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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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隆格是相当有远见的。虽然他现在被关押在集中营，但住在党卫队营地的单独住所，有可能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施蒂尔里茨，现在我要对您说的是最主要的：我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要是我把调查的结果汇报给缪勒，他会意识到，您掌握了反对他的武器。对，您说得对，正是他下令逮捕隆格的。要是我告诉他，调查的结果对您不利，这也将使他遭到间接的打击。而我呢，不管这是多么荒唐可笑，会受到两面夹击。我既会遭到缪勒，也会遭到您的打击。他呢，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检验我的论据，而您呢……基本上会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来整我。我这个盖世太保的军官该如何是好呢？间谍机关的军官，请您说说。”
　　“他的用意原来如此，”施蒂尔里茨心里明白了，“这是不是考验我？如果他要考验我，那我心中有数，应该如何对付。但如果这是拉拢我呢？他们犹如船沉前的老鼠，为了免遭灭顶之灾，想立即逃离船只。他谈到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好吧，心中有数了。回答他还为时过早。”
　　“盖世太保和间谍机关，”施蒂尔里茨耸了耸肩，说，“有什么区别？我们虽然有磨擦，可总的来说，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在工作。”
　　“是为了共同的事业，”霍尔托夫承认说，“只不过我们是以刽子手和暴徒而闻名于世，而你们是制作珠宝首饰的精工巧匠，是买卖化妆品的商人，你们是政治间谍。任何制度、任何国家都需要你们，而我们只属于帝国，我们与帝国同命运共存亡。”
　　“您问我该怎么办？”
　　“对。”
　　“您有什么建议？”
　　“我想先听听您的高见。”
　　“根据您拧下保险闸塞子和要求我放下窗帘来看…”
　　“窗帘是您建议放下的。”
　　“是吗？见鬼，我觉得好像这是您建议的…算了，这不是实质问题。您想洗手不干了？”
　　“您在边界上有‘越境窗口’吗？”
　　“就假设有吧。”
　　“要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中立国去怎么样？”
　　“三个人？”
　　“对。就是三个人：隆格、您和我。我们将为世界拯救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我在这儿救他，而您组织偷越国境。行吗？您要考虑到：受怀疑监视的是您，而不是我。受缪勒的怀疑监视意味着什么，这您是一清二楚的。怎么样？我在等您的回答。”
　　“还要白兰地吗？”
　　“要。”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霍尔托夫面前，把酒杯递给他，就在这一瞬间，施蒂尔里茨抡起带棱的沉重酒瓶用力朝霍尔托夫的头部砸去。酒瓶的碎玻璃四处飞溅，深颜色的白兰地酒流到霍尔托夫的脸上。
　　“我这样做是对的，”施蒂尔里茨脑子里在琢磨，脚踩着“霍里赫”的加速踏板。“我别无选择。即使他是真心实意来找我，我这么做也是对的。在局部问题上我有所失，可我赢得的却是缪勒的彻底信任——相比之下这更为重要。”
　　他身旁霍尔托夫半坐半卧靠在蒙着红色皮子的车门上。他处于昏迷状态。
