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道德经讲义-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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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之圣人，如此“官”之于天下，如此“长”之于天下，则天下自然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天下自然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天下自然常德乃足，复归于大朴。归于朴，即是归于道，则天下与道为一，雌雄一志，黑白一致，荣辱同观。如此，则太朴之道，不勉而自至。
所谓“大制不割”，是说圣人以大道制御天下，无为而为，自然而然，虽宰制而不离于道，不伤割其朴，治身则以无心克制情欲，养性则不害精神。“不割”，就是不离、不害之义。器是道之子，道是器之母；道是器之体，器是道之用。道可以主宰器物，而器物不能主宰道，这就是圣人执本御末、大制不割之道。假若离开道本，以末为本，以器为体，必然以小害大，以末丧本，梏于形器之小，执于有为之私，永得入于真道。故曰“大制不割”。
圣人化天下，皆是无为而为，不离于道，不用后天有作有为，如疱丁解牛，操刀游刃，若然无事而已。
【本章说解】
本章经旨，太上反复以“雌雄”、“黑白”、“荣辱”等对立关系，教人认识大道之理，体认大道隐与显、阴与阳、有与无、体与用等整体观、辩证观，以纠偏而成全，以防陷于一端而离道。无中之有，乃是大道之体；有中之无，乃是大道之用。以体言之，虽说无中之有，实则未尝有也；虽言有中之无，又实则未尝无也。其体其用，本无方所可求，亦无始终可见。
大道之体虽不可求，但大道之理却实存；大道之形虽不可见，但造化万物之显迹，则天下处处可见。是故圣人穷其理以尽其道，就其有以探其无，以其无而探其有，以明示大道自然演化的规律。
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不过是半阴半阳之体，生存在三维空间，受后天识心欲望的种种污染，先天本性被物尘蒙蔽，故往往失之偏颇，难识大道真全之貌，以致自陷苦海不能自拔。圣人悲悯天下人们只知显，不知隐；只知阳，不知阴；只求荣，不守辱；只知雄，不守雌等种种偏差，因此而丧失常德，失去婴儿之朴，不能回归太初复无极，所以在本章反复类比，循循善诱，以示人返朴归根之道。
本章大旨，在于教人返本还源，复归自然之道。河上公称本章命名为“返朴”。所谓“朴”，徐灵胎在《道德经注》中曰：“朴者，不雕不琢，无一物之形，而具万物之质。散者，离其本真，加以造作之工，一有造作，则随人所为而成一器，此物不能为彼物，而太朴离矣。”大道之朴本为一，流散以后，则化为万物；万物又复返归为一道，万又化为一，如此循环往复，运化不息。大道之理，至简至易，唯一也。故世间愈复杂的东西，离道朴愈远；而愈简单、愈质朴的东西，愈接近于道。这是至理。
世人之心，往往被欲妄阴贼捉弄，认假为真，以假乱真，妄造妄作，越抹越黑，离朴愈远。返朴归真，是道家一贯的思想。《庄子》一书中有“凿开混沌”的寓言，是说南海之帝名“倏（shū）”，北海之帝名“忽”，中央之帝名“混沌”。倏与忽常受到混沌的恩惠，想报答他。说：人们都有七窍，用来观物、听声、饮食、呼吸，而混沌却没有。于是便着手为混沌开凿七窍。自此每日凿一窍，结果“七日后而混沌死”。这个寓言是对后天识心有为所造成恶果的比喻，是生动而绝妙的形象写照，也验证了先辈所云“有为般般假，无为处处真”这句话的真实不虚。修真人当从此例中深思之！
人往往都有好心办坏事的教训，究其原因，无不是后天识心作为的结果。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即使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自然真理面前，也实在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往往掺杂着私心欲望，行事接物，必然难以符合自然法则，因之往往事难圆满，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也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盖因丧失了先天道朴之故。
此章重在言圣人“以无驭有，知彼守此，知子守母”之道，以“知之”为用，以“守之”为主宰。雌雄以刚柔而言，黑白以明晦而言，荣辱以贵贱而言。以婴儿言其柔，以无极言其虚，以朴言其质，括而言之，皆是指“常德”而言。经中反复类比，以明示大道之理。天下事理，刚不生于刚，而生于柔；明不生于明，而生于晦；贵不生于贵，而生于贱。刚、明、贵三者，皆是物之末也，去道已远；柔、晦、贱三者，虽也是物之一端，而离道却近。此即圣人所言“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既守其母，其子必归”之真意。
所谓“为溪、为式、为谷”者，皆是言真常之德。所言“婴儿、无极、朴”，皆是人本有之道性。朴可制为器，而器不可为朴。圣人执其本，故为母不为子，为朴不为器，皆是正其本而已。若能固守道本，虽以至刚而决断天下事，以至明照天下情，以至贵莅天下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而不居，何割之有？假若逐子弃母，逐物弃道，必然与道相争相刃，相割相离，莫之能止，心身尚不能治，何况家国天下乎？
