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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辉煌的幻灭-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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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你不说真的不中,谁唱反调打谁的右倾。
  ●为人民公社争光吹点有啥
  坐在我面前的曹玉娥,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飒爽英姿,做了奶奶的她早已白发苍苍,和每一个山村的老妪一样度着晚年,从她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妇女队长的影子。她除了做饭,就是哄小孩,喂猪。提起放高产“卫星”的事,她摇摇头不乐意说,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缓缓地讲起那30年前的往事。
  那年俺才25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俺年轻时候,上进心可强啦,特别是看了电影《李双双》,俺就光想学着李双双的样子做。在队里干活,都是俺带着姐妹们干的。就说那块2亩9分地的试验田吧,是俺和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技术员陈根几个人培育的,开始定亩产2000斤。种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不生着新法子打2000斤不容易,过去我们都是五寸腿的耧种麦,两耧一垄,中间隔一条背垄。有人就提议,中间不留背垄,横着播一次种,竖着再播一次,麦子生长起来后都成了小方方格,不能下锄锄草,只能用手拔草。再一个就是多上粪,一车一车地拉肥,确实弄了不少,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弄了十多万斤肥料。
  后来,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伙都说这块地非亩产千斤不可。正准备割麦的时候,社长钟清德回来了,把我和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几个人叫到大队,说是开个紧急会议,钟清德对我们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清德又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陈世俊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呢?”
  钟清德说:“至少3000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得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100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了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试验田的麦子长得不错,打打试试吧。”
  我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地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高产“卫星”的放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想放恁大个‘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说:“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我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了我一眼,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慢腾腾地走路。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他这一说,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梁友仁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我们就组织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吭气。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放了出来。
  大科学家的惊世论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带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农业科学家也前来参观,对放高产“卫星”大唱赞歌。
  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也大量地吹起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安徽、河南等省的报纸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上千斤的省了。据《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多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
  全国处在一片疯狂的吹嘘海洋之中。岈山人民公社的3853斤“卫星”只好望洋兴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958年的秋天似乎耐不住性子早早地就到来了,不几天,高粱滚出红米,玉米甩出红缨,大豆不甘寂寞地摇响了金铃,红薯迫不及待地拱出胖胖的身躯。山民们早早地牵牛造场,磨好了镰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3853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3万斤以上的12416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2000斤到3000斤的26937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1816.7亩。
  悠悠40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1958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21.1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4000株,每株若有7个杈,每株可收14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3700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30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42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4000棵,每株100个棉花桃,按100个桃拆1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533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1958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1958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叫人热血沸腾,如乘风坐电,超火箭,越卫星,气吞宇宙,排山倒海,保证亩产千斤县,跃进声势冲破天。”
  乖乖牛皮太大太大了
  “卫星”上天了!其辉煌壮丽的景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今天的科学家在按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点火装置时,也禁不住自叹不如了。
  深夜,第六基层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清家里,灯光闪烁,灯光下,马清和生产队大队长徐铜锤、农技站技术员董长运在秘密交谈。马清发愁地说:“看来今秋这形势逼人哪!咱要不放颗高产‘卫星’,怕上级不愿意哩。”
  徐铜锤说:“那咱就放他一颗,奶奶的,牛皮也不是光兴人家吹,咱也兴吹吹。”
  马清问:“董技术员,你觉得这水稻亩产能打多少斤?”
  董长运沉吟片刻,说:“最多打个600多斤,虚报一点也只能打800多斤。”
  徐铜锤说:“800多斤不中,人家小麦还亩产3853斤哩,我看要放就放大点,在800斤前面再加个8就行了。”
  董长运吓得一激灵,说:“乖,8800斤的亩产呀,别打渣子了,牛皮太大了,太大了。”
  马清吸着烟,思虑了一会儿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就说水稻亩产8800斤,放出去再说。”
  于是,秋季水稻第一颗高产“卫星”上天了,亩产8800斤,在此监视收打的有团委书记冯道中、农业站技术员王新斋,证据确凿。好个“证据确凿”!
  第十一生产队的水稻高产“卫星”一放,把邻近的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吓了一跳:奶奶的,亩产8800斤这么大的“卫星”就在枕边硬是没发现,真是瞎眼了!想想,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还挺生气:你他娘的第十一生产队真不够意思,放这么大个“卫星”也不透个口风,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难看吗?你能放,哪个龟孙子不敢放!
