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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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视巴西的本土历史，将巴西中产阶级置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套用作为坐标的“欧美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吗？对于巴西来说，“中产阶级促进现代化进程”的理想，究竟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还是尽管美好却难以企及的幻象？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1）
中产阶级的产生巴西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巴西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奴隶制度和庄园制度。等级观念是如此深入巴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人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日常生活与政治关系都是依据奴隶制度残酷的旧习以及令社会极度紧张的委任制度来运作。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出口在直到1930年之前的时期之内都掌控着整个巴西的经济命脉，即使在商业已经开始发展的时期依然如此。
19世纪的最后25年，由庄园经济和奴隶制度所界定的社会文化被彻底融合，咖啡工业迅速发展，咖啡的出口大大增加。圣保罗的工厂由200个迅速跃升至超过4000个，其中大部分由移民所拥有。为了满足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政府积极从欧洲、日本等地引进外国移民。在1870～1889年之间，超过10000名自由雇工进入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数百家新建工厂。圣保罗成了巴西新的经济中心，里约热内卢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它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进口商品的集散，这里成了巴西最大的消费市场。Ibid；p27
城市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非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前景是颇为被看好的。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会计、银行雇员、书店店主、专业顾问等的需求大为增加。在1872年前的里约热内卢，外来移民占据了商业雇员职位的1/3。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可能从擦地板开始，成为某商行驻外地的销售代表，最终成为该商行的一名合伙人。
商业雇员们非常重视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们把自己明确地与体力劳动者区分开来。为了使两者的身份不致混同，1880年，43个商业雇员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协会，以其代表整个城市的15000～20000名商业雇员。这个协会的出现很明确地反映出他们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商业雇员们要为自己寻求与欧洲商业雇员类似的声望和地位。这样一批人首先为与土地和奴隶所有制没有直接关联的社会身份认定形成了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将美国社会中的“白领”界定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他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84页。
在巴西，商业雇员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正是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了。从1900年开始的20年里，1500万移民进入巴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或咖啡厂里工作。圣保罗从一个1890年只有65000人的小镇转型为1920年拥有约60万人的大型城市。其中24万人在拥有超过500名工人的大工厂里工作。圣保罗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充满了活力。一名政府官员声称，圣保罗正在成长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就好像是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结合体。Brian P Owensby；op cit； pp15～25
1913年，圣保罗已经拥有46家电影院，一家滚轴溜冰场，以及数不胜数的进口商品。在绚丽的市中心有着大型百货公司、高级宾馆和华丽的店铺，与工人阶级街区里简陋的小店、咖啡屋和路边小酒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被成片推倒，建成为宽阔的大路，为了建立巨大的市中心，数千贫民被迫迁居。摩天大楼、俱乐部、艺术画廊充斥市中心，但被迁走的穷人依然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无改变。
竞争性社会秩序开始形成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文明出现的关键是文化教育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在这两个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887年低于50％的比例上升到了1920年的75％，而在这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则为25％。这一不可思议的进步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00～1920年，整个巴西从事办公室文职、商业贸易、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总数超过80万人。1920年里约热内卢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士构成了50万雇员阶层的20％～30％，圣保罗的白领阶层相对略少些，但同样也可能达到了20％。
巴西社会的巨大变化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小庄园主陷入破产的泥淖，被迫到城市里谋生；随着奴隶的解放，大量奴隶前往城市；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也涌入里约热内卢寻求机会，这些都使巴西城市居民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遍布城市的流民逐渐成为“正在滋长的危险”。Ibid；p19
巴西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在所有的社会等级里和社会个体之间都有着体现——竞争的内容包括工作、地位以及物质和整个市场经济。当然，市场在当时的巴西并非新生事物，但的确是在奴隶制度被废黜之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才变成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2）
一个“等级＋庄园”的社会不可能简单地让位给“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巴西，市场体制一直无法摆脱奴隶制和委任制度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延续直接影响了巴西20世纪的社会秩序。对新生活怀有热切希望的年轻人而言，委任制度仍然有着巨大的力量。无论是应聘还是擢升，他们都需要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的庇护人，尤其是那些有着深厚关系网的富有亲戚。依靠这一方式，富有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甚至一些混血儿（往往是富人与黑奴的私生子）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并为未来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友谊。无法寻找到庇护人的年轻人在完成教育后则很难寻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日益扩张的州及联邦政府机构，但缺乏政治关系和家庭背景，或是不精于谄媚之道者，很少能够得到在国家机构任职的机会。
不过，还是有人依靠顽强的进取精神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例如，在铁路出现之前，马帮主就是从被上层人物视为流浪汉的人群中出现的。19世纪50~60年代期间，马帮主多明戈斯就依靠通往各大种植园的马帮获得了两个贵族封号。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类似多明戈斯的高度，但这一事实的确说明，在这一社会秩序中，变动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并被普遍认可的。可以肯定的是，多明戈斯们在确立社会等级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体都能够重新界定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社会位置。
