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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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飒回来，说她已经晓得盛世钧的事情了。她没有去见米家柱，只是为孔嘉惠守了三天的灵，也拜了老太太的灵牌。还专门在自家屋里立了孔嘉惠的牌位—孔嘉惠是她从小的主人，也是她和丈夫江伟业的主婚人，她们的感情是很深的。
第四部分第76节 盛家大院
临近1933年春节除夕的前一天，黄老二带着盛世钧送的两匹马找到谭书兰，悄悄把盛世钧的意思说了，还告诉她，他兄弟黄老汉去庙堂打听了，盛家老太太和太太的灵柩已经入土了，是那个江伟业跟火柴厂的人帮忙办的。只是庙堂还驻扎得有红军，占着盛家大院，骡马粮食都运走了，浮财也都分了。“那院子不成个样子了。”
谭书兰听了也没说什么，把黄老二和他的马匹安顿在医院后院，跟周围的人说是老乡来找人去出诊的—媳妇难产。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政委跟盛代明一起在谭书兰那里喝酒吃饭聊天，上半夜时分，来了一队保卫局的红军士兵，不由分说把政委和盛代明捆绑起来带走了。
谭书兰在静下来的屋子里呆坐了好一阵，匆匆来到后院把黄老二叫醒。谭书兰说：“收拾东西，我们赶紧走。”
医院这种地方从来都是各种消息汇集地，谭书兰早就听说了些风传，不想来得这么快。后来证明她的当机立断是及时的。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认为她是AB团的外围，只是她在当地影响大，医务工作又是当时革命所急需，再加上保卫局第一批解决的对象主要是有兵权的军官，所以没有马上对她下手。
“我怕要出事。”谭书兰悄悄找到飒飒，叮嘱道：“珪月就交给你了。你和伟业都是普洛大众，不会有啥问题。记到，不要多讲话，埋头做事就是了。当心些……我走了。”
1933年，川陕红军总医院被西北军事委员会所属的保卫局搞出个AB团来。说是反革命集团，严刑逼供，越扯越大，死了不少人。鬼使神差，谭书兰逃过了这一劫。也幸亏保卫局的命令很机密，逮捕行动都是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当时还没有搞到外围的这些人头上来。守城门的卫兵知道的并不那么多，谭书兰告诉当值的班长说老乡家媳妇难产，顺利出了城。黄老二打着火把，二人朝庙堂去。
到庙堂已经麻麻亮。黄老二灭了火把，扶谭书兰下了马，岔开大路到了河边。细心的黄老二早就准备了一身农妇的衣衫。谭书兰换了。
正是冬季枯水季节，巴河露出大片河滩。黄老二牵着马沿着河滩与谭书兰步行穿过白沙滩，绕开庙堂正街。昏暗中依稀见得到庙堂街背后坡上盛家后院的几栋房屋。整个庙堂都在沉睡中，黑压压高高低低的吊脚楼错落在河滩上面，除了偶尔几声狗叫，没有一点声音，死寂的一片。
过了庙堂镇来到南佛山下，谭书兰要去盛家祖坟看看老太太和孔嘉惠的墓。
盛家祖坟前有好几个高大的牌坊，牌坊映衬在麻麻亮的天空下。谭书兰在坟山中找到了盛家老太爷考究的坟墓，在它旁边是老太太的，后面是孔嘉惠的，再过去是盛世钧的拜把子兄弟钟大汉的，后面还有那些庄丁的墓。这些新墓都简陋得很，一看就是匆匆忙忙做下的，墓碑也粗糙。谭书兰摸摸那两个墓碑，就近折了些柏树丫枝分别搁在两个墓碑前。又去看了钟大汉的坟头。退回到坟山前为他们默祷了一阵，转身上路。
几天后，盛世钧在望龙镇见到了谭书兰。细皮嫩肉的谭书兰脸腮冻成了红二团，耳朵和手上长满了冻疮，从头到脚裹在乡下妇人的穿着里，完全没有了平时那样的讲究。见到盛世钧，笑着说：“唉，我是累了，是累了。”
那个夜晚在我的想象中是最令人恐怖的。
被小指粗麻绳勒紧了脖子，手臂被反剪在背后，嘴里塞着麻绳团，拇指粗的麻绳从颈项到脚腕横七竖八地把他捆绑着。“一、二、三”两边的壮年汉子一起用力……
恐怕就是在盛世钧跟谭书兰会面的前后，盛世钧的大公子盛代明—被称为“吴宏同志”的那个人，被秘密处决于通巴。
