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6-中国大审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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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等待准备杀头。
公诉人王芳指出，张春桥今天拒不回答问题，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他是横下了一条狠心，准备杀头的。王芳请求法庭宣读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的证词。马天水揭发：“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两年中，张春桥在市革委会小会上，曾几次讲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徐景贤揭发张春桥曾对他说：“我有什么事的话，总是会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杀头的。”
在今天的庭审中，审判员王战平多次审问，见张春桥闭口不回答问题，对他严正指出：“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是无言可答，或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本法庭的审判。因为本法庭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王芳指出，张春桥，你听清楚“这一条法律对你同样适用。你不讲话，法庭就用证据来讲话”。
出席今天法庭调查的，有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
第二篇 短兵相接张春桥装聋作哑，拒绝回答对他的审问（3）
12月4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犯罪事实进行第二次法庭调查。
审判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造成伤残９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法庭同时对１９６７年５月，张春桥分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镇压群众，使大批群众致伤致残进行调查，并传唤在押犯徐景贤出庭作证；还宣读了张春桥老婆李文静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日的证词和张春桥自己１９６７年３月８日在山西太原市的讲话录音。
法庭还调查了张春桥１９６７年在上海指挥代号为“二四四”的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游雪涛小组”的游雪涛，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造反”起家后被张春桥发现，把游雪涛组织的“扫雷纵队”３０多人改组成这个反革命别动队，为张春桥等一伙效劳，专门诬陷老干部，进行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这个“游雪涛小组”，向张春桥提供１００万字的报告，制造冤假案件２６起，陷害干部群众１８３人，有五人致死。
张春桥面对人证、物证和审判员的审问，仍然歪斜着脑袋，表现出不死不活的样子，闭口不言，硬挺抗拒。
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进行第三次调查。法庭就起诉书指控，事实确凿证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他们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武装左派”、“改造民兵”为由，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在他们覆灭之际，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这一犯罪事实，王洪文、姚文元均已供认。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另外三个在押犯王秀珍（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施尚英（原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均出庭作证，供述了从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一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详细经过。法庭还宣读了在押犯马天水（原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在押犯黄涛（原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等的大量证词；投影展示了徐景贤１９７６年７月８日晚调动上海民兵的手令、指挥点的照片，以及叛乱作战方案、准备使用的部分枪支、弹药、电台照片等。
在大量人证、物证、书证面前，张春桥仍置若罔闻，一言不吭。法庭人员和旁听人员也都习惯了张春桥的抗拒伎俩，无不嗤之以鼻。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对张春桥的调查结束。
四、张春桥血债累累，罪不容诛
1980年12月20日上午9时，法庭在对王洪文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后，法警将张春桥押上被告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辩论。
公诉人马纯一首先发言，他指出，经特别法庭三次庭审调查，证明张春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早在１９６７年初，就在上海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所有的权都要夺”。并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诬蔑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主张“一个也不留”。张春桥的这些主张，事实上成了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疯狂镇压广大干部群众。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张春桥指使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第一次推向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多次诬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张春桥指使王洪文、徐景贤等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陈毅“投降帝修反”、“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同时，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诬告邓小平等人。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张春桥又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给再次打倒邓小平同志定了调子。
公诉人接着历数了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夺权、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常委的罪行，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的罪行，武装、改造城市民兵，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等。最后指出上述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九十三、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理过程中，态度顽固，在大量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长曾汉周告诉被告人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有什么话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听后，仍然像法庭调查时那样缄默不语，一言不发。
审判长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春桥还是一声不吭。审判长宣布：“等你两分钟。”
这时，人们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张春桥咬着牙齿，他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抖动，细碎的汗珠从脸上的汗毛孔里冒了出来，这暂短的两分钟对张春桥来说特别长，他也许想说点什么，他自知罪孽深重，他还能说什么呢，终于没有开口。两分钟过后，张春桥仍不讲话，审判长这时说：“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宣布：张春桥的犯罪事实审理结束，休庭。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1）
一、投机分子陈伯达
