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在美国当农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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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跑，孙子身上血流如注，老头还不知道，其实孩子已经死了。重庆全城都是火，满院子都是炸弹皮，大火把天都烧红了，当夜不用灯就可以读书。母亲把家里的东西分给无家可归的难民，可二大妈人小不懂事，怎么也不许动自己的鞋、被单、毛巾……
大轰炸后父亲调到资源委员会，住歌乐山，和孙越倚成了莫逆之交。其间一度负责玉门油矿，还去过蒙古考察。
二大妈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初中，和王世杰（国民党外交部长）的两个女儿是同学，邵逸周和王世杰留英时就是好朋友。王世杰太太住重庆牛市街，灵机一动把在南开上初中的两个女儿和二大妈一起退了学，转到嘉定上高中。父亲对此很不高兴，但木已成舟，也就不再说什么。但一年后还是转回南渝的南开中学。以后大哥邵和高上中央大学，二哥邵和仰上交大，二大妈上了齐鲁。
日本投降后，父亲邵逸周代表政府接收鞍钢，任鞍钢总经理。1947年，二大妈从华西坝四川齐鲁大学生物系毕业，回上海和母亲同住。1948年陪母亲去东北探亲，先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坐火车经北平到沈阳。和父亲会合后，全家一起从沈阳坐车到鞍山。晚上父亲到沈阳办事，夜里电话不断，枪声响了一夜，说是共军和国军交火。
次日坐手摇轨道车回沈阳，沿途村庄、高粱地、火车站都在熊熊燃烧，想不到刚打跑日本，中国人自己又打起来。母亲带着二大妈及七个副总经理级别的员工全部撤走，一路逃回上海。
回上海后，父亲邵逸周奉命去日本。日本战败后，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规定：日本须“交付公正的实物赔偿”和“不得维持能使日本再武装的工业”。以此为根据，盟国在战后对日本的基础政策中包括了赔偿及归还政策。为防止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盟国决定，让日本以军事工业及超过平时经济所需的工业设备来代替赔款。这样，既补偿了同盟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解除了日本的战争潜力。赔偿方案规定，日本海、陆军兵工厂、飞机制造厂、民营军需工厂和人造石油。人造橡皮工厂等，全部拆迁；并规定，30％的供赔物资分给直接受损害的中国、菲律宾、荷兰（即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尼等国）、英国（即马来亚、缅甸及其他英属远东殖民地），其中中国应得到15％的供赔物资。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了一个颇为庞大的驻日代表团。1947年驻日代表团成立赔偿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时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的邵逸周便被委以重任，前往日本。
当时中国占领日本代表团中有四个委员会，邵逸周管一个委员会，负责占领和索赔事项。开始先管工业，后来管商务，是商务处处长。二大妈给中国占领日本使团副团长当秘书，因为占领是肥缺，很多人羡慕，邵逸周带头不领美元工资，心中只想如何替中国争取最大利益。1952年，二大妈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营养学系研究生，开始邵逸周舍不得，但最终还是狠心把宝贝女儿送往美国。
我二伯靠泡方便面，把我二大妈泡到手
