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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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看，虽保有某些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但总体方面已和华夏文化大体一致了。

华夏文明也吸收了戎狄先进的东西，如畜牧生产的发展和骑射技术的提高，就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骑代车，以靴代履，以胡服代裘裳，以左衽代右衽等，无一不是从戎狄那里学来的。燕赵优质的军马，驾驭和豢养的技术，也是从东胡、林胡、楼烦和代及中山等游牧民族那里得来的。在农业发展方面，“戎菽”（即大豆）和“冬葱”就是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传播到中原的。戎狄的内迁，也补充了中原劳力的不足，为华夏族增加了新鲜血液。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比如，从两汉直至金元之际，在燕赵之地的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一带），仍有白狄的后裔留名于史书，西汉的鲜于文宗、东汉的鲜于辅、北齐的鲜于世荣、元代的鲜于枢等，就都是范阳人。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匈奴、乌桓和鲜卑
　　一、秦与北方的匈奴

　　秦统一天下后，在全国初设36郡，在燕赵区域有不少郡是得之于北方民族的。从燕得手的上谷、渔阳等五郡，原本是东胡之地；从赵得手的巨鹿郡，原本是白狄中山之地，代郡，原本是代戎代翟人之地；九原郡，战国时先为林胡、楼烦托足之地，后为赵国所有，战国末又被匈奴所据，秦可说是直接得之于匈奴，间接得之于赵国。

　　匈奴崛起于战国后期，本是“百有余戎”（《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支。这一支强盛以后，征服其他各支，便以匈奴概称。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建立了奴隶制政权。战国末期，赵国名将李牧曾“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李牧列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8年派大将蒙恬率大军30万，征伐匈奴，头曼单于战败北遁200余里。此后匈奴畏秦，北徙10余年。为了防御匈奴，秦将原来秦、燕、赵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北到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孟家湾），东沿河北北部围场、内蒙古赤峰、辽西的阜新一线到辽东，这就是著名的秦代万里长城，它是秦统一的象征。长城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虽是阻隔民族大融合的障碍，但长城又是民族交流的纽带。

　　二、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一）西汉前期与匈奴间的“和亲”与战争

　　西汉政权建立后，匈奴的势力已延伸到现今的山西、河北北部。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骑兵进入山西中部，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次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从晋阳出发迎击匈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南）陷入匈奴骑兵的重围，后用陈平之计，以厚礼重贿冒顿的阏氏，才得以解脱。从此，西汉政府迫于实力的虚弱，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宗室女嫁于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绣、锦、絮、缯、酒、食物等。又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以长城为界，以北为“引弓之国”为单于所领，以南为“冠带之室”为汉皇所统。双方还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保障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匈奴以其马匹和毛皮等特产换取所需的手工业品及盐、铁等，塞北的牛、羊、马、骡等大量进入中原，为中原提供了耕畜和食物。这种“和亲”政策，从高祖刘邦始行，经过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初年，一直没有改变。

　　燕赵北部，时为汉人和胡人的错居之地，是匈奴和西汉的对峙地带。汉初刘邦多分封异姓王于燕赵之地，但从实际看来，这些异姓王，极易受汉和匈奴两强的作用而发生摇摆，或因失去西汉的信任而归降匈奴，或因受匈奴的胁诱而背汉。如刘邦初即位时，燕王臧荼、卢绾先后叛汉，逃亡匈奴，继尔代相陈豨反叛，也与他暗地里和匈奴联结有关。后来刘邦在燕赵之地改封同姓王，先是封其兄刘喜为代王，后又立子刘恒为代王、刘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等。西汉在燕赵之地郡国并存，封宗室子弟为王，就是基于汉匈对峙、既和又争这种形势的需要，在这里既展现了民族间经济文化融合的一面，也展现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冲突的一面。

　　（二）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也空前加强，基于这种国势，武帝对匈奴转而采取武装进攻，意在消灭其军事有生力量的政策。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10年间，西汉与匈奴进行了10多次战争，其中大型的决战有3次。

　　其一，公元前127年，匈奴到上谷、渔阳（今怀来、密云一带）劫掠，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击，在河套地区大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等，夺回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并招募内地10万口迁居朔方从事建设和守卫，修缮了秦时蒙恬所置要塞和沿河军事工事。

　　其二，公元前121年，西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由陇西出击匈奴，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打通了通西域的道路。

