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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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身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身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施蒂尔里茨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施蒂尔里茨根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施蒂尔里茨先生，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施蒂尔里茨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施蒂尔里茨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戈林”，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戈培尔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鲍曼。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党卫队帝国司令”。这是他的上司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施蒂尔里茨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依萨耶夫，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对苏联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俄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依萨耶夫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依萨耶夫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施蒂尔里茨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欧洲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第五章
第一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林）
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军战斗飞行员，德意志帝国英雄。第一次纳粹行动失败后，戈林逃到了瑞典，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民航运输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某贵族的宅邸洛克尔施塔特，在这里他结识了冯·福克上校的女儿卡林娜·冯·肯佐夫夫人，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瑞典回到了德国。在德国他又与元首希特勒见了面，决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员１９２３年１１月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卡林娜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和戈林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不列颠”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德国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戈林和其他十一名纳粹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希特勒因是奥地利人，未能进入国会。
卡林娜曾给住在瑞典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戈林和巴伐利亚的冯·埃恩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红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大卫王之星和红星①，其实，大卫王也好，红星也好，都是一回事。皇太子给赫尔曼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德意志人的代表’”
①这里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译者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元首的决定戈林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巴登大街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霍亨往伦亲王，科布尔格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卡林娜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瑞典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的西方民主政治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柏林地区纳粹党组织的领导戈培尔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戈林之间的联络员。戈塔尔坐在钢琴前伴奏，戈林、卡林娜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托马斯合唱民歌：在纳粹首领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希特勒、沙赫特和蒂森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德国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德意志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的希特勒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一些纳粹老党员反对希特勒的罗姆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戈林不再是赫尔曼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戈林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戈林在柏林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卡林霍尔”，这时向希特勒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社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莱伊和沙克尔了。戈培尔认为，戈林还在以前那所宅评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戈培尔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戈林，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希特勒亲自来到卡林霍尔，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戈林。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卡林霍尔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赫尔曼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卡林霍尔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戈林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戈林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阅读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猎捕驯鹿，晚上在电影院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卡林霍尔乘飞机到慕尼黑去接受张伯伦的投降，然后去华沙监督在犹太人隔离区的大屠杀，又去日托米尔拟定消灭斯拉夫人的计划……
1942年4月，美国轰炸机空袭了基尔市，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轰炸后，戈林向希特勒报告说共有三百架敌机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基尔市的地方长官格罗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戈林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百架轰炸机，而德国空军却十分无能，在防卫这座城市方面毫无作为。
希特勒目不转睛地盯着戈林，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敌人的一颗炸弹也不会落到德国的城市里’？！”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德国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戈林，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以色列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敌人的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我的国家，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帝国元帅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戈林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2年，戈林这位“纳粹第二号人物”，希特勒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上当着元首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希姆莱的专案文件。第二天，党卫队帝国司令希姆莱竟然没征得希特勒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希姆莱窃听帝国元帅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戈林弟弟艾伯特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艾伯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出口部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基什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戈林”，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基什，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戈林花了很大力气，他在元首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艾伯特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经常对鲍曼说：“除了戈林，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希特勒对戈林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戈林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元首……”
第二节 1945年2月15日22时32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处长，党卫队高级总队长缪勒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说话带有很重的维也纳口音。他知道，这使元首和希姆莱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德国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维也纳，维也纳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德国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维也纳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卡尔登勃普纳干脆不再模仿德国人说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维也纳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因斯布鲁克的音调说话，那里的奥地利山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卡尔登勃鲁纳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高级总队长缪勒，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施蒂尔里茨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克拉科夫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克拉科夫，这座城市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法乌，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上帝保佑，要是它沉到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沼泽深处就好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柏林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施蒂尔里茨负责。如果您，缪勒，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施蒂尔里茨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缪勒昨夜工作了一个通宵，由于睡眠不足，头晕脑涨，回答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有点粗野的玩笑话，他说：“我还从未收到过怀疑他的信号。再说，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呀。”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大错特错嘍？”
卡尔登勃鲁纳问话的口气十分生硬，尽管缪勒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听出来了。
“怎么会呢…”他回答说，“既然有怀疑，就应该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否则要我这个机构干什么呢？您再也没有什么事实了吗？”缪勒问道。
这时，卡尔登勃鲁纳正在吸烟，突然一段烟丝掉进他的喉咙，他咳嗽不止，脸色发青，脖子上紫红色的青筋涨得又粗又大。
“怎么对您说呢，”他擦着眼泪回答说，“我曾派人连续几天录下他和我们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谈话。我绝对信任的那些人公开谈论对形势表示悲观绝望，我们的军人愚蠢拙笨，公开说：里宾特洛甫得了呆小病，戈林活像个木头人，他们还说，一旦俄国人打进柏林，我们都将遭到可怕的厄运…而施蒂尔里茨却总是回答说：‘胡说八道。一切都很顺利，事情进展得非常正常。’热爱祖国，热爱元首决不是闭着眼睛向共事的同志撒谎……我曾问自己：‘他是个蠢货吗？’在我们中间像发疯似地跟着戈培尔胡言乱语的蠢货确实大有人在。不过，他绝不是那路人。那么究竟他为什么如此虚伪呢了或许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或许他害怕什么，再不然就是他想搞什么名堂，因此要装得犹如水晶一般纯洁清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要搞什么名堂呢？他可能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在国外，到中立国那里寻找关系。我也曾问自己：‘他会从那里回来吗？如果回来，那他会不会和一些反对分子或别的坏家伙们勾结上呢？’我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缪勒问：“他的专案材料是您先看，还是我直接拿走？”
“您就直接拿去吧。”卡尔登勃普纳耍了个滑头，实际上他早已研究过全部材料了，“我要见元首去。”
缪勒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卡尔登勃鲁纳。
缪勒等了片刻，想听听卡尔登勃鲁纳讲些从元首地下室带来的新消息，但是卡尔登勃鲁纳缄口不言，他打开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出一瓶“拿破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