构除了吸收日益增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学者之外，还负责培养经济建设部门和民营部门所需科技人才，这些单位的设立有助于科学技术人员等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由政府机构雇佣或创造的庞大的公职人员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科技人员，催生了中产阶级的一半人口，其余一半则分散在民营机构或自营部门。同上引书，第44页。 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已经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大变化，农业人口进一步下降，工业人口由于生产技术、工艺、产业的升级而大幅度减少。一些服务性行业、部门如金融、保险、资讯、新闻媒体、工商服务等迅速扩张，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台湾经济的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在就业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到90年代，台湾的中产阶级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中。
台湾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虽然为中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组成仍有其特定的形成机制。有些人凭借教育获得的文凭，有些人通过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或技能，有些人依赖家庭的帮助，有的人靠后天的努力，有些人则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获得晋升，从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虽然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方式不同，但都显示出一种不间断的努力和强烈的动机，使得这个群体充满活力并日益扩张。
我们注意到，除了外部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内部的政权体制功能，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的出现，还有一些重要契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成立白领工会，社会工作者努力帮助城市穷人提高生存能力，在此，人们发现了中产阶级。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1997冲击”使一部分中产阶级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某种威胁，进一步唤醒了这部分中产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在台湾，中产阶级的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城市地产价格的高涨，使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成了“新贫”。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期待着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给台湾市场带来了种类繁多的进口消费品，也改变了社会的消费模式。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能力不同，导致了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此外，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和来自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寻求政治支持的斗争，增强了作为中产阶级个体成员的政治意识。总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二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与分化（1）
从社会起源上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新近现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港台社会中有不同的译名。在广泛使用英语的香港，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定义了特定的人口。在台湾，汉语是官方语言，中产阶级这一术语就包含了一些当地的特征。中产阶级可以是“中等财产的阶级”、“中等财产的阶层”、“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尽管这些地方术语应用时可能显示出少许不同，但中产阶级已经被共同认可，来定义那些拥有特定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已被社会视为一个新的参考群体。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生阶级，港台中产阶级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异质性、多样性，以及在自我认同上的模糊性。事实上，它由各种次阶级和不同的部分组成。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内在的分化。港台中产阶级一般可分为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营业主，这两种中产阶级并存的现象是港台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特有的状况。随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新、老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阶级结构中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人数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新中产阶级人数超过老中产阶级。建立在自我识别基础上的客观判断与主观评价之间的不对称也比较突出。受传统追求地位的影响，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明显多于实际的存在。在对中产阶级内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我们需要关注部门的转换，即公共领域的中产阶级与私人领域的中产阶级之转换。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使公营企业的股权大部分落入本地资本家的手中，一些本土的中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私营的大财团。此外，中产阶级各组成部分在市场、工作和地位处境方面存在本质的不同。台湾中产阶级中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政治观点差异起着区分这一阶级内部特征的作用。同样属于老中产阶级，台湾社会包含了小农场主，而香港社会老中产阶级则主要由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小自营业主所构成。
西方文献中有关中产阶级特征的讨论，大多建立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基本假设上。中产阶级是一个介于这种两极化的生产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结构的剥削关系中具有矛盾位置的社会群体。由于中产阶级带有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被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分割，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冲突性，兼具两个基本阶级的特色。这种特质使得中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难以凝聚，也难以充分体现，因而有模糊的情形。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模型虽然表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如果依此来分析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结构和特征，难免导致阶级化约论。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外在力量对他们的形塑力量远大于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形塑客观条件的改造力。
香港社会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作为一个殖民社会、移民城市的历史产物，香港的中产阶级深受西方社会影响。在其成长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包括公平竞争、流动的机会与开放的社会制度。不同背景的人来到香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获取财富。中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没有遭遇资本家和其他自上而下的阻力，因为资本家也相当愿意接纳中产阶级的上升，中产阶级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中产阶级在其地位攀升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压力。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看来，中产阶级的成就代表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在香港可以有出头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其实都很希望自己或子女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而且，香港中产阶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是源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所以，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