　　霍尔托夫说缪勒正在睡觉这并不确切。他没有睡。他刚接到破译中心的报告：俄国女谍报员的密码和从伯尔尼收到的密码相同。因此，缪勒推测，俄国的间谍头目在寻找新的联络——他或者认为他的报务人员在空袭中丧生，或者已觉察到他们出了问题。但缪勒一直不愿去考虑俄国电台以及与鲍曼直线联系的电话筒上那些令人伤脑筋的指纹。但他越是不愿想，这些伤脑筋的指纹就越妨碍他对问题的思考。在二十年来的警察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性：他首先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直觉，然后才对事实进行分析，检验自己的直觉。他很少失误：无论是在魏玛共和国供职期间镇压纳粹游行的时候，还是他反戈倒向纳粹，关押魏玛共和国领袖的时侯。他在执行希姆莱的所有任务和后来倾向于卡尔登勃鲁纳时，他的感觉也从未使他上当受骗过。他知道，卡尔登勃鲁纳未必会忘记与施蒂尔里茨有关的任务。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是在上层。但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缪勒却不得而知。所以他指派霍尔托夫到施蒂尔里茨那儿去演出一场假戏。如果第二天施蒂尔里茨来找他，并向他报告霍尔托夫的言行，他可以放心地结束调查，把材料锁进保险柜，束之高阁。假如施蒂尔里茨同意霍尔托夫的建议，他便可以公开摊牌，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根据自己手下人员的调查材料，向他报告案情。
　　“这样…”他继续思考着，“好吧，等到霍尔托夫回来，便可见分晓了。现在该考虑一下俄国‘女钢琴师’的一事。看来，在她的上级领导开始通过瑞士寻找联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女人，而不是施蒂尔里茨那种劝人为善的谈话方式。她不可能只是她领导手中的工具。她应该知道某些内情。实际上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了。伯尔尼发来的密码索引可能也记在她的脑子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还没有完全考虑好，门便开了，进来的是施蒂尔里茨。他架着血流满面的霍尔托夫——后者双手反剪，手腕上锁着一副镀铬的手铐。
　　缪勒注意到自己的助手朔尔茨惊慌失色地站在门口，便说：“施蒂尔里茨，您疯啦？”
　　“我没有疯，”施蒂尔里茨答道，嫌恶地把霍尔托夫往沙发上一扔。“或许是他疯了。要不然他就是个叛徒。”
　　“水，”霍尔托夫勉强张开嘴唇，“给点水！”
　　“给他水，”缪勒说道，“出了什么事？给我解释清楚。”
　　“让他先给您把一切解释清楚，”　施蒂尔里茨说，“我好用书面形式把所有情况写清楚。”
　　他给霍尔托夫喝了水，然后把玻璃杯放到托盘上的长颈玻璃瓶旁边。
　　“您回去把您认为该写的都写下来，”缪勒吩咐道。　“您什么时候能写好？”
　　“写得简短——十分钟就够。要详细的话——明天写好。”
　　“为什么明天？”
　　“因为今天我有急事必须办完。再说，早了他的神志还没有清醒过来。可以走了吗？”
　　“好，请便。”缪勒答道。
　　施蒂尔里茨走后，缪勒打开霍尔托夫手腕上的手铐，若有所思地走到放着玻璃杯的小桌旁。他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拿起杯子，对着亮光看了看．上面明显地留下了施蒂尔里茨的指纹。他是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的指纹中的一个。与其说是怀疑施蒂尔里茨，不如说是按自己的习惯，查它个水落石出。缪勒把朔尔茨叫来，吩咐说：
　　“取下这杯子上的指纹。要是我睡了，不要叫醒我。我想，这事并不十分着急……”
　　指纹鉴定材料使缪勒大吃一惊。施蒂尔里茨在杯子上留下的指纹和电话筒上的指纹相同，而且最可怕的是，和俄国电台上发现的指纹完全一致。

第三节　1945年3月12日8时02分
　
　　施蒂尔里茨驾驶着自己的“霍里赫”风驰电掣般地向瑞士边境开去。脸色苍白的牧师一声不响地坐在他身旁。施蒂尔里茨打开收音机，拨到法国电台，巴黎正播放年轻女歌手埃吉特·皮阿夫的音乐会。她的嗓音低沉有力，歌词简单而通俗。
　　“现在的风气完全败坏了，”牧师说道，“我不是谴责，不，只不过听着这音乐总使我想起亨德尔和巴赫。看来，以前从事艺术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们有信仰，为自己规定了最高任务。而这唱的是什么？简直像市场上的叫卖……”
