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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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基础、短桥台。第二，石拱桥所用拱石压强度极高，安济桥拱石每平方厘米抗压强度为1000公斤，桥身有超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传说张果老、柴王爷负重过桥，一个在毛驴上装着日、月、星辰，一个在小车上装着五岳名山，所载何其重，但桥面上仅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古人以形象的传说故事表明了大石桥有神化般的稳固性。经现代科学验核发现，由于在拱肩上开出4个小孔并采用16—30厘米厚的拱顶薄填石后，使拱轴线（一般就是拱券的中心线）和恒载力线一根绳子悬在空中，其形状就是该绳子的拉力线，若把它翻转180°，就是恒载压力线。甚为接近，造成拱圈各个横截面上均受压力或受到极小的拉力，这是拱圈千年不坠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三，桥身大拱的两肩各有两个小拱，它们的作用还在于当河水暴涨的时候，又能帮助宣泄洪水，增加桥洞的过水量，减少洪水对桥身的冲击。唐张嘉贞在《石桥铭记》中说：“两崖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讲的也是这一道理。据计算，4个小拱大约可增加过水面积16。5％，自隋至清，河北省发生洪水多次，大石桥并没有被冲没，再次证明古人的设计完全合乎科学原理，施工技术更是巧妙绝伦。
古人认为只有“神丁”才能造出这样精美的桥。整座桥两侧共有44根望柱、42块栏板。从雕刻变换方式来说，望柱可分3种，一是柱头多用双宝珠，柱脚作成方凸榫，尺寸略小。二是斗子竹节式望柱，它自地木伏之上采用竹节，然后连续刻画盆唇，斗形撮顶，覆钵，顶端是轮廓柔和的单宝珠。三是最精美的蟠龙望柱，柱身长，底为地木伏，在地木伏与盆唇之间浮雕蟠龙，盆唇上连续用斗形撮顶和覆钵，顶部再加节纹4节。蟠龙似汪洋戏水，苍龙欲意腾飞，龙兽之状，跌宕多姿，刀法苍劲古朴。在主拱顶上有龙门石一块，雕吸水状龙头，寄寓石桥长久永存，不受水害之意。在仰天石（帽石）雕八瓣莲花，点缀于桥侧，手法浪漫。大石桥的栏板雕琢精美，年代最早的是隋朝雕龙栏板，在半圆形寻杖和方形地木伏之间刻饕餮或行龙，蛟龙或单或双，或盘或游，有的鳞甲披挂，有的以花叶宝珠衬托，形象如生，神态动人。其次是具有六朝风格的斗子卷叶栏板，在寻杖与地木伏间加盆唇一道，其上刻斗子卷叶二、三、四片不等。再次是金代栏板，取人物山水为题。此外还有以故事、龙虎、卷叶荷叶题材的石雕栏板。这些建筑装饰，雕技圆润纯熟，细微之地多富于变化，艺术风格新颖独特，别具其殊。
国内享有盛誉，美名也远扬国外，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中国建桥的技术和艺术经李春之手得到了弘扬和发展，理应受到天下人的景慕，清代饶梦铭诗曰：“谁到桥头问李春，仙驴仙迹幻成真；长虹应卷涛声急，似问残碑悦故人。”
赵州桥堪称世界名桥，它的交通使用价值已成历史，但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世代永存，是燕赵大地上一块夺目的瑰宝。
二、无定河上的“永定”桥——卢沟桥
发源于山西省北部管涔山的桑干河，东流至河北省称无定河，以因频频泛滥成灾而得名。多少世纪以来，河上从无经久坚固的桥梁问世，自金代建卢沟桥，虽洪水滔天而桥却安然无恙，至今已800年，被誉为无定河上的“永定”桥。
（一）桥梁工程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位于北京市西南部，桥名源自卢沟河。这条河又称无定河，清康熙皇帝改称永定河。河的上游桑干河夹带大量泥沙而下，水流混浊，故又叫黑水河，“水黑曰卢”，这是卢沟河桥的名称由来。
卢沟河上原有渡口码头，也有暂用的浮桥，《新唐书》记载：“自桑干河抵卢思台，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欲通漕至卢沟桥。”不过这座桥是非永久性的。据宋代使臣许亢宗所著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这是北宋使臣在宋宣和四年（1125年）所见。金代海陵王在贞元元年（1153年）决定将都城从东北肇兴之地迁中都（今北京市）。时金宋对峙，作为半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改善中都与都南广大地区的交通状况已势在必为。《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要津，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名广利。”史书记载的广利桥就是卢沟桥。
这座桥长2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自16米到21。6米，宽约8米，路面平坦，几乎与河面平行。每两个石拱间有石砌桥墩，把11个石拱联成一个整体。由于各拱相联，所以这种桥叫石拱联桥。卢沟桥建成于金，以后历代加以修缮，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令造过街塔于桥上”。明正统九年（1444年）曾重修石栏。清康熙七年（1668年）大修，“整顿如旧”。雍正、乾隆两帝时对桥面、桥柱等部位也作过翻修，至今，卢沟桥仍保存着历史的原貌。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最早向世界介绍这座桥的使者，他说：“自汗八里城（即元大都——今北京市）发足以后，骑行十里，抵一极大河流，名称普里桑干（即卢沟河）。……河上有一美丽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者。”他还说：“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马可波罗游记》）