盛代明就这么死了。盛世钧的大儿子，27岁，1906年生，1933年死。1925年他留学时参加了革命，入了共产党，改名叫吴宏—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意思，死时是红军的高级军官。1933年东来的红军跟当地的川东红军之间产生了磨擦，东来的被称为“东来派”，实力强大，以张国焘为首，本地派几乎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实力。肃反行动、AB团案件很快降临到他们头上，从排长以上到军长，前前后后被杀了数百人，大多是秘密处死。为了节省宝贵的子弹，处死的方式以砍、勒、活埋为主。这些人大多是川东红军的精华。
他死得特别冤枉。盛代明—吴宏当时已经身居要职。他被捕后立刻被隔离，几天后被勒死在巴河边的石滩上。两年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了川北，盛世钧派人四处找他的尸骨，没找到。
上世纪80年代盛代明被平反，成为革命烈士，得了一张证书。
盛代明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盛家的男人中，除了驼子外，盛代明的弟弟盛代礼去了英国，这张证书就由盛代明的女儿盛珪月保管。2000年春节，驼子死后，盛家在巴渝的亲戚团聚，说起这件的事，盛珪月拿出了这张证书来。我的子侄辈们见到这张创意设计十分特别的东西，问是什么，我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末了，一个新大学生很感动，说：“太惨了！”
1975年在巴渝过完春节后，我又赖着呆到大多数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外婆说，“你还是要去哦，不去咋行呢？早点去，早点回。”我这才无可奈何地买票返乡。我母亲生病未能到车站送行。那天是我父亲陪我去的车站。不是我有要人来送行的娇气，我由城市返乡带的东西比从乡里回城时多得多，有好几个大包，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比方送给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的礼物装了一大包，里面鼓鼓囊囊塞了几只自制的煤油炉。
那个时候工厂里时兴干私活儿，不知怎么煤油炉风行起来，家家户户都在叮叮当当猛敲，把干革命的热情化作改善生活的动力，很快活。那时煤矿工人干革命不干活儿，出的煤太少，凭票也买不到。住在城市里总不能把房子拆了当柴禾吧。人人都搞懂了，光有革命的热情当不了饭吃，大公无私铁面无私之类，已经哄嚇不倒人了。我父亲下放在车间，虽然还戴着“特嫌”（特务嫌疑）和“反动技术权威”两顶吓人的帽子，可工人阶级倒也不嫌弃，管不到那么多，占国家便宜的事，红黑不论，见者有份—这是巴渝人特有的劣根性在起作用。这种巴文化的处世做人的义气，我那些在北京上海武汉无锡常州的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就没享受过。
说起做煤油炉，那是考手艺的。我家对门的男主人是平炉车间的高级技师，老右派，那煤油炉做得，蓝旺旺的火苗子，还省油。我父亲经常跟他切磋技艺。我们家巴渝蓉城盐都无锡常州镇江武汉上海北京的亲戚几乎每家一个这种自制煤油炉，不下二三十个，可能还要多，都是出自我父亲的手笔。
第四部分第77节 公社大队
不过，我不清楚那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们需要这玩意儿干吗？乡下的柴禾多的是，煤油是多金贵的东西，他们那点工资烧得起吗？可这种时髦人人特感兴趣，每次回乡都得给他们带一大堆。后来还是驼子一语道破天机—“你老兄傻的，他自家不用，还不知道拿去孝敬县里州里的老爷呀！”
