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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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的言辞则似乎大大减轻了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快。这时期的小说、随笔、家庭读物以及白领期刊都显示，这些言辞并不是政客们为取胜而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是与中产阶级的切身经历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道德主义的语言常常过多地被充满火药味的声音所代替，因此，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作社会安定——一种以沉默为前提的安定——的象征，以此来取代政治盟约，参与阶级的政治事务。Ibid；pp159～168
正是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和精英阶层的威权这两极之间，中产阶级脆弱的道德主义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对下，他们坚持阶级差别生而有之，对上，则时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公器图一己之私利。工人们要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精英阶层则要维持其权力，但中产阶级对于道德优越感的主张使人相信，这两者都不是正当的。在一个危机重重、支离破碎、反应迟钝的政治体系里，中产阶级天真地幻想，这种方式可使他们摆脱要么作壁上观，要么同流合污的命运。
尽管如此，这种摆脱却使得中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怪圈。根据巴西经济、政治和社会学会（IBESP）——一个时常为中产阶级大声疾呼的圣保罗研究群体——的研究，植根于“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任何政治及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一观念的道德主义使中产阶级不再直接表达其观点，而是倾向于隐忍，这使他们很容易受人操纵。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议取而代之——中产阶级始终强调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特定的不满状态。根据1954年IBESP的研究者们所言，只有在危机时期，通过与其有着传统联系的军队，中产阶级才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中产阶级由此而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个体，中产阶级的卡里雷欧卡希和鲍利斯坦诺等组织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曾经寄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在，用中产阶级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关注“民粹主义”。他们不再信任政治精英，也不再指望被人民接纳为“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群体截然不同，而作为明确的一个阶级的代表大规模地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原因。中产阶级从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务市场、不断增长的教育机会、上升的收入和多种消费渠道中大大受益，但这些并非来自他们过去采取的行动，而是来自现代化本身。因此，其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秉权者的压力一直无形中存在。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中产阶级的感觉是，现代化其实永远无法达到其承诺的目标，而自己则是该过程的牺牲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二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2）
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就业、收入、地位和希望的来源所在——就无需去怀疑中产阶级对国家事务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心态。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欧巴关系的、几乎可视为狂想的预测中，中产阶级对于未来依然还怀有希望，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未来的国度”。同时，蔑视政治交易的道德优越感确实显示出高尚的姿态。假如中产阶级不能使世界按自己的道德观运转，至少也能够在想象中自我放逐于这个不理想的世界之外。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20世纪50年代阶级对立更为尖锐，经济增长也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势头时，中产阶级要么选择某一立场，要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中产阶级的壮丽史诗之下，潜藏着更多不为人觉察的细节。不信任政治斗争却陷身于双方对立的局面，巴西中产阶级无法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曾大胆断言的那样：“在国内政坛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律师路易·德·艾兹维多·索德雷于1952年所言，他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被“赶到了第二趟航班上”，按照这一观点，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愿表现得像个制造麻烦的群体，中产阶级为其日常生活赋予了这样的含义：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自身的地位很适于追求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在变动迅疾的社会里，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反现代化”，而表现了现代性中活跃的保守主义的一面，受到了秉权者的鼓励。中产阶级普遍感受到，舒适的、或者说至少被视为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通过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断努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个别人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或加入某一党派的方式，但在1950年之前，中产阶级并未普遍参与到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民主主义或其他任何左派思潮之中。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讶。政治纷争能够在日常生活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富有意味的表达，这和它能够在事先计划周详的政治策略中得到表现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并不会如意识形态和党派所愿，从政治事务中被消解于无形。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已经消逝的现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仍是现代生活中核心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由于对形势感到不安，某些人可能通过谴责意识形态的罪恶来进行自我平衡。这些行为时常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换言之，挫败感、冷漠、顺从、畏惧、满足、放任以及犹豫不决，是20世纪大多数人对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
对于20世纪30年代集体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及其在40年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点获得解释。民粹主义通常被理解为“被动的大众”，其根本特性就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激进的工人阶级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之间、在他们产生的激烈冲突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上述这些公式化表述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解释实际生活中民粹主义的许多小的经验，例如：它们不能说明为什么本来迥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言辞之间会相互产生关联，也无法很好地解答“人民”一词的文辞与现实的联系是如何通过不同阶级之间脆弱而短暂的相互妥协建立起来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一解释未能考量社会中分散的、未经组织和完全组织的元素，即大众，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产阶级两面性对于巴西政治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政治两面性直接对选举政治造成了冲击。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民粹主义者和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为1945年之前的巴西国内政治作出了解释。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变动的方式，中产阶级并没有对竞选政治的合法性形成清晰一致的舆论。在对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各种各样的怀疑中，在对于阶级冲突的恐惧中，一大批中产阶级看上去颇为乐于接受这样的政治放逐，甚至当他们落入陷阱时——需要说明，这个陷阱并不完全是由中产阶级自己挖掘的——也依然如此。作为选举中一个并不情愿的角色，中产阶级颇有不适之感，这在他们在选举中所持的民粹主义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中充分地得到了展现。在远离活跃的政治交易的同时，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完全避开政治事务。对他们来说，唯有技术的进步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能够令他们应对这一无法解决的困惑。