　　“这位女歌手会名垂千古的……不过等到战后我再和您争论。现在您对我再重复一遍您将要在伯尔尼所做的一切。”
　　牧师便开始向施蒂尔里茨重复三小时前对他详细交代的一切。施蒂尔里茨一面听牧师讲，一面继续寻思：“是啊，凯特留在他们那儿了。但如果我把凯特带走，他们会抓住牧师，因为盖世太保中显然也有人在注意他。这样整个行动计划将必然失败，希姆莱便可以和在伯尔尼的那。人相互勾结……如果发生意外情况——虽然不应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他们要是折磨孩子，凯特有可能提到我。不过牧师可以开始行动，而普莱施涅尔应该已经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电报想必已经到家。无论是牧师还是普莱施涅尔都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执行我的计划。一切都会非常顺利。我决不让希姆莱在伯尔尼‘坐到谈判桌上’。现在他们绝不会得逞。缪勒对我的‘越境窗口’也一无所知，边防军也不会告诉他手下的人任何情况，因为我是奉党卫队司令之命行动。这样牧师今天将到达瑞士，明天开始执行我的任务，说得更确切些，是我们的任务。”
　　“不，”施蒂尔里茨打断自己的思路，说，“您应在饭店的玫瑰色大厅，而不是在蔚蓝色大厅约定见面。”
　　“我觉得您好像根本不在听我讲话。”
　　“我在洗耳恭听。请继续讲下去。”
　　“一旦牧师越境成功，一切都很顺利，我将去营救凯特。到那时我就可以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他们会紧缩包围圈，到时连鲍曼也将无济于事，不能助我一臂之力…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要是我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暴露，我就和凯特一起通过我的‘越境窗口’。如果可以继续干下去——他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有，我便使用武力营救凯特，但要得到施伦堡的默许。到他家汇报工作或到霍赫利欣，他在那儿和希姆莱形影不离。要计算好时间，除掉秘密住宅的守卫，破坏电台，然后带走凯特。主要是计算好所需时间和行动速度。让他们去找凯特的领导人。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找到答案。根据缪勒看见霍尔托夫头破血流时大惊失色的情况判断，霍尔托夫是他派来的。如果他不是假戏真演，除了要扮演的角色外还确有诚意的话，他是不可能扮演得如此逼真的。如果我真同意和他以及隆格一起潜逃，那不知道他下一步将怎么走。可能他会和我们一起偷越国境。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在审问天文学家时他看我的眼神以及当时他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和他周旋的办法是正确的。我一方面利用施伦堡，另一方面利用鲍曼作掩护，突然动身。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凯特。明天上午我将不回办公室，立即到她那儿去。可是不行，不能这样做。任何时候都不能盲目行动。我必须先去见缪勒。”
　　“对，”施蒂尔里茨说道，“非常好，您记住了这一点；坐第二辆出租汽车，不坐第一辆，而且绝不能随便搭移乘顺路的车辆。总之，我相信，在我向您提到的那个修道院里，您的朋友会关照您的。我再重复一遍：什么情况您都可能遇到。各种意外都可能发生。只要稍有疏忽，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您就会被抓到缪勒在这里的地下室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您要记住：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受刑时，只要您提到一次我的名字，我就性命难保，同时您的妹妹和几个外甥也将必死无疑。要是您说出我的名字，您的亲属就只有死路一条。您要理解我的意思，这不是威吓，这是现实，这一点您应该知道，并时刻牢记。”
