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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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山林中的采集，其代表文化为兴隆洼及其以晚的文化；冀中以北包括拒马河、洋河及永定河下游，原始经济是以农耕为主兼有南北混合农牧经济，代表文化是南阳庄文化（后岗一期仰韶文化）；冀中冀南属中原新石器文化，为原始农业部落聚居区，其代表文化是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诸类型。这些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构成了8000—5500年前中国北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环节。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距今7000多年的磁山人，是一从事以栽培粟为主的谷作文化原始部落，农业经济色彩十分明显，磁山文化遗址被农业史学家誉为谷子的故乡，它的影响之广大，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之突出，都是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的。
燕赵地域文化步入青铜时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其分布范围在辽西、旧热河区，直至冀中的拒马河、永定河流域。这一文化的早期与冀南龙山文化相近，晚期则进入到早商文化，中间包括了整个夏代，原始社会逐步解体了，中华古文明进入到奴隶制社会。这时燕山南北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兄弟民族在这里汇聚交融，在燕赵大地上，更创造出了辉煌的、灿烂多采的殷商和周燕文化。
第二章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集合体，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形成、发展和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域各民族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燕赵地域处于北方，辽阔广大，燕山南北，长城内外，自远古以来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汇聚，因此，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汉族之间两种相互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融合。从历史的发展顺序看，先秦时期的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魏晋北朝时期的柔然、敕勒，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奚，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契丹、沙陀、女真，元明清时期的蒙、满等族，都在北方这块土地上，有过形成、发展、壮大和相互融合的历史。“五胡”、辽金在这里有过割据称王的历史，元明清朝则在燕赵的腹地北京建立国都，形成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统治着全中国。因此，燕赵地域民族文化的融合浑成，不能不带有在这种自然地理和历史背景条件下所形成的双重蕴含，即：平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这是地域民族融合，互吸优长，共同发展的结果，从而使燕赵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的皇家气派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不仅显示出燕赵区域民族融合的特征，而且表明了其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第一节 先秦时期北方的戎狄
一、黄帝、尧、舜、禹与猃狁、荤粥
（一）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猃狁（亦名玁狁、荤粥、獯鬻、薰育、猃允、荤允等，《史记》里猃狁与荤粥并提，《汉书》里则猃允与薰粥并提），为匈奴之先世，从远古的传说时代起，就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唐虞以上，荤粥就和山戎、猃狁“居于北蛮”。北蛮，即北边。他们是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活动中心方位。概而言之，今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燕山以北，东北辽河以西，大约为他们的活动范围。
黄帝部落由陕西渭水流域（一说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一带），迁至今河北涿鹿的山湾里。在涿鹿阪泉之野，先后和炎帝、蚩尤发生过战争。特别是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黄帝族借涿鹿一带的天候地形之利，加之“徵师诸侯”（实为联合各部落首领）的联合力量，大败蚩尤，奠定了尔后华夏族定居中原的基础，当时在中原以外的四周，北有荤粥、猃狁，西有戎族和羌族。
黄帝借助于战争，统一了不少氏族部落，成为中国历史上夏禹以前势力最大的共主。《史记》上说他“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阪泉、釜山，这三大与黄帝伟业相关的要地，均在今河北涿鹿县境内。釜山，地处涿鹿、蔚县间的协阳关要冲之地，这里的山谷隘道，为古代南北的协阳关路。黄帝北逐荤粥后，在这里与各部族首领，结盟统一符契，这是众多部落结盟的大联合，也是众多部落屈尊于一个“共主”的初步统一。这一举措，无疑是当时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黄帝在涿鹿山湾所营之邑，可看作是他东迁后在这里立脚拓业的根据地。