我那几年靠这些煤油炉在乡下确实沾了不少光，头一回招生就有我的名额。煤油炉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煤油炉，另外一大包和一小包东西是各种南方知青下乡生活必需品：固体酱油（乡下没有酱油），猪油，细盐，白糖，路途上填饱肚子的干粮，铝制的仿军用水壶，雨衣，高帮胶鞋，外婆特制的榨菜肉丝（有几公斤，可以吃两三个月不会坏）。这类东西在当时是奢侈品。我后来跟不少下过乡的同学交换过下乡的体会，他们听了直骂娘，说你小子应该再下一回乡。其实我确实是下了两次乡。最后，我还有一大包一年拿回家来洗换的衣服被单大衣蚊帐（当时还没有女友），这一点让很多同情我下乡的亲戚朋友也感到太过分了，说我外婆我妈我爹完全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后代。
那时的长途客车总是很挤，40个座位的车里一定会挤上70多人，我数过，最高可以塞进80来人。好在我们家有亲戚在公交公司，所以我是有靠窗座位的票。这种在山区土石公路上行驶的客车是很颠簸的，在车里站两个白天，那滋味很不好受。直到今天，那里也不通铁路，公路虽然是柏油路面了，但路况依然不好，经常塌方，只是车况好多了，都是豪华卧铺客车了。可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呆两天也够受的。
我父亲那时四十多岁，到车间下放锻炼后身体比坐牛棚时好多了。我们费力把大包的东西放上了客车顶部的行李架。开车时父亲在车外向我挥手，客车围着转盘转了一圈，我看见他依然站在那里。初春的冷风从地上刮过，车站上到处都有的碎票屑被卷起来飘飘洒洒……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客车开走。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父亲有了白头发，也是我身为儿子第一次感受到对父亲的亲情。
上车时跟打仗一样，谁也不会去关注别人。在中午客车打尖的时候，大家都朝公路边小饭馆旁的厕所去，有一个女知青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回想起来是她从头到脚的那种奇异使我不能不注意她。
她无疑是个很漂亮的小个子女孩，头发是散乱的，遮盖着她的脸，偶尔露出她的小眼睛小鼻子。她脸色苍白，有些浮肿，眼圈发青，但这些只是我一眼晃过的地方。她的奇异是在胸前。那件上衣很单薄，几乎就是一件单衣，深色的，紧绷在跟她年轻小巧的脸完全不相称的乳房上，那上面渗着像地图一样白的印渍。后来在车上我看见她偷偷在衣服下面挤压，才明白那是奶渍。她下半身穿着一条石油工人的工装棉裤，没有罩外裤，就那样的裸棉裤，上面压着一条条的线。她脚上是一双大头翻皮皮鞋。我当时也穿着那样的鞋，是体力劳动的工人才有的，很结实很笨重，不怕火星，不怕铁器，非常保温。可这么一个小巧的女孩穿着这样一双男式的大头皮鞋，走路似乎都抬不起脚的样子，也让我同情。
方便过后，大多数没钱吃饭馆的乘客回到充满各种气味但却比较温暖的车内。司机自有下面小饭馆的人办招待。那位女知青也回到座位。她没有人陪伴，不吃东西，也不朝任何人看，埋着头悄悄在衣服下面挤压她的胸部。
我转开目光，打开我父亲给我准备的小包，拿出干粮和水壶吃喝起来。顺便说一句，我们家只要是有人出远门，收拾行李的任务就是我父亲的。他整理的行李完全可以跟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外出备要》媲美，事无巨细，没有一点错位的。我的干粮是馒头夹榨菜肉丝，每个二两那种，中间夹着切得很细的肉丝和榨菜，盐、氨基酸、蛋白质都有了。有多少个我照例不会去关心的，因为我知道父亲一定早就计算好了。我不知道父亲会不会还暗自计算了这样一个馒头的卡路里之类—这在他是很平常的事。这样的干粮在当时是很奢侈的东西了。