　　在离车站广场还有一百米的地方，施蒂尔里茨便扔下汽车。边防站的汽车已停在预定地点，钥匙插在点火电门上。车窗玻璃上故意泼上了泥浆，这样将无法看清乘车人的面孔。根据事先约定，在山区的雪地上插着雪橇，旁边放着皮鞋。
　　“换装吧。”施蒂尔里茨说道。
　　“这就换，”牧师用耳语般的声音回答说，“我的两手发抖，我必须稍微镇定一下。”
　　“说话不用压低声音，这儿没有人会听见我们说话。”
　　山谷中白雪皑皑，晶莹闪烁，隘口处一片黑暗。万籁俱寂，一点微弱的声音都会引起响亮的回声。随着阵风远处不时传来电站发动机的声音。
　　“好吧，”施蒂尔里茨告别说，“牧师，祝您顺利。”
　　“上帝保佑您。”牧师说完便朝施蒂尔里茨所指的方向滑去，他的动作有点笨拙。就在国境线上他摔倒了两次。施蒂尔里茨站在车旁，直到牧师从隘口瑞士一方的黑色森林里高喊了一声为止。从那儿到旅馆只有几步路的距离。一切顺利。现在必须把凯特从虎口中营救出来。
　　施蒂尔里茨回到车站广场，坐上自己的汽车，开出二十公里左右，便觉得昏昏欲睡了。他看了看表，已过去两昼夜，他一直在奔波忙碌，没有休息。
　　“我睡半个小时，”他自言自语说道，“不然我就根本回不到柏林了。”
　　他睡了整二十分钟，醒来后从扁平的军用水壶里喝了一口白兰地。他开足马力，胸脯贴近方向盘，“霍里赫”的马达加速转动，发出平稳有力的响声。时速表上的指针已指向“120”的刻度。路上空无一人，晨光嘉微。为了赶跑睡意，施蒂尔里茨大声唱着诙谐的法国歌曲。
　　当睡意再次向施蒂尔里茨袭来时，他停下车，用雪揉搓面孔。道路两旁只剩下少量疏松的蔚蓝色的积雪。施蒂尔里茨经过的几座村镇安温宁静，仿佛也涂上了一层蔚蓝的颜色：德国这一带地方没有遭到盟军的猛烈轰炸，所以一座座红色屋顶的小楼房在这宁静的风光满施的地区显得自然而又协调：四周是一片片蓝色的松树林，清澈的河水从山上奔泻而下，湖面已经解冻，湖水平静如镜。
　　有一次，最喜欢早春的施蒂尔里茨曾对普莱施涅没尔说：“文学不久将运用概念，而绝不是用文字写下的很长的句子。人们通过广播和电影所获得的信息越多，文学的作用就越可悲。如果说以前描写春天万物苏醒的景象，作家要用三页篇幅的话，那现在电影工作者在银幕上只需用半分钟的镜头来表现这同一景象。平庸的摄影师表现的是花蕾绽开，河流解冻的画面，而艺术大师运用的是色彩的变化，准确的声响。但请注意，他们都只花费了最低限度的时间。他们只不过把信息告诉人们。过不了多久文学家只需寥寥数字便可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三月的晚霞…’难道通过这寥寥数字您能看到水滴，霜冻，排水管旁的冰柱，远处——森林后面的火车在鸣笛，年轻的小伙子伴送一位女中学生回家，路上那少女在空气清新、春寒料峭的傍晚发出轻轻的嘻笑声？”
　　普莱施涅尔笑了：“我从来没想到，您还如此富有诗意。听我说，您应该悄悄地一个人闭门写诗。”
　　施蒂尔里茨回答他说，他从未写过诗，因为他非常严肃地对待诗人的职业，不过绘画他倒是真的学过。在西班牙有两种颜色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色和黄色。他觉得，这两种颜色调配的比例恰当便可以在画布上准确地表现出西班牙。他在绘画方面尝试了很长时间，但后来终于醒悟，保持绝对相似的愿望一直妨碍他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对我来说，公牛就是公牛，而对毕加索来说，事物只是自我表现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已。我刻意追求的是事物，是形式，而有天才的画家使事物和形式服从于自己的思想，而细节的精确描绘并不使他感兴趣。以《浪子回头》中画的脚后跟非常准确作为借口维护他自己绘画的意图是很可笑的。宗教中教条式地授引权威是可以谅解的，但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不可原谅的”。那时施蒂尔里茨是这样认为的。当同事请他为他们作画时，他已停止了自己的“绘画练习”（这是后来他对自己爱好的称呼），“这看来很好嘛，”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