（二）卢沟桥的科学与艺术价值
卢沟桥是多跨拱桥，全桥由11个不等跨圆弧拱组成，拱卷用框式模联法砌成，在每个拱底有8道贯通的模条石与券脸石相交砌，使整个拱形成一体。在拱背上平铺护券石一层，拱石与拱石之间有腰铁相连。这种多跨拱桥与安济桥不同，11个孔洞间，每相邻的两孔都有一个共同的拱脚，因此，桥上每孔的承载都有全桥各孔的“支援”，参与协同承受压力，使大桥“坚固莫比”。
传说，卢沟桥藏有斩龙剑，每每洪水排山倒海而下，10条恶龙能使洪水驯服地自桥孔中通过，大石桥安然无恙。这10条龙其实就是10个桥墩的分水顶。造桥者根据卢沟河水势凶猛的特点，砌筑了10座特殊的桥墩，墩宽自6。5米至7。9米不等，墩前逆水面均有尖长为4。5米至5。2米的分水尖，也叫“尖嘴”，每个分水尖顶部垂直嵌放一根26厘米边长的三角铁柱，分水尖凤凰台上再加放1。82米厚的压面石，使其更为坚固。每逢洪水冲下，它能斩冰分水，大大减轻冲击力，保护桥墩。据记载，元明清以来，河北省三次特大洪水，两岸河堤均被摧毁，唯卢沟桥得免，足见其坚固。
卢沟桥不仅重于实用，而且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传统，把科学的造型结构与精湛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俗语说，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石桥上有精雕细琢的502个石狮子就是卢沟桥的艺术特色之一。明朝史籍《长安客话》上说：“左右石栏刻为狮形，凡一百状，数之辄隐其一。”这些石狮多数雕刻在石柱上，姿态各异，有的母子相抱，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像倾听水声，有的像仰望云天。大石狮有雌雄之分，雌的与小狮玩耍，雄的在滚动绣球，千姿百态，神情活现，惟妙惟肖。
卢沟桥自身美，它像“苍龙北峙”，如“卧虹千尺”，同时也增加了环境美。大自然的美与卢沟桥浑然一体，勾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乾隆咏题“卢沟晓月”，成为燕京八景之一，这是情景交融的描绘，是卢沟桥独有的艺术魅力。
坐落在华北至东北陆路交通咽喉要地上的卢沟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建桥以来，金元更迭、明清交替之际，这里都发生过激战。1937年发生在此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和宛平墙头上的累累弹痕，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浴血奋战，抗击外侮的历史见证。
燕赵大地上饱经风霜的座座古桥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是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九章 帝王陵墓
帝王陵墓建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大地是中国封建帝王陵墓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墓葬起源于人类灵魂观念的产生。在上古时代，墓上还没有封土或其他标志，即所谓“不封不树”。以后，为识别和祭奠先祖，墓就有了坟丘。到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高大的墓冢，《周礼·春官》载“以爵为封丘之度”，即爵位等级越高，封土也越高，状如山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附近也有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这种形式的封土称为“方上”，用黄土层层夯筑，底宽上狭、方形平顶，故称“方上”。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专称“陵”，将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如“山陵崩”，即指君王去世了。从秦汉起，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皇帝至高无上，其墓上的封土形如高山，帝陵附近还有大范围的礼制建筑物，地下墓室安放着皇帝的棺木和随葬品。汉时，个别帝王也有以山为陵的，如汉文帝的灞陵，在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也是开山凿洞修成。这种凿山造墓的形式盛行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唐代。“依山为陵”比“封土为陵”更显得气势雄伟，象征着皇权的神圣尊严，体现了帝王气魄之宏大。经过辽金元数百年，到了明清时期，燕赵大地作为畿辅之地，累世帝王陵墓都在北京附近选点立基于“风水宝地”之上，以山为屏，宏伟壮丽，格外庄严肃穆，如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皆如是。这一时代的坟丘已变成宝城、宝顶式，宝顶之下是地宫，封建帝王陵由“依山为陵”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古人认为“事死如事生，礼也”。所以帝王陵是仿其生前从政和生活的都邑宫室营造的，从巨大的陵墓，到作为供奉、祭祀用的建筑群，形成一个宏大的陵园。早在战国时代，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就出土一块《兆域图》铜版，即陵园平面图。经过2000多年的演变，发展至明清，陵园格局已形成定制，地面建筑主要是祭祀建筑群，一条神道贯穿南北，四周筑以墙垣，满园苍松翠柏。陵园的地下建筑主要是宝顶下的地宫，宫内的建筑和陈设极其豪华精致，堪与帝王人间宫殿媲美，大批珍贵的随葬品，如衣冠服饰、丝麻织物、陶瓷玉器、金银珠宝，盈千累万，竞吐光华，无数的宝藏是帝王生前豪华腐朽生活的见证。