（二）尧、舜、禹与猃狁、荤粥
从古史记载看，黄帝之后先后践大位的天下共主是唐尧、虞舜和夏禹。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在中国古代的冀州，后人记述他们的“帝都”均在冀州。《禹贡》未言冀州的四至，史学家顾颉刚在《禹贡注释》中曾说冀州的领域，约为今山西全部，河南的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及辽宁的西部。也有史家认为“冀州之北界当于阴山”。与唐虞夏在这一中土地区相伴随的还有匈奴的先世猃狁、荤粥。史学家吕思勉在《读史札记》中说，其初猃狁、荤粥即在今河北、山西之腹部。梁启超在《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则说，黄帝至尧舜时，荤粥曾占有今陕西之全部及山西之大部，由于尧舜禹起而逐之，才使之受挫北迁，到了“夏殷之衰，国威不振”时，荤粥部族才渐复了唐虞之前的所占之地，这就是后来的戎狄。
尧舜禹既与猃狁、荤粥错居于冀州境内，自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会有往来、依存和互补的关系，宗亲方面也会存有婚姻的血缘关系。这在后来的古书记载中有所反映。《管子·揆度》就记有尧舜时曾使“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以中原的农产品，与北方山林狩猎者进行物资交流。《墨子·节葬》中则有“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之说，这可视为尧舜的教化，波及到猃狁、荤粥。《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曾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幽陵，即幽州。这说明，在尧舜时期，中原与北方在人文习俗方面，彼此都互相影响。
二、夏商与土方、？方和鬼方
夏商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的氏族部落群体，除猃狁、荤粥外，还有土方、？方和鬼方。
（一）夏与北边的方国部族
禹继尧舜，是许多部落联盟共同选举的大酋长，建都阳翟，曾南向征伐苗黎，追到长江流域，巩固了华夏族在中原的地位。他北来过没有呢？来过。《诗经·商颂》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有：“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注家解释这些话的意思为：是禹巡察土方之地，以敷治洪水。土方是当时居于北方的部落群体之一。郭沫若作土方考说：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内蒙古包头附近。史学家邹衡认为晚商时的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县。禹既巡察土方，不仅意味着中原华夏与土方的交往，也意蕴着一种统属关系。
禹和他的儿子启建立的夏王朝，是一次新的历史变革，是用奴隶制的国家代替氏族公社制度。这一奴隶制王朝的出现，是经过剧烈的斗争才完成并巩固下来的。这是一个财产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变时代，《礼记》把这时称之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时代。王权的建立和私有制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夏朝以启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奴隶和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在王朝领域内划为九州，“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把属民按居地分成九个区域进行统治。对领域外的四周部落也进行过长期战争，有时整个被征服的部落变成他们役使的对象。例如古本《竹书纪年》就记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的话，后芬，即夏后芬，御，古训为服侍。据史书记载，匈奴的先世荤粥和夏后氏有过接触和往来。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对这句话历代注家释解不一。唐司马贞《索隐》引乐彦《括地谱》是这么解说的：“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文中的獯粥，即荤粥，其子獯粥，即指夏桀的儿子淳维。他在夏末投奔荤粥，犹如商末箕子奔去朝鲜一样。）清代学者雷学淇在他的《介庵经说》一书中指出：“三代支庶亦有国于荒服者。”“三代支庶”，为夏商周三代的后裔；“荒服”，是指匈奴先世荤粥在内的戎狄。这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后裔，于国破家衰之际，多北奔到北方游牧部族那里去。这反映了中原和北方在政治上的不可分割性，在民族关系上的彼此依存性。
（二）商与北方诸方国的关系
商王朝幅员辽阔，史有“邦畿千里”之说。商文化所及地域更广，南达江南的湘赣，北达辽宁、内蒙古等地。在商的周围，同时还交错存在着许多与商有联系的方国和部落，见于甲骨文记载的就多达几十个。其中著名的有：土方、？方、鬼方、邛方、羌方、周、人方、盂方等。除人方地处东南外，其他方国都处在商的北方和西方。他们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据商代卜辞所显示，武丁之世，环绕于中原北方的方国部落为土方，西北方为鬼方，西方为羌方。这些族称的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是许多共处于一地的不同部落共同体的统称，有的则是一部分部落共同体的单称，极难具体划分。一般说，他们是游牧民族。