陈伯达，又名陈尚友，曾用名王通、曲突、陈志梅、周全、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一个“四代书香”的破落家庭。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其家庭71人，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有四人被镇压、一人被管制、一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20岁时出外闯荡江湖，他曾和叛徒陈文总、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排老三，后来他在名字中有“梅”字，可能由此而来。
1925年，陈伯达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投身于革命，不久后到上海读书，和康生是同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总务长为邓中夏、教务长为瞿秋白。他曾在上海《洪水》杂志发表过一篇反共文章。此后，他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又回到厦门，同国民党右派梁龙光、黄振家等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主要是共产党），进行组织复杂的斗争。陈伯达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围攻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农民讲习所的特派员罗明。陈伯达曾说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个‘卢布党’。”
1926年陈伯达经张余生介绍到张贞独立六十四师担任过秘书。同年冬，陈伯达又进入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担任秘书，还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清党”，陈伯达被通缉，张贞给他1000元钱，派人将他护送上船，一直到上海。
陈伯达自己说他由陈明和张余生介绍，1927年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陈伯达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向张贞的亲属、军需员张达卿写信求救。张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到北京活动，经原东北军少将邰斌山的关系，陈伯达办了出狱手续……
陈伯达，在白区工作，曾任北方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宣传部长。1937年2月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1937年9月从北平到延安，开始不被重视，仍担任10年前的职务——宣传部出版科长。1938年6月，陈伯达托王明把他写的《三民主义概论》一书带到重庆出版。书中极其错误地对北伐前夕的蒋介石做了过高的吹捧，毛泽东发现后对他进行了指点。
陈伯达与毛泽东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39年春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成为毛泽东的秘书。1943年7月10日陈伯达经毛泽东主席的授意和修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做了抨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而陈伯达也因此出名。
陈伯达，这个貌似迂腐，甚至连话也讲不清爽，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是个大奸似忠的大大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1949年12月，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祝寿文章，称斯大林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天才导师”，称毛泽东为“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若干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则称毛泽东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和“天才导师”，而林彪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这是耐人寻味的。陈伯达在访苏期间，为取悦于斯大林，哗众取宠，喧宾夺主，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56年9月28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到8月中旬庐山会议，陈伯达弄错了风向，险些翻车，他很会投机取巧，从反“左”急转弯，跟着“反右派”大批彭德怀，大骂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就是这个陈伯达，他曾毛遂自荐，主动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几何时，黑白颠倒，“文化大革命”中他批这本书“反动得不能再反动了”；1964年他欣赏推荐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大批《桃园经验》；又是这个陈伯达，开始没有挤上批判《海瑞罢官》那班车，他几次去找江青密谈，求情“入伙”，这才成了江青的一员“大将”。
“文化大革命”伊始，这个很会钻营的陈伯达，投靠江青、康生，也真的扶摇直上，显赫一时：他起草《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在全国从“破四旧”开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使多少干部群众无端受到诬陷、迫害；7月27日至30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第五号人物；他伙同江青、康生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陆定一。他在唐山一句话，就可以使上万人挨批斗，几千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他还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传闻拿来栽赃陷害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元帅。……为了篡党夺权，他尾随江青，干尽了坏事，可谓嚣张一时，疯狂至极！直到兵败庐山。
陈伯达投靠江青，后来渐渐失宠，在党的“九大”前夕，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他及时窥测风向，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于是又是送礼又是求情，跑到毛家湾向叶群献殷勤，投靠了林彪。陈伯达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论”，搞“和平过渡”篡党夺权阴谋的罪恶活动，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第一个被捉，翻了车，倒了大霉。1970年10月18日被软禁、审查，不久，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陷入没顶之灾。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后，陈伯达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在病房中监护。
陈伯达这个投机分子，大大野心家，过去在向他的一个同乡吐露心曲时说：“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陈伯达的一生和他的罪恶道路，大概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吧！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2）
二、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供词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上午，对被告人陈伯达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
时年７６岁，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步履蹒跚，是由两名法警挟扶着带到法庭的。他戴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法警扶他坐在被告席上时，他还左顾右盼望了一下，看来他的头脑清楚。
法庭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由审判员任凌云、李明贵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审问时，陈伯达装疯卖傻，说，“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
陈伯达可以说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和事实却不会忘记：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