半个世纪前，我二伯是靠泡方便面把我二大妈泡到手的，当时他们都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的康奈尔大学当学生。二大妈刚到新英格兰不久，亭亭玉立，举目无亲。二伯已经在康奈尔混了几年，正在农学院做博士论文，属于学生里的老油子。估计我二伯追我二大妈花的工夫肯定决不在赵浩生以下，只是物是人非无法对证。新英格兰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我二伯每天用实验室的电炉子为我二大妈泡一大锅方便面，等我二大妈下课。至于我二伯还用了什么招数我不得而知，不论我怎么追问，二大妈只是幸福地微笑。
1954年10月10日，我的二伯唐振维和二大妈邵和景在康奈尔大学教堂简单结婚，结婚时我二伯36岁，二大妈32岁。1955年8 月，37岁的二伯受聘加州Remnt Desert公司，当育种专家，年薪4800美元。他花400 美元买了辆旧车，把我M 大妈抱上汽车，从新英格兰一路开向西南，开向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沿途百头山、羊肠路，勇往直前。一个星期之后的傍晚时分，他们终于赶到帝王谷县的埃尔森特罗。
当晚他们又渴又饿，找一家老太太租了一套公寓，自己装了一台窗式空调。面对滚滚黄沙，原说干一年就走，不然对不起Relnont Desert公司，想不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年把二伯弄到南加州的汤普森先生现在还在埃尔森特罗。他原来是海军“亚拉巴马”号战列舰的水兵，偶然继承了一家育种公司，才招兵买马把我二伯弄到这里。‘你知道，当年我仅是一个小公司，我又只有学士学位，育不了种。我就求我哥哥，他在康奈尔教书，我让他从康奈尔农学院帮我找个高材生，要博士，学问好，要听话，擅长蔬菜，学校就推荐了鲍博（我二伯英文名字Robert，呢称Bob ），于是我雇了他。他是我的第一个育种专家。鲍博喜欢我和我们全家，他怕冷，是中国南方人，喜欢旅行，我们一起出去钓鱼、打猎，去亚利桑那、俄勒冈、内华达。鲍博枪打不准，后坐力还击伤了脸，我们去大西洋钓了一条40磅的大鱼。我喜欢和鲍博合作，他喜欢菜，他是个天才。欧洲人只会制造工业品，鲍博和他们不同，他能制造口感好的蔬菜，口感你懂吗？他们没有中国人那样的口感，中国人是感性动物，有欧洲人没有的味觉。鲍博不善于公关，从不去教堂，他说蔬菜就是他的教堂。以后我知道唐夫人在康奈尔有营养学学位，鲍博的特殊口感可能和唐夫人的专业有关。
二大妈的大哥邵和高“数理、文学都好”，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设计了狗食器。后来在华盛顿特区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发电，娶台湾经济部长张子凯之女张初荣。二哥邵和仰在华盛顿学习造船，在美国海军做工程师，娶国民党海军司令、山东省长沈鸿烈之女沈守懿，没有生育，住南加州圣迭戈。二伯死后，邵和仰又老年丧妻，二大妈把惟一亲人——脑瘫的二哥邵和仰接到埃尔森特罗同住。
二大妈受过良好的综合教育，按国人理念理应是个刀枪不入的女强人。可她娇小的身体一事无成，甚至连子女都没有。但她柔顺的性格却一再支撑起别人的事业，没有她就可能没有二伯的五次全美农学奖。
二大妈是那种让我产生倾诉冲动的姐姐式的女人
直到我来唐氏农场务农以前，我们唐氏满门从没有人和二大妈有过如此亲密接触。在我们唐家眼中，二大妈属于高高在上的远方神圣。产生如此印象的首要原因还是超级大国，因为任何人只要二沾美国，就立刻一步登天，具备高不可攀一手通天的神秘特征。我在中东时某航空公司的两位空姐在沙迦被人强奸，单位领导丝毫不替受害者申冤，反而先让两位受害者写检查承担“破坏外事纪律私自外出”的责任，然后遣返回国，永不再用。这种事情也曾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佬的通常做法是缉拿凶手，打官司索赔，稍不如意就不依不饶地威胁要派航空母舰来轰炸。
文革抄家后，我们家的院子被通县革委会主任强占，以后落实文革政策，但怎么也落实不了。因为中国历代利益分割都不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而是以战乱、革命或统治者的灵机一动骤然完成的。既然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名正言顺“以革命的名义”鹊巢鸠占，何况当年通县革委会主任还未被定性为“打砸抢分子”，绝对属于“革命高干”，理应享受“虎踞龙盘今胜昔”的革命成果。所以凭我爷爷一介草民无权无勇，只能露宿街头伏在膝盖上写申诉材料。