　　其三，公元前119年，匈奴从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一带）、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进攻西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分两路迎击。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在沙漠地带大败匈奴军，单于仅率数百骑逃往漠北；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塞外两千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获7万余人。匈奴残部逃往漠北，西汉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10万多马匹。这次决定性的战役，卫青、霍去病所率大军都是从燕赵地域出征的，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三）匈奴隶属于西汉

　　西汉昭帝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统治权相互攻杀，至宣帝时形成五单于纷争局面。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打败屠耆单于，屠耆单于的儿子率残部降汉；后不久，呼韩邪单于又被其兄郅支单于打败，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到五原塞向西汉称臣，郅支单于亦遣使入汉通好。元帝时，郅支单于西入康居，为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西域副使陈汤击杀。从此，匈奴全归呼韩邪单于所统。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觐见汉帝，“赞谒称臣”，归附于汉，汉朝宠以殊礼，颁给他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正式确定了君臣关系。从此，塞北与中原归于一统，汉族与匈奴族人民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之久，直至西汉末年，在中国广阔的北方，牛马广布旷野，几代都相安无事。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呼韩邪附汉，是汉匈民族融合的一个大事件，它打开了汉族与匈奴族和平友好、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北方民族地方政权接受中原王朝领属的先河，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文化和汉族人民的生产技术（如计算、筑城、建屋、打井等）传入匈奴，加快了匈奴族的生产和生活的进步；匈奴的良马和养马术等传入中原，也促进了西汉政府与民间养马业的发展。北方人民获得了长达60多年的休养生息，为北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到长安，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是西汉民族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东汉时匈奴、乌桓与鲜卑

　　西汉末到东汉初，燕赵地域北部的定襄、雁门、代、上谷、渔阳、涿郡、右北平及辽西诸郡的豪族官吏和割据势力，往往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上层相互联结，互为依托，与中原王朝相对峙。下面分述匈奴、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一地域的融合和冲突情况。

　　（一）匈　奴

　　东汉初，渔阳太守彭宠与涿郡太守张丰，联结匈奴，叛汉自立。彭宠攻幽州牧朱浮，并分兵攻占广阳、上谷、右北平。匈奴单于遣骑兵助彭宠，蓟城陷，朱浮逃走，彭宠自立为燕王。东汉世祖刘秀亲至卢奴（今河北定州市），指挥平叛，在良乡（今北京市南）、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与彭宠、匈奴联军激战，张丰被俘，彭宠败走，后为苍头（奴隶）子密所杀。刘秀平叛后，遣将屯守常山、涿郡、渔阳、上谷，并修治飞狐道，以利燕赵应援边兵，沿边筑亭嶂，修烽燧。后又迁雁门、上谷、代郡吏民6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即飞狐口）以东，养民训兵为备。渔阳太守郭伋和继任的张堪，劝农耕稼以致富，训民为兵以备匈奴，匈奴未敢犯塞，边境诸郡比较平安。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于饥疫大半，单于畏汉乘其弊，遣使至渔阳求和亲，乌桓却乘匈奴饥疫之时击败匈奴，匈奴北迁，漠南地空。不久，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讧，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内附于汉。由于“久居塞内”杂居于汉族人民之间，逐渐“与编户大同”（《资治通鉴》卷六七），生活习俗也逐步汉化了。东汉政府为解决北匈奴南侵之患，于永平十六年（73年）、永元元年（89年），先后遣窦固、窦宪、耿秉等率军北伐，大败北匈奴。这样，南匈奴人和招降的北匈奴人，南迁定居于今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长城内外地区，同汉族人民错居相处，长期交往，经济文化相互沟通，相互吸收，共同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二）乌桓内迁

　　东汉初年，辽西乌桓贵族郝旦等率族众内属，刘秀令其居塞内，布于幽、并二州沿边诸郡，为此东汉设置“护乌桓校尉”驻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进行管理，定期贸易，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安帝永初年间。此后，乌桓与东汉的关系有了变化，或因东汉官吏们压迫，或因乌桓贵族与匈奴联结，彼此间有过冲突和战争。东汉后期，由于统治政权的衰弱，对乌桓的控制也逐渐削弱。散居于沿边诸郡的乌桓族，也形成了几支割据为王的势力，如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上谷部乌桓难楼，拥众9000余落自立，辽西部丘力居拥众5000余落称王，辽东部苏仆延有众千余落，右北平部乌延拥众800余落称汉鲁王。