自然章第二十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在圣人看来，天下之事，都是自然而然，皆不可有为而作。一芥（jiè，小草）之微，尚且不可妄取，更何况偌大之天下，人力本不可取，亦不可强为。古之圣人，虽有不得已而取，不得已而为之事，虽有“取”之名，但实际上未尝是有意去取；虽有“为”之名，实际上未尝有心去为。只是因为阴阳消长的运转，世事气势之盛衰，自然大道定数之使然，而不得不取，不得不为，并非有心去取去为。譬如虞舜顺应自然，以让而有天下；周武伐纣，以救民于水火，以伐而有天下，此皆非舜帝、周武武之有欲有为。无论舜之“让有”，或武之“伐有”，其形式虽然有异，其其道却相同，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有心去取，亦非有意去为，一切都是自然运势的必然，并没有掺杂个人后天的欲心妄为。这就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之义。
天下朝代的更迭，看起来是人为的有欲夺取，其实其中也有必然的规律。每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既有时空运转的气运之数，也有为政者道德因素的影响。此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下有为之政，都是“不为而不得已，愈为而愈不得已”。
大道之本体，本是清静湛寂。奈何世人不知大道真谛，终日只在有为法中追求，不向无为法中体认。人身难得今已得，本该保身以载道；迷蒙红尘忘归路，反致害身失道身。此皆是不守身中清静无为之神器，妄为妄执之过，故才有此害身失道之患。
【故物或行或随，或呴（hǒu）或吹，或强或羸（léi），或载或隳（huī）。】
这四句话，是言人的四种不同类型和态度。
故物“或行或随”，是指人的处境地位的不同；“或呴或吹”，是说人的感受不同；“或强或羸”，是指人的体质不同；“或载或隳”，是说人的生命运势、事业成败的不同。“呴”音吼，张口缓慢嘘气之状，即俗所称之“哈气”，呴气缓而使人温暖。“吹”即吹气，吹气急使人感觉寒冷。“羸”，瘦弱。“隳”，音灰，毁坏。此段经文是说，不但制天下有自然之道，世间一切事物皆有自然之道。大至国家天下，小至日用家常，乃至人的一行一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皆含有自然道性之理，也都有其各自的个性特征，及其内在的自然规律。所以做人处事，桩桩件件，当思悟其理，不可莽撞妄为，不可强执己见，不可强求一律，而应当尊重人事物的自然属性，随时顺势，方合自然法度。倘若强为强执，勉强作为，那样必然是在行动之间，就有隐患跟随其后。若欲呴之以暖，必有寒随之以吹；若欲恃之以强，必有弱者袭之于后；若欲载之以成，必有隳者毁之其败。此皆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互相作用的物力所然，是事理气势之不可避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天下之事，只有无为自然，才是从根本上避免偏差失误的唯一途径。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智慧，只要动了后天识心，即使你用锦囊妙计，或是用后天有为做得天衣无缝，也仍然不是自然之道，必有违背客观自然规律之害。这就是人的后天知识及其行为的局限性，此正应验了常言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的正确性。
由此可知，无论治身治家，也无论治国平天下，再好的有为之方，再英明绝伦的治世者，远不如无欲无为的用中之道。一个智慧的领导者，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权利的大小，只要具备厚德，并能顺其自然之道，上不违于天时，下不逆于人事，不动心用神，一切惟以神用，以先天驾驭后天，后天服从先天，则可以归于自然自在矣。倘若不然，行者必有随，嘘者必有吹，强者必有嬴，载者必有隳。虽欲为之执之，只图眼前，不管长远，一意孤行，陷入阴阳，待到势极而尽，未有不失败者。故曰“或行”、“或随”、“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等句，其义深邃（suì），当参悟之。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三句，是总结上文之意。
所谓“去甚”，就是不偏执过分，行执两用中之道。凡是不循自然之道，妄动妄为，谓之“过甚”。做人处事，皆宜平和，处人以和为贵，财气以和为生，人身以中和之气为宝。凡是偏阴偏阳，偏强偏弱，偏刚偏柔，都是“过甚”，皆不合中道，都应当去除之，校正之，使其归于中正，趋于中和状态。这种“去甚”的执中之法，虽曰有为，而却等于无为；虽曰有作，而亦同于无作，因为它合乎道性法度。故可以有无相生，左右逢源，无在不得其宜矣。
“去奢”，就是弃绝奢侈浮华，不贪图享受，不贵难得之货。凡是奢侈者，皆是不识大道，不务真诚，人生之路偏离了正确方向，所以衣食讲求奢华，日用过费不节，损失先天福根。圣人之所以“去奢”，在于涵养俭德。人的生活愈俭朴，其德愈厚，其道更真，故圣人去奢而从俭。修身如此，治家治国又何尝不是此理？