我爷爷每次从前海西街挪到西城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都得花半天时间，八旬老翁自带马扎坐在衙门口和一大帮牛鬼蛇神贴墙根排队，在寒风中瑟瑟抖了大半天才轮到官员接见，谈不到三句话就把我爷爷打发出去。打发了不算，还布置任务让我爷爷继续写申诉报告，这种连环套一演就是13年。一直写到1979年我爷爷咽气，眼看着就是有家不能回。我爷爷临终给我大伯留下一句话：“看来这种方法不行。”
这种方法的确不行，当时文革遗案太多，我大伯虽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还未进常委，普通委员轮不上落实政策之列。但我大伯在美国得过博士，绝对属于见多识广，又是“交大同学会”总会会长，交友广泛。他当年当过唐山交大校长，德高望重，唐山交大又衍生出北方、西安、西南、上海、新竹五所交大。他把我爷爷写好的申诉材料随便拣一份托交大学生带到美国，让M 大妈在上面签了一个“Dr。Rert。C。Tn”，贴上美国邮票，原封不动寄回中国，直接寄给二大妈的老朋友廖承志。结果不出一个月，革委会主任就在帝国主义面前“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直接从二大妈手里获益是我在北大受斯诺、萧乾、卡帕影响迷上摄影，做梦都想买相机。可当时中国闭塞，西单商场地下室的侨汇商店只有一种马米亚傻瓜。我万般无奈忍不住几次向二伯张口，托他从美国弄一个，可他借口侄子太多，一旦开了先例，几十台都挡不住。最后还是二大妈回国时把我召到香山饭店吃早饭，那次是我今生头一次用刀叉吃煎蛋。喝猪肝粥的时候，二大妈问我要这种型号相机有什么特殊理由，我把罗伯特。卡帕的故事讲给她听，告诉她我想当世界的眼睛。她当即对二伯说：“师曾和你的那些侄子不同。他不会让你白买的。”以后我靠这台相机考进新华社当了摄影记者。
到农场后，不论我做错什么，二大妈都从不责怪，反而以“不了解美国”为我开脱。当她发现我厌恶农场向往哈佛后，主动帮我填人学申请，还为我支付每年3 万美元的学杂费，打电话帮我在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找房子。当我决定独自驾车环游美国时，她为我准备好新车，为我的远行默默祈祷。一直到现在，每当想起二大妈，我都有时空易位、主体互换的错觉，仿佛我一会儿变成二大妈的父亲邵逸周、一会儿变成赵浩生、一会儿又变成我二伯……仿佛从邵老先生、赵浩生、我二伯到我，都欠二大妈一笔人情，都等待我偿还，让我油然产生奔向二大妈的冲动。产生这种冲动的原因是二大妈从不向别人索取什么，而是默默地付出，给人以超出物质之外的精神依靠。尽管我和二大妈没有血缘关系，可我和她的心是相通的，她对我的理解甚至超过我的生母。
我特别喜欢美国小说《廊桥遗梦》中罗伯特。金凯对农妇弗兰西丝的感觉，这位从战地记者退休为《国家地理》专栏作家的悲剧故事让我泪流满面。我从小就羡慕别人有姐姐，淘气挨打时可以遮风蔽雨，这种“恋姐情结”一直影响到我长大成人。乃至我喜欢的女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佼佼者，敢作敢为勇于负责，很少有四六不懂的小青杏。和我一起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的诗人海子写过一段对姐姐倾诉的短诗，他说许多敢直面死亡的男人都有和我类似的想法。我的养母二大妈，就是那种让我产生倾诉冲动的姐姐式的女人。世界由于她的存在而美好。
我在美国当农民
二伯死后的农场混乱不堪
二伯死后的唐氏农场混乱不堪，工人偷懒、农具丢失、作物疯长、灌溉系统失灵，一大批培育了一半的优良杂交品种被迫终止，连二伯用几种文字记的实验报告也没人能懂。从不涉足农场事务的二大妈的农业知识近乎为零，而我仅在初中学过半年《农业基础知识》，20年前学农劳动的“八字宪法”在此全不适用，更别说指挥一大帮“生而自由”的捣蛋工人。为减少农场日常的庞大开支，二大妈用一笔可观的预付工资解雇了所有工人，仅留下装聋作哑、倚老卖老的马里奥一位长工。
