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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古典]道德经讲义-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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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章第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   
  道本先天,道的体性特征就是虚无自然、清静无为、纯粹朴素、简单平易、柔弱不争。这些体性特征,体现于人就是上德,上德是道的人格化和伦理化。道体现在显态人事物上谓之德,体现于隐态谓之道。人的后天只有德心、德行接近和符合先天自然大道的特性。正如圣祖所云:所谓德,应当是唯道是从,未悟道的真境,没有得道,才需要重德、修德、守德,以弥补道之缺损,累德而全道,此谓之“失道而后德。”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说道德人格化缺失后的不同修证层次,是学会做人的不同标准,仁义礼智之德不全,便不能合道。“大道废,有仁义”,就是圣人根据大道已废去的实际情况,以仁义之德引导天下万民,使之圆德而合道。 
  太古盛世,三皇在位,大道行世,万民一体,子孝父慈,人民质朴,天下太平。那时的百姓,人人具有厚德,虽不知有仁义、忠孝、智慧等名称概念,但却人人自行在其中。君民同忘于道化之境,虽常在道中却不自知有道,虽日用德而不晓其德。无高低贵贱之分,无善恶美丑之念,无名利是非之争,人们都是物我两忘,厚朴笃实,安然自在地生活着,那就是一种至高的道治社会胜景。次后,为君者不能以道治天下,不具无为之德,所以大道淡去。这并非大道远离人类而去,实是人离道而自去。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仁义礼,是道性层次自上而下的排序。道是至高至善至美的存在形态,德治是仅次于道治的一种社会形态。大道既归隐而去,故圣王不得不立仁义,施以德治,用仁义来规范人民的心性行为,以使天下由德归道。故曰“大道废,有仁义。” 
  “仁”者人也,仁中有人,人中有仁,二人为仁,阴阳合壁,日月合明,回光返照之谓也。大道已去,人们已失缺部分道性,故立仁义以补救之,以智慧而济之。   
  【智慧出,有大伪。】   
  “智慧出,有大伪”,三王治世时,世间大道渐去,故不得不出以智慧。此处所说的“智慧”,是以后天的文字语言阐述、教化仁义之理,以弥补人性中道德的不周全。“智慧”是指后天人心的智识。“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人类后天形成的主观识心,其特征就是:贱德而贵言,贱质而贵表。后世国君多是以智识机巧治世,后天智慧一出,民必离淳散朴,滋生乖巧机诈之心。先天渐失,后天渐起,大智慧日减,小聪明日兴;以假作真,就伪失真,民风虚华,社会紊乱,这些都是“有大伪”的验证。 
  春秋战国之乱,五霸争雄之危,皆是因为“大道废”的原因,于是聪明之士蜂起,奇智之人并出,假仁假义乱真常,诡诈阴谋乱人性,逞雄称霸,争胜斗强,如此等等,皆是失道丧德,入于后天智识,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这就是“智慧出,有大伪”之义。 
  智慧与奸诈,乃是一体之两面,仅是一线之隔。聪明与狡猾、老实与笨拙,都是一根相连的孪生兄弟。诚实的智慧合于道,用之于世,能为社会谋福利,可以名之为“德”。道是体,德是用。诚实虽是好事,若是使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好心办了坏事。 
  观今之人类社会,更进一步验证了“智慧出,有大伪”乃是真实不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日,物质丰富,科技昌盛,今人的后天聪明才智远远超过古人,但道德素质却大大不如先辈。由于人类道朴丧失,心性被物欲污染,天然本真已经昏迷,大智慧被小聪明掩蔽,巧诈取代了淳朴,虚伪掩盖了真诚。因而在处世待人接物中,处处颠倒,以假当真。戴着假面具做人,嘴上仁义礼智信,心藏鬼胎算计人。外虽衣冠楚楚,冠冕堂皇,内则污浊浸心,灵魂蒙尘。说假话,办假事,求假幻,行假路,无处不假;认假为真,以假为乐,以假为能,在虚假中混时度日,枉费人生宝贵时间而不自知。待到路归黄泉时,悔之已晚。 
  当今人类,道德滑坡,正气不足,虚假大伪横行施虐,像瘟疫般地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危害人民的心灵健康,而且蔓延到物质领域,危害人体生命的健康。诸如假商品、假食品、假药物……等,衣食住行,所需所用,无不有假。甚至波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方方面面,派生出权钱交易之类的不良现象。就连自古被人们视为神圣的道佛菩萨,竟然也有人敢于冒充。一些不法之徒自命不凡,以谣言惑众,为害社会,误人入歧途。社会虚假到如此程度,“大伪”已像恶魔一般地无孔不入,以致人们谈假色变,视假如仇。于是打假的法规应运而生。但有形的打假只能奏效一时,无形的治假才是长久之方。以道德宏扬天下,以德治人心之妄,使其本性复明,这才是治假之根,治国之本。   
  【六亲不和,有孝慈。】   
  “六亲不和”,“六亲”者,即父母兄弟夫妇,泛指亲缘眷属。之所以六亲不和,是因为失去孝慈之心,所以要提倡修养修仁慈孝敬之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六亲不和,社会也难稳定。所以太上提倡孝慈,以尽人本性的天然。 