历代封建统治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庞大的陵墓和用来供奉、祭祀、朝拜的建筑群，并不断举行隆重的谒陵活动，这是推崇皇权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今天，历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建筑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史、建筑史、艺术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和政局变动的很有价值的材料。
第一节 燕、赵、中山王陵
一、燕下都王陵
燕下都是战国时燕国都城，位于今河北易县城东南高陌村一带。燕下都故城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挖掘、勘察和钻探已证实，内城西北角外“虚粮冢”的土台和内城西北角的“九女台”都是当时燕国王室的陵墓。在“虚粮冢”有13座古墓，封土高低不等，有的高达10—15米，分4排布列，井然有序。“九女台”还有10座古墓，其中挖掘清理的第16号墓，封土高大，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前后有两处墓道，墓室全长10。4米，宽7。7米，深7。6米。主要出土文物是成组的大型陶器，质地较细、内杂云母、表皮微亮、器形模仿春秋以来的铜器，浑厚大方，如成组的编钟、列鼎、豆、壶、簋、盨、鉴、盘、尊、盉、匜等。器物的足、柄、流、耳、环等部位多成兽面形象。器表刻划、拍印或赭色彩绘花纹，均模仿铜器纹饰，如陶纹、兽面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雷纹等。出土玉石器中，有成组的石罄、珮饰、玉珠等，但未出现铜器。燕下都九女台16号墓的挖掘对了解燕国王室陵墓的结构及器物的一般特征很有价值，而且也为燕国文物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二、赵邯郸王陵
赵邯郸故城遗址，经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勘察，已知在王城西北15公里的陈三陵村是赵王陵墓区。1978年试掘，在西北4公里的万家村一带又发现了赵国贵族的墓地。
赵自敬侯选都邯郸，传八世而亡。八代国王陵墓见于《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有肃侯十五年“赵寿陵”，武灵王陵在“蔚州灵邱县”，末代君王迁“流放于房陵”（今湖北房县）。余下五王（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未见记载。考古工作者发现陈三陵、周窑、温窑五个陵区中的陵台不仅有高大的封土，而且有高大的台基。从遗存的砖瓦证实，当时有“享堂”类建筑，陵周有围墙，各陵背岗面阜十分壮观。5座陵台排列井然有序，布局结构相同。陵前有御路，台上有享殿，台周有坊，园寝外有围墙，其规制与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兆域图”规制相同。3号陵台可能是赵王和王后的合葬墓。
三、中山国王陵
1974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勘察并发掘了中山国灵寿故城及中山王墓。中山王墓区在城西北部约2公里的西林南坡上，东西并列大墓两座，西边一座是中山王？的陵。封土为陵，高约15米，南北长110米，东西宽约92米，封土中部有地面建筑遗址。墓的主室结构平面呈“中”字形，南北长110米，宽约29米，底距口深5。7米，分南墓道、北墓道、椁室、东库、东北库、西库6部分，规模宏大。陵墓地面上有陪葬墓6座，分列东、西、北三面，南面还有车马坑2座，西侧台下有杂殉坑和葬船坑各一。这是一座典型的战国时代王陵，虽然地表已是荒基零础，但发现于椁室的“兆域图”铜版却显示出王陵初建时的规模和形制。“兆域图”标明了“王堂”、“王后堂”、“哀后堂”，以及其他宫、垣的位置、建筑结构和尺寸。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1厘米，上面的铭文和建筑标记均用金银镶嵌而成，至今清晰可见。这是全国发现的最早的帝王陵墓规划图实物。按图版所记，地面有二道长方形的宫垣，南边正中开门，宫垣中间并列5间“堂”，中央为“王堂”，左右两边有“王后堂”和“哀后堂”，均“方二百尺”。墓上封土呈覆斗状，顶上有圆形的回廊建筑。所谓宫垣即陵园围墙，所谓“堂”即寝殿，是死者灵魂安居的地方。另一说，“堂”是供后人祭祀祖先用的“享堂”，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二者的分歧姑置不论，先秦陵墓封土的高大和地面建筑的规制对后代王朝肯定有着极大的影响。秦汉帝王陵的宏伟建筑和逐步完善的封建兆葬之制就是在先秦陵寝制度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起来的。
中山王墓出土文物丰富，其中最珍贵的如铁足铜鼎，为铜铁合铸，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壁有铭文469字，构字秀美，刀法娴熟。铜方壶，通高36厘米，直径35厘米，盖顶饰云形钮，肩部饰双龙，造型美观，方壶四壁铭文450字，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