竞争观念在巴西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新型的绩效考核制度与传统委任制度之间的拉锯战就体现出这一点。1930年之后，被广泛宣传的绩效考核制度的理念被上层白领们所普遍接受，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则不得不与委任制度相妥协。中产阶级渴望平等，但又非常明了，自己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之内，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成功取决于能否得到庇护人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出现了一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混乱状态：建立在以绩效为标准的市场经济观念之上的、对于平等的认同，与依靠趋炎附势以确保自身地位的切身经验混杂在一起。这种状态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中产阶级对于阶级不平等、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明确地从属于“生存，并且成为强者”的个人需要。中产阶级明确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并为之感到不平，但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则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尽量利用这种不平等为自身谋取利益。
纳布科曾经着力研究过流动的社会秩序中中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他指出，信用的缺乏以及巴西经济的原始结构，仅仅为人们的阶层流动留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Ibid；p21
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尽管在没有庇护人的情况下要想稳保一个政府的职位依然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雇佣、擢升与工作的实绩挂钩的观念日渐牢固，换言之，崭新的社会竞争的形式已经开始形成。不过，这种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充满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日后的巴西中产阶级生活确立了基调。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拥有可以随意使用的收入，使他们得以享受和追求许多直到不久之前还仅仅是富豪们才能够获得的消费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市中心充斥着豪华商店和餐馆，吸引人们尽情消费。超前消费和及时行乐成了巴西文化的一部分，少数人由于过度消费而导致入不敷出，最终宣告破产。即便有着类似的种种反面例子，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沉迷于相互攀比物质享受的快感之中。
向上，还是向下
在物质消费中，中产阶级发现了许多可以使他们与社会下层相区分的方式。物质的刺激以及他们所描绘的源起于北美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不可遏止地成为巴西人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讲求等级差异的文化里，对消费的畸形关注代表的实际上是对于社会地位的极度敏感。这就促使很多人去追求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生活标准。在战争期间，收入减少了，但消费的需求依旧强烈，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紧张。身处于贫困和富裕的两极之间，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极为强烈。
与相对富有的人群相比，中产阶级中更为广泛的中间层很容易把自己视为穷人，在极力远离贫困的同时，时刻担心贫困会夺走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和地位。相对富有的人们则对于下层的人们嗤之以鼻，非常重视尊卑之分。
对中产阶级人士而言，上升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可能与跃居社会高层的期望并无太大关系，倒是更多的与一种流行的态度，即在道德上与上层人物平起平坐的感受有关。
绩效制度允许人们想象自己和上层人物处于同一道德水准，甚至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开拓自己的事业的。对于没有成功的人来说，委任制度也提供了一个最为便利的理由：如果其他人“爬上去”了，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庇护人的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作出了更多的成绩。
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及价值”一文中，蒂托·普雷茨·达·丰塞卡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是一个成分多样的群体，掺杂了植根于其社会地位的进取野心，以尽力使自己不致落入社会的下层。中产阶级避免下落的愿望要远远强于向上爬的动力。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愿望。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3）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无论是从底层升上来的，还是从上层落下来的——都有充分的理由去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比升入“更高的阶级”要更为重要。毕竟，在受人尊重和遭到鄙视之间，是一条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产阶级可能会梦想华服豪宅，但梦醒时分，攫住他们的则是落入底层的恐惧。因为，在生活的奋斗过程中，他们了解，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自己有一天不落入社会底层。
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走向：向上，或者向下。
一直到今天，这种紧张的情绪仍是现代巴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项“全国中产阶级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在1940～1950年之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都市圈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的态度和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的居民们非常接近。通过对数百次访谈和数千份问卷进行分析，调查者总结说，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中产阶级的共同特点是“收入不定，资源匮乏”。研究表明，一直以来被鼓励不断上进的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的巴西政治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阶级是核心所在。无论是新近的成功人士，还是从更受尊崇的位置跌下的，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不无惊恐地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自己会一路滑落至一个通常由深肤色人种组成的文盲们组成的下层社会。如果可以说，中产阶级过高地估计了1920～1950年间的有组织的劳工们所带来的危险，并且把这些拥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工人与那些更为贫困、更为弱势的群体划归为一类，那么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化理解是巴西中产阶级在建构自己生活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协会坚持，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之上的一个部分，“体力劳动者”在这里意味着从不识一个大字、无法加入协会的泥瓦匠到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属于某个协会的工厂技工。他们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每一个体都可使自己逐渐由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到较高的阶层。通过差别化的消费，中产阶级明确提出，他们应当拥有比工人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阶层不是稳定不变的，竞争中同样也隐含着失败的可能性，来自旧时代的传统委任制仍然可使一些人无需依靠成绩就平步青云，加之收入常常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由于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感，向往安定恬适生活的中产阶级往往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二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1）
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