  “孝”为十善之首。古云:“百善孝为先”。儒家称父母之恩为“昊天罔(wǎng)极”。佛家以孝为戒,佛说母有十种重恩,认为父母养育之恩,高过山岳,深逾大海。自古圣人无不提倡孝慈,把它作为做人的基本要求。倘若忤逆不孝,违负重恩,人格大亏,还谈何为人?古人箪食瓢饮之恩皆思报答,更何况父母之大恩能不报乎?报答之道,唯以孝敬。尽孝道,以服劳奉养者为小孝;以尽忠报国,公而为天下奉献者为大孝;以劝亲修道养德而出轮回者,乃为大孝中之大孝。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又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孝乃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道德之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借此原动力而得以延续。尽孝道之人,必能己立而立人,忠爱国家,必能为国家民族尽大孝。一个不爱自己父母、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够的人,很难设想他能有爱他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难怪国外一些企业在招收员工、提拔重用人才时,首先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首要条件,并通过密查暗访,弄清究竟后,方才决断。这与今之考试考核,面试外表,只重虚表才华,难见心灵深处的选才方式相比,确不失为高明之处。 
  孝者,效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穷究人之本源,乃是无极的一炁所衍化。灵性的本体,来自大道自然,如何事以孝道?唯以“效天之慈悲、公正、好生、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大慈大孝,慈孝俱足。如果天下所有家庭都能和和美美。一家人和睦相处,个个都是孝子贤孙,那就没有必要特别标榜孝与不孝。孝与不孝相衬托,正因为出现了不孝子孙,才有必要提倡孝道。“六亲不和”,才需要提出“父慈子孝”。由此可知,太上提出“父慈子孝”的用心,是希望天下的子孙都尽孝道,那么天下的家庭都会和乐幸福。 
  修道之人,还应当尽孝敬天地师君亲的本分。无天地万物之养,人难以活命;无显隐众师之助,难以修炼成真。道经师三宝,师宝为先,无师之呵护培育,修真寸步难行,故师乃修真人的再造父母。父母只给了今生,师父却给予永生。故师之恩同于父母,大于父母,以天高地厚形容,也难尽意。故修真者当尽孝师之恩。敬师在于心,与师心心相印,以师之教诲为尊,大志修真,功成果就,奉献于众生,这是对天地之恩、对众师之恩、对万物之恩的最好回报,也是最大的孝敬! 
  父慈子孝,则家庭和睦,这是做人的基本伦理。上古时人心淳厚,慈孝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本分,是天赋人性的自然流露。那时人们虽不知有孝慈之名,但人人皆能自觉遵行,以尽天分。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道德日见淡薄,六亲失和,孝慈难尽,故才提出孝慈之名,以化民不孝之心,以立孝慈之德,复家庭之和。家是国之细胞,家不和,国亦难安,故先辈们将齐家与治国并论。 
  孝慈乃上善之德,是大道赋予天地万物的本性,故万物万类皆有孝慈之心。羊有跪乳之孝,鸟有反哺之慈。人为万物之灵,更应尽父慈子孝之心。纵观现今世间,不孝不慈之事例,每见于传闻报端,杀父弒母等骇人听闻之事,屡见不鲜。此类伤天害理之事,已不如禽兽,虽衣冠加身,也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国家昏乱,有忠臣。】   
  “国家昏乱”,为君者不修道德,君昏民暗,上下不明,谓之“昏”。治国失道,民心失信,政令不行,上下相怨,社会不宁,谓之“乱”。当奸邪争权乱朝政,祸乱国家、危害百姓时,能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匡扶正义,尽心报国,谓之“忠臣”。 
  “忠”者,尽其中正之心也。一个“忠”字,具有无穷的深意,包含着宇宙万物的真谛,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忠”就是诚信厚朴之本心,就是忠诚老实,忠厚待人,忠于家,忠于国,忠于人民,忠诚对待一切事物。人人本性中都具有这个“忠”字,只因被后天欲心污染,被私心妄念所遮掩,故忠心逐渐淡失,而变为奸诈机巧之心。一个具有道德之人,忠字常在心,尽忠而不显忠,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大忠大信之心,只有在关键的临难时刻才能表现出来。君权时代,君有过则敢犯颜直谏,是为忠直之臣。在国家有难之际,能誓死不辞,挺身而出,舍身报国,力扶社稷,抗御祸乱,是为忠节之臣。例如宋时的岳飞。在国君昏暗,民无宁日,当此臣节难立,臣忠难尽之时,若能忠于真理,不为昏君所乱,此忠信之心不显而显。比如商纣无道,囚箕子,杀比干,此等忠于真理、宁死不屈的忠贞之名万古不朽。凡忠臣无非是为了保全民生,顾全国体,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毁誉。故曰“国家昏乱,有忠臣”。 
  人必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一切事物,有此忠诚之德,而后才可以谓之人。万物皆含忠。观草木之类,忠于四时。禽兽之属,忠于卵育。天地之大,忠于气候。日月之明,忠于昼夜。人秉天地之正气,言语举动,岂可不以忠为首务?一人尽忠,千万人尽忠,众志成城,牢不可破,心本实心,脚踏实地,有何事业不可成功?忠之一字,乃天地之刚气,无坚不可摧,无物不可挡,以之治心则心正,以之治家而家齐,以之治国而国兴。观今之人心,失忠已多。交友处世,待人接物,多施以奸巧诡诈,不能尽其忠心。呜呼!人心虽非天地日月之可比,奈何连草木禽兽之不如也! 