　　（三）鲜　卑

　　东汉初，鲜卑族原从属于匈奴，建武二十一年（45年），辽东太守祭彤大败鲜卑人，其首领偏何率部降汉。不久，鲜卑族另一首领仇贲到洛阳朝见汉皇，刘秀封其为王，与宁城护乌桓校尉同辖鲜卑人。及至北匈奴被击溃，鲜卑人乘机进入匈奴故地，将当地人同化为鲜卑族人。东汉桓帝时，鲜卑人在其首领檀石槐领导下，制定了法令，发展了农牧、狩猎、捕鱼等业，并在仇水（今河北怀来）建立行政中心，自分其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以西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今河北承德地区南境为乌桓之地，其中部和北部概属鲜卑所辖。熹平六年（177年）鲜卑大举南下，大败东汉军，其兵马疾悍过于匈奴，东汉东、北、西三边地区皆有对峙和冲突。

　　（四）高句丽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高句丽王进犯右北平、渔阳等郡，不久，即因辽东太守祭彤处理了鲜卑问题而撤兵。高句丽在今河北东北地区与东汉形成的冲突，比匈奴、乌桓、鲜卑为轻。



第三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族
　　公元220…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为其时代的特点。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中原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有的南迁长江流域，有的北迁关外少数民族地区。迁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先后完成了封建化过程。汉族也从少数民族那里吸收了有益的东西。这种民族间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也为隋朝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北方燕赵地区，是这一历史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最为显著的地区，它的历史作用具有全国意义。

　　一、曹魏与鲜卑、乌桓

　　东汉后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地处北方据有燕赵，而且实力最强。曹操在灭袁术、吕布、袁绍群雄之后又降乌桓，统一北方，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称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曹丕代汉立魏后，辖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境内除中原汉族外，还包括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西零等少数民族，其间的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

　　（一）鲜卑人统一漠南

　　东汉末年，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在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域，建立了东、中、西三部的军事部落大联盟。延时不久，鲜卑又陷于诸部林立的分散状态。曹操当权时，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檀石槐后裔），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影响大。袁绍据河北时，汉人为避其苛虐刑政，多投奔鲜卑轲比能，轲比能令其族人向汉人学汉语，学汉字，学兵器制造术，势力强大起来。

　　建安年间，曹操驻军幽州时，轲比能等鲜卑首领通过乌桓首领阎柔贡献方物，表示臣服。曹氏父子两代，都对这些首领给以安抚。黄初元年（220年），轲比能向文帝献马；二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三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曹魏“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后轲比能集团势力强大，先后兼并了步度根等部，统一了漠南地区。轲比能强大后，屡犯曹魏边境，后为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王雄遣刺客所杀。漠南统一局面又陷于四分五裂之中。东部鲜卑先后兴起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三股势力，他们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宇文部本非鲜卑，后来东迁辽东与鲜卑人杂处，归附檀石槐后，逐渐鲜卑化。段部出自辽西鲜卑，居地中心在令支（今河北迁安县）。

　　（二）曹操北征乌桓，乌桓人入关定居

　　东汉末汉献帝初平中，乌桓人蹋顿统一了辽东、右北平、辽西三郡乌桓，之后，上谷郡乌桓也归属为一。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公孙瓒争战时，袁绍在蹋顿的支援下，占领幽州，蹋顿因此也得到了袁绍的封赐。曹操败袁绍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胁迫幽冀军民10余万户投奔三郡乌桓，欲借蹋顿之势复图冀州，蹋顿也乘势入塞攻扰。曹操为消灭袁氏余部，安定边境，开凿平虏渠以通漕运，准备粮草。公元207年亲率大军，北征三郡乌桓，出卢龙塞“堑山湮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的统治中心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杀蹋顿，破柳城，袁氏兄弟出逃到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送首级给曹操。曹操将被乌桓掳去和逃往塞外的汉族百姓10余万户接回。又迁10余万户乌桓人入居关内，并从中精选，组成骑兵，仍命乌桓的王、侯、大人率领，随同魏军南下征战，“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书·乌丸传》）。后来，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秋，又遣幽州刺史兼护乌桓校尉毌丘俭率军征讨右北平郡乌桓，先时曾随袁绍奔走辽西的“辽西乌丸都督”也率众5000归附魏国。曹魏政权对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