“去泰”，法令过苛谓之“泰”。圣人去泰，是说圣人治世，不用立法设禁，不用苛政欺民，而是行无为之治，以道德治化人心，不束缚人民的自由，尊重人的天分自性，因势利导，以导化其归道成真。“泰”还有骄傲放肆，不安本分，恃强好胜之意。“去泰”，就是要人去掉恃才傲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等骄傲自满的心理病态。
“去甚”、“去奢”、“去泰”之“去”，就是摒（bìng）除过分、保持中和之意。圣人处世不为己甚，不过柔，不过刚，以菲薄自安，以简默自处，此即是“去甚”之义。坚守至诚，不尚奢侈，不慕浮华，不贪求享受，俭朴敦厚，此即是“去奢”之义。处事平实，语言安静，顺天之理，体人之宜，不敢侍傲，不敢占先，此即是“去泰”之义。陆佃在《老子本义》中说：“去甚，慈也。去奢，俭也。去泰，不敢为天下先也，三者乃圣人之有天下也。”圣人能去此三者，静处中和，无心无为，所以能治人心，能治天下，而大道自归之。
【本章说解】
此章经旨，深诫在上者勿以有为用事，勿妄用神器，以免空耗精神，避免败失之害。世间事物的自然规律，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轻嘘，有的急吹；有的强壮，有的瘦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其中自有其内在、外在的诸多原因，但总不离自然因果规的制约。因此圣人不执己甚，不尚奢侈，不敢占先。天下之大，万有不齐，错综复杂，所以不能以私智强为，只能顺其自然规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事顺势，无为而处。
自然之道，守之则贵，行之则利。守之者，天德在我，无欲无为，不生败失之患，所以贵莫胜焉。当行之者，是道则进，顺天应人，不起机智之诈，不用后天之识，因事处事，因物付物，如此才能无往而不利。
经中所谓“神器”者，即被人们称为“神乎其神”的自然大道也。天地之道，本是无为，万物自化其中。试观天地初生之时，乾元资始，阳动而行先；坤元资生，阴来而随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天地阴阳二气，由伸而屈，吸之则油然而呴；气之由屈而伸，呼之则悠然而吹。天地之道的一张一弛，才使生气通畅，万物滋生。至于万物在享受天地阴阳二气质量与数量的多寡不同，所以万物的禀性刚柔特性也各各有异，或受气多而精强，或受气少而精弱，所以才造就了林林总总大千世界的万有万异。
大道生物的特性不同，故有时而伸，气机蓬勃上升；有时而降，气机油然下隳。虽千差万别，但皆是天道之自然，非人力所能改变。非自然，万物不能形交气感，不能妙化万物；非自炁，阴阳二气不能摄生，日月便不能焕发神光。
古之圣帝明王，循自然之道，牢握乾符而治天下，文武公卿，秉国政而安社稷，皆是用自然大道之“神器”而造福天下。修道之人，应当处中和，行无为，如能坐卧天然，行藏独乐，处世待人，应事接物，行住坐卧，言谈举止，即可得自然之妙。终日处于红尘，心却能在无欲无为的大自在中，潜修默炼，世俗不显，近而身心性命，远则天地万物，无所不超然，无处不是道法自然。
圣人待物，皆是去其太甚，而不敢过求；去其奢泰，而不敢过望。心不生争竞，故无盛满之患；心不谋物，而物性自归；心不留物，而物自不远去。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性，岂可用有为去干扰它？所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皆是顺遂物性的自然而已，物来不求，物去不留，心中不落痕迹。物性天然，不可强为，事有适度，不可太过，此即太上圣祖示此“三去”之本意。
“取天下常以无事”。所谓“无事”者，就是因事物的自然之性而顺之，故能得天下万物之心。这是有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圣人从来都是辅万物而不敢有为也。
不道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佐”，即辅助。“人主”，即君主，泛指一切居于领导地位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此二句，是太上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动乱，群雄纷起，诸候争霸，皆是以“不道之兵”争夺天下，由此而对后世之训诫。由此可知，太上一贯倡导道治主义，反对战争，怕人民生命涂炭。战争是邪恶的产物，有善与不善、侵略与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老子的反战思想，并非一概“反战”。在国家尚还存在，天下尚未道化大同以前，养兵以卫国还是必要的。他提出“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就是不主动挑战去侵略别人，这是道德的基本准则。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以防御之战制止侵略之战，以正义战制止非正义战。这是太上在本章阐述的主要论题。河上公命本章为“俭武”章，意即并非不要“武”，而是要俭用“武”。
君为天下之主，心为一身之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