商代在今河北等地的方国和部落有：苏氏（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启氏、受氏（今河北磁县），朵氏、胆氏、鲜虞（今河北藁城一带），曼、鼓氏（今河北晋州市一带），有易、邶（今河北易县、涞水），蓟、燕、亳（今北京市一带），令支、无终、孤竹（今辽宁喀左和河北卢龙），亚氏（今河北丰宁），土方（约在今河北北部至辽西一带），还有邢台市附近的井方等。他们多居于商的疆域之内，自然是臣服于商的属民，其国也为商的附庸，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无疑也比四周的方国更为密切。例如武丁之妻妇妌就是井方之女；燕，在甲骨文中的原始文貌为“妟”，这说明在西周势力到来之前的商时，这里就是古“妟”方国，甲骨文中有“妟来”、“妇妟”契刻，妟来，指妟方人到殷商来，妇妟，指妟方之女嫁于商者；孤竹，是商的一个附属方国，《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是商汤三月所封，商周之际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相互让国，乃至周武王伐纣时，他们进谏罢兵，武王不纳，他们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可见他们与商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商朝是强盛的古代国家，以商王为首的王朝中央政权，统辖着相当广大的地区，在燕赵地域布立的大小方国部落，其边远强大者，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在商朝邦畿之内者，为臣服于商的附庸，对商王负有一定的贡纳、保卫等义务。这里的民族间的融合，体现着两种方式：军事征伐的强制性，和平交往的渐进性。
北方游牧氏族群体繁多而且复杂，他们的关系归属，或为猃狁、荤粥的后裔，或为与其并存的部落群体，由于历史久远，史料有限，今人是很难理清其来龙去脉了，一般来说，禹之前曰猃狁、荤粥，商曰方，周曰戎狄，秦曰匈奴。
三、西周与北方戎狄
周族历史悠久，从传说中的始祖后稷起，到周武王灭商，一直是从西向东迁徙，与西方的戎狄杂居有十余世之久。
武王灭商后，周族君临中原，追随周人的部分戎狄进入内地，也有不少仍留在边裔“荒服”。从燕赵地域看，西周的北方民族主要为戎狄，晋北有犬戎（也称严允），燕北有戎，偏东北有山戎、东胡、肃慎等；在周的邦畿之内，多有狄人。周代商后，以“中国”自居，为了巩固和发展周朝的政治势力，扩展疆土，积极发展同四方诸民族的关系。在西周统治者的心目中，“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显然是把周围各族都包括到周朝的疆域之内。周边各族也先后向华夏族的“中土”、“中国”朝贡，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四、春秋战国时的北狄和东胡
春秋和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游徙，从而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以北方狄族来说，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太行东西、燕山南北多有分布，支系繁多，有赤狄、白狄、长狄三大支系。随着族系的繁衍和活动领域的扩大，支系中又出现许多分支，如赤狄有潞氏、甲氏和东山皋落氏等，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西境内。白狄则有鲜虞、肥、鼓等，在今河北境内。长狄有鄋、瞒等，在今晋冀相邻地带。赤狄潞氏曾建立潞国与华夏族对抗，鲜虞、肥、鼓则屡屡遭晋所伐。春秋时由于晋国和齐国的崛起、强大，压抑和兼并了戎狄的势力，如晋灭赤狄，齐伐山戎、令支、孤竹等。到战国时，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仅有鲜虞族人建立的中山国了，其兴亡凡118年，其间一度被魏所攻灭，复国后一度强大，位列“七雄”之后，最后为赵所灭。周所分封的姬姓的燕国，是在齐、晋消灭和削弱了戎狄势力之后逐步强大起来的，在这之前，燕夹于戎狄间，罹难颇多，燕桓侯时，受山戎威逼，曾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内）。燕庄公时，山戎侵燕，庄公向齐告急求救，始有齐桓公北破山戎之举。只是到了燕昭王招贤纳士力行改革之后，燕国才振兴强大起来，燕将秦开破东胡，向东北扩至辽东，拓地千余里，并修筑长城，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建都邯郸的赵国，除灭中山之外，还兼并了北狄人的代国，拓地至今山西代县、大同及河北宣化、蔚县一带。赵武灵王时，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在原戎狄地置云中、九原等郡。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变革，在云中、原阳设置“骑邑”作为训练骑兵的基地，又迁赵人于九原，这样在赵之北部，形成了多民族的错居融合区域。戎狄内迁中原，华夏族向北发展，相互交错杂居，自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史籍所载这方面的内容颇多。彼此之间联姻通婚方面，如晋公子重耳和赵衰娶狄女，赵襄子的姐姐嫁与北狄代王为妻，晋献公娶小戎之女为夫人，晋景公之妹嫁与赤狄潞子婴儿为夫人等。彼此之间都有向对方的逃亡和出奔，如晋公子重耳奔狄，晋将荀吴奔鲜虞等。戎狄上层贵族接受华夏文明，如潞子、肥子、鼓子、戎子、无终子等爵号，就是吸取了华夏族的公侯伯子男爵号称谓的。鲜虞中山国接受华夏文明更为显著，从出土的铜器铭文看，中山国君专行仁义，崇儒学，从其随葬器物、墓葬制度和文字方面看，虽保有某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但总体方面已和华夏文化大体一致了。
华夏文明也吸收了戎狄先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