我再次瞟那个女孩时，她已经把头埋在前面的座椅靠背上，一动不动。我当时很想把小包里的馒头送一个给她—刚过完春节，我肚子里的油水很充足，可我不知怎么对她很怯，怎么都提不起劲来开这个口，直到最后我也没有任何行动。现在想来，是她身上有一股隔绝一切的劲头使任何人都无法向她靠近。在车上她要么闭着眼睛打瞌睡，要么就看着窗外，眼睛永远不对着人聚焦。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你若看某一个人，无论是偷偷地，还是从背后侧面，对方一定是会有所觉察的。更何况那车箱内就我们两个知青—过完春节的知青大多返乡了，我那样看她，她一定有所觉察。可两天的路途中，她就是没有任何反映。我也不敢有任何造次。我觉得她那姿态里除了那一股子绝望劲儿，还有她当年学生时代剩余下来的一股子骄傲劲儿。或者，更微妙一些，是由于我们俩彼此间有一种吸引，因此大家在这样的境遇下反倒小心翼翼，生怕给对方看不起。
她肯定是有了孩子的姑娘。那孩子是她抱回巴渝自己父母家了，还是男朋友的家了？我知道那时要是一个女知青结了婚，招工招生就没有着了，更别说当兵了。那恐怕就得一辈子呆在乡下，脸朝黄土背朝天了。所以除非是万不得已，没有哪个女知青是会在下乡期间结婚的。可她为什么会要了这个孩子？那时未婚堕胎虽然不合法，但也是可以做的。驼子就给我讲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公社就有不少。她是为了爱情？不会吧？我那个时候虽然知道得还不多，可已经了解经过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都不信实这个世界上还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样的东西了。为了招工招生女知青跟人睡觉这样的事时有泄露，没泄露的有多少？
或者，那是她想当母亲的天性，使她不顾一切？她这样，会有多大的麻烦，我想她是知道的。她浑身透出的那种隔绝一切的劲儿，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直到第二天下午，客车快到我们公社的前一站，她下车了，带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在客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她抬头，看向车窗内的我—她的眼神里有不屑、怨恨、无奈，就是没有寻求帮助，希望被怜悯的意思。然后她转身向她的方向去。
第四部分第78节 绵延起伏
车开动时，我一直扭着头目送着她的背影。那个很小的拖着大头皮鞋走路的背影四周是麦田、油菜地和冬水田，更远的地方是绵延起伏的山峦，黄黄的土石公路向山峦延伸着。我的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那是我下乡后头一回掉泪。
我掉泪，是因为当时在我那不到二十的人生时段里大概正是容易感伤的时候。这并不等于说我的灵魂受到了震撼，悟出了什么人生真谛—我那时依然是浑浑噩噩，混沌一团的。
记得在那个年岁前后我开始写诗，很真挚也很笨拙，半夜脑袋发烧，勃起，遗精，亢奋，点煤油灯，猛写一通。看很多书，古今中外抓到什么看什么。这方面要感谢我中学同校的几个比我大一些的同学，特别是家在政府机关的同学。记得有一个住在市委机关的同学，他们家后院就是抄家图书的堆积处。翻墙行劫，偷了不少书，大家共享。《红与黑》、《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笑面人》、《基督山恩仇记》都是那时的战果。特别是《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们经常把它当语录那样来背诵，开头总是套上“罗曼·罗兰教导我们说……”这样的套路。那样说，很兴奋，有种颠覆性快感。
下乡后有了驼子这样的怪物给了我更多的东西，盛家大院又给了我另外的东西，它们都集聚在那里，等待着。可是奇怪，我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什么东西。“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人到中年，我依然有些懵懂。那些沉重，那些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