  忠诚义士虽然可歌可敬,但从大道来看,也并非是好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历史上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皆为人民所敬仰。他们忠心耿耿,临危受命,为国家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忠臣都出在历史混乱、民族危难的悲惨时代。故而凡是忠臣的出现,都伴随着人民的苦难。假若国家康宁,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人民幸福,人人皆具德风,那岂不是人人都是忠臣,人人都是好人,何需特别称赞某一个忠臣呢?前人有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这便是太上提出“国家昏乱有忠臣”的真正含义。 
  “忠”字是由“中”与“心”两个字的组合词,可称为“中心”或“心中”。这个“忠”字是人道的基本元素,也是修证仙道的基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无论道家或儒家的学说中,对这个“忠”字都作了大量精辟的阐述。中华文化源于道,我们的祖先都是大智慧者,故国名称为“中国”,我们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可见“中”与“忠”字同根同源,富有极其深刻的内涵。 
  就修真证道而论,一部“观心得道”学说,始终贯穿着“忠”与“中”的理论与实践两大系统,又是两大概念的统一。“忠”与“中”就是一部无上的天元心法,是归根认祖的根本大法和必修途径。这是中华先祖们经过自身的长期修证实践,总结验证出的由后天复返先天的完整理论和方法,其内涵精髓,都高度浓缩在这个“中”字里。其内容包罗万象,直指根本,揭示本源,殷切期望我等后代子孙都能归根复命,直超彼岸,人人得证,个个成真。   
  【本章说解】   
  本章之要,是说上古圣贤治世,本是无为而为,自然之治,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人民相安无事,安享天下太平。因为气数有兴衰,所以后世天下渐失道德,所以不得不以智谋机巧治国,从而导致了人心生伪,民风也随之愈趋愈下。大道之用,用无为则治,用有为则不治。无为之治,就是循其自然之道,行当行之事,无私心私利,无后天识心欺诈,一切皆是天理纯然,上下相安于无事之中,万民共乐于道德之化。圣君治天下是在“无为”的状态下而“无不为”,故其所做所为毫无痕迹,不显山,不露水,不彰扬于世,所以人们皆不识不知。民虽已被德化,入于先天无为之境,却不知自己是怎样被化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老子所称赞的理想社会,就是圣人治世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道治社会。《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的景况,诗曰:“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生动的画面,可以说是对老子“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最好图解。若是治以有为,必因时势之变迁,人心之不古,安能自然乎?纵观历史可知,人类社会经历了道治、德治、政治、法治这四个阶段,唯有道治是最理想的社会。自德治以下,都是有为之治,必然导致种种弊端,正像老子在本章中所指出的“有大伪”、“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现象,皆是不以无为道德治国的必然结果。 
  此章经旨,在于教化世人要至诚无妄,复归于先天自然。天之德,大公而无私,顺道而行;地之道,以无为顺之于天,以自然之理长养万物。圣人治世,皆是效法天地之德。修道之人应知此理,须在修无心、行无为上下功夫。若能空明其心,不显于用仁义,不外露其智慧,尽其当然,行所无事。身在事中,心在事外,何患道之不成、命之不立?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社会正面临着转型多变之中,所以出现了许多病态现象。由此他发出无限感叹。在许多章句中,乍看起来是唱反调,其实在这种“正言若反”中,却寄寓了他无限的慈悲真情,意在对后世进行正面教育。太上所言,看起来很严厉,但也是“爱之心切,责之甚严”。看起来是反对仁义、智慧,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假仁义、假智慧毒害人心。 
  老子的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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