因此，兰伯特和索德雷之间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前景的这一分歧不仅仅是一次知情者与旁观者之间不成功的交流。从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从传统的委任制到论功升迁，从关系至上到利己主义，兰伯特相信，这些转变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而索德雷则隐约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由所谓“传统”自然过渡到所谓“现代”的过程，转变实际上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反复较量中形成的。
这一结论牵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不能仅仅归因于它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中间状态——这一结构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但中产阶级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团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反民粹主义？甚至，它真的具有政治色彩吗？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考察中产阶级时，仍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在巴西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秩序中，出现了等级制度与平等思想的矛盾、传统委任制与论绩升迁制的摩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变动……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二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3）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政治斗争中的这些两难处境和日常生活对于形成政治敏感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通常而言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是理解政治行动的基础，但在这里，它们却无法左右上述因素所隐含的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
使得中产阶级理念在20世纪如此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所承诺的、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推进作用，是一种不具侵略性的、非党派政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语义含混的理念，它在无序的社会中很容易被探索普遍真理的学者和追问生活真谛的普通大众作为全球性的模式来接受。离它本来的出处越远，时间越长，其理想与信徒们的实际经验间的差异也就越明显。
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留下的，究竟是难以言喻的困惑，还是史诗式的华丽篇章？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较早获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令中产阶级能够接受在等级制度的压迫和要求生而平等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在所有的阶级形态里，这一紧张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关系。在确立个人追求与合作精神之间的脆弱关系这一对于现代政治文化极为关键的问题之时，向上攀附的渴望和落入下层的恐惧共同塑造了中产阶级的主要角色形象。权力交易、疯狂消费、关注广告诸如此类都被视为是成功的理念，它们对于巴西制定经济政策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也为被标榜为“现代性”的巴西城市文化勾勒出了基本轮廓。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民粹主义实验的失败，为建构未来左右两方面的中产阶级批评确立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国内政治框架的形成，重新构筑了1945年之后的政治体系。中上层中产阶级组织与大批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活动的中下层中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合作，其相互间产生的影响使政府能够腾出手来镇压更为激进的劳工运动。
依靠对科技进步和家庭伦理的热爱，中产阶级试图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州联与社会加强的联系之间以及国家与其自身的关联之间找出一条折衷的道路，即使在质疑“政治斗争本身即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这一论调的时候也依然如此。通过折衷的方式，中产阶级协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尝试过各种鼓励的方法，但所设想的和悦有礼的政治气氛并未产生。中产阶级的生活最终证实，市场的力量制约着社会和政治体制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无论中产阶级如何行动，他们始终受制于市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三幻灭：威权统治之下的理性与奴性（1）
从高歌到厌倦1950年之后，中产阶级不再遏制自身对政治参与的渴望。在1951～1954年为创立国内石油工业而进行的激动人心的斗争中，中产阶级确确实实为巴西经济即将摆脱欧美附庸的地位而深受震动。利用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也深知这一话题可使报纸销量大涨），里约热内卢最畅销的媒体提供了大量版面，鼓励读者写信，声言“石油属于我们”。整个巴西，尤其是在大城市，市政机构、街坊邻里、工厂企业、专业人士、妇女、学生以及协会成员全都在宣传民族主义的观点。中产阶级在此次事件中特别踊跃，因为，该事件不存在阶级间的观点分歧，他们可以再次将自己视作帮助国家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航者。
但是，就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充满忧虑地目睹了发生在1953年3～4月之间的30万人大罢工。持有国家主义立场的总统韦戈斯或许有能力鼓动人们宣称，巴西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而独立，但这位“穷人的上帝”、工人的领袖看来却无法成功地对工人群体进行组织，因为其中的激进分子从来都不受约束。因此，当低级军官在1954年2月公布其“上校备忘录”，要求获得更高的“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工资”，并且谴责“党派争斗的灵魂就是冲突和矛盾”、“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暴力”时，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被这些一语中的语言深深打动。如“备忘录”所指出的，政府计划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将使得一个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工资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致相等。从这一点看，接下来的事件成了韦戈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54年，韦戈斯宣布，他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捍卫者”，并劝说工人们在次年的大选中采取果断行动：“作为一个市民，你们的意见在民意测验中举足轻重，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巨大力量。你们是人民的大多数。今天你们和政府站在一起，明天你们将成为政府本身。”这句话再明确不过地体现出了阶级冲突的威胁。
随着韦戈斯在1954年自杀，巴西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中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蔑视也日益明显。直到军队进驻以确保加斯利诺·库比切克担任总统，选战中亚图里斯塔和反亚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