  放!放个大“卫星”让十一生产队看看!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生产队队长李西庚自告奋勇,说:“就放我种的那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地,仅有1.2亩,玉米也确实长得不错。可“卫星”放得更不错,亩产5400斤,而且又是经团委书记冯道中监视收打的,准确无误。
  十队的人们心里平衡了,出气了。
  谎言的野火很快把人们的心烧野了,处在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里,人们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谎言说过100遍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表彰人们移山填海放“卫星”的冲天干劲,遂平县委及时编发出套红的号外,专门登载“卫星”奇迹。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第二基层社第二生产大队实现水稻亩产万斤,是该生产大队支书梁玉坤、大队长徐启山、技术员王臣创造的,在收打过程中,该社社长郑广毛亲自监收过秤,1.2亩的水稻试验田,竟打了16500斤,折合亩产13750斤。
  这一下子把8800斤的“卫星”甩得太远啦。
  群众放“卫星”,干部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第六基层社的党委书记徐本元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放“卫星”,让人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他和团委书记冯道中一商量,就在自己种的1.1亩水稻地里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卫星”。
  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该社第一大队第二青年队队长吴新亭、左德富一咬牙,放了颗谷子高产“卫星”,亩产1864.9斤。
  刚开始,人们在放高产“卫星”时,还有点顾虑。左顾右盼,想等别人放了自己再放。再说,谁也拿不准这高产“卫星”到底放多少算高产,看看人家,一比就心中有数了。可是谁知这放“卫星”也得抓紧时间,等人家乒乒乓乓放得满天都是“卫星”时,那些等待观望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放得越晚越被动。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卫星”就往大处放,越放越大,越放越高,人们仿佛吃错了药,得了“说谎症”,一个比一个地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一个比一个说得堂而皇之,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说得毫不羞耻,说得气冲霄汉,说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都知道是在说谎,人人都拼命地说谎,人人都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逻辑发生了错乱,而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遂平县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卫星”上天,专门在县委的红头文件上开辟了“卫星榜”以助声威。于是,更大的高产“卫星”直冲云霄,使银河系更加灿烂,让人瞠目结舌。
  高产不在地好坏,谁说劣地不打粮。岈山人民公社又放出一颗亩产31403.33斤的水稻大“卫星”。一亩水稻3万多斤,这在遂平县高产“卫星”史上是第一次。
  深秋的一天下午,岈山管理区第六大队水稻营营长赵书祥发愁得没吃中午饭,一个下午总是在稻田里转来转去,害牙疼似地哼呀嘿的。驻队干部王富合也蹲在地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们怎么能不发愁呢?上午公社来电话,催问有没有高产“卫星”,听口气十分不满意,说人家生产队大大小小的都放了“卫星”,就你们第六大队,连个“卫星”毛也没有,真的想当小脚女人啦!
  赵书祥心里着急:哪个龟孙不想放“卫星”?看着前前后后的生产队都争着放“卫星”,他心里实在是担心。有心放一个“卫星”吧,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不放“卫星”吧,上级饶不了自己,弄顶右倾的帽子戴戴就坏事了。正当赵书祥剪不断理还乱的当儿,公社催着放高产“卫星”的电话又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搞得赵书祥六神无主。
  驻队干部王富合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级派来到史庄蹲点的,一个秋天风里雨里也没少干活,累得黑瘦。可是庄稼怎么打也放不出高产“卫星”来。这让一贯老实本分的他心里直发毛。他心里很明白,高产“卫星”放不出来,他是甭想给上级交差了。轻则弄个右倾,重则丢了饭碗。可是,王富合打心眼里不乐意说这个谎话。事到如今,这个谎话不说又不中。
  两个老实人被逼急了,一咬牙,叫来了副大队长秦满盈、团支书秦守建。赵书祥黑着脸把上级要放高产“卫星”的指示向大伙讲了一遍,说:“大伙看看咋办?”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王富合看看大伙说:“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俺也知道说瞎话亏心,这个心咱就亏一回,放个高产‘卫星’。”
  赵书祥咬牙切齿地说:“奶奶的,这回咱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个最大的。让他们都知道咱史庄的人不是熊包。”
  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3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1000多斤的零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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