挺大的农场平时就我和马里奥两人，这老家伙四肢奇懒而舌头特勤。我们坐在农场正中两层小楼前的橄榄树下，乌黑的油橄榄落了一地。马里奥用掺杂西班牙单词的英语不停地指使我修车库大门、给柑橘树浇水，弄不清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老马里奥说在美国务农就像赌博，他问我是否去过拉斯维加斯。“也许赌城的赢钱机会比种田还高。”按他的说法，务农与做其他生意的惟一区别是需要更多的投资。美国地贵、耕作机械贵、劳动力更贵，绝大多数美国农民都欠银行一大笔贷款。天气、病虫害、政府法令、市场需求、劳动力、油价、化肥农药、种子……就像拉斯维加斯的大轮盘赌，“1 赔35”。
老朽昏庸的马里奥稀里糊涂弄不明白我来自纽约还是洛杉矾，可认定我是挽救唐氏农场的惟一救星。二大妈逐步关闭农场的做法有可能让他卷铺盖走人，使他丢掉每小时8。5 美元的轻松收人。为捍卫吃了20年的“铁秆庄稼”，老家伙只顾一门心思地要我留下来陪他种地。马里奥舌头上的二伯简直就是圣保罗，为显示他和二伯的兄弟关系，他从来不像其他工人那样叫二伯“唐博士”或者“罗伯特”，而是含着一口黏痰稀里糊涂地叫二伯的呢称“鲍博”。什么都是“鲍博说”、“鲍博说”，反正“鲍博”死了无从查证。据马里奥讲，“鲍博”和他的关系比和我二大妈还近。“他教我种赚钱的新鲜菜，还答应要送我一个农场。”显然，马里奥不仅希望我继承二伯的农场，更希望我继承二伯的慷慨，干脆把我接手的农场立即送给他。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一脑袋革命人道主义、立志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傻冒，自然令狡猾的老马里奥大感兴趣。
美国法律不许农业区的农田肆意荒芜杂草丛生，这不仅有碍观瞻，影响左邻右舍的整体地价，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病虫害。老马里奥拎着只大号扳子颐指气使地指挥我拆下拖拉机的挖沟犁换上锄草机，便顺理成章功成而退，爬到树荫下的躺椅上喝冰镇可乐，悠然自得地欣赏烈日下的我，老黑奴般在农田里往来驰骋。约翰迪尔拖拉机轰鸣着将杂草翻起又深深埋下，露出墒情上乘的肥沃土壤，使我油然产生绿林响马悲壮人生的错觉。伴随着胯下拖拉机突突颤抖，我突然发现自己已不是毛头小子，而是个成熟的男人，正在追赶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我一直为自己迅速适应环境的天赋自鸣得意，可绝没想到转瞬之间就被造就成标准的西部农民。人一生要干几件大事，当农民便是其中之一。天才、财富、权力都无法代替亲身感受，亲身感受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我告诉老马里奥，我不仅开始考虑留下来替鲍博种地，还想找个美国姑娘，替鲍博生个孙子。美得老马里奥说这就对了。
左邻右舍以为我是农场新雇的技工
在一望无垠的土地上反复机械地锄草令我生厌，老马里奥让我把这种驰骋想象成是给一个漂亮姑娘梳头。约翰迪尔拖拉机四轮驱动，座舱里空调、音响应有尽有，甚至还备了冰镇可乐和微型电视机。伴随着各种古典旋律的锄草虽然惬意，可种地毕竟是种地。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我原以为可以在资本主义老巢与美国工人阶级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可我面前的这位老兄就是不肯接受劳动使猴子变人的马列主义真理，死抱着好逸恶劳、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垂而不死地躺在树荫里。而自幼尊老爱幼的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指使脚腕子发软、两脚没根的古稀老人。马里奥看出我和我二伯一脉相承，以后干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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