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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上午咖啡下午茶-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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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喝茶的风气也很盛行,他们对于茶叶、茶具和泡茶的开水等,都很讲究,日本的“茶道”(Teaism),竟指在这苦难的有缺陷的现世里,享受一点乐趣,使日常生活不致毫无意味,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我的喝茶之意也即在此。 
汪曾祺:寻常茶话(1)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之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之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7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汪曾祺:寻常茶话(2)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汪曾祺:寻常茶话(3)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姚雪垠:惠泉吃茶记(1)
  凡来到无锡的人,几乎没有不去惠山的。惠山的风景实在平常,人们去的目的不在看景,而在吃茶。我住在梅园西边的太湖岸上,离惠山相当远,但既然来到无锡小住,也不愿放过吃一杯惠泉茶的机会,于是在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兴致勃勃地去了。
  我虽然喜欢吃茶,但对于吃茶一道完全外行。因为我不会吸烟,又没别的嗜好,坐在房间里需要一点淡淡的刺激,所以常常吃茶,久之便成习惯。既是找刺激,所以茶不在好,只要苦香就行;有时兼为解渴,喜欢把大杯倒满,大口大口地吃。古人文章中讥村俗人吃茶只要“浓、热、满”三个字,我正是这种俗人。但尽管我对吃茶一道很外行,这次去惠山吃茶却决心要仔细地、慢慢地、小口小口地、用舌尖品着滋味吃。许多年来。我不知遇到过多少人,人人都称赞惠山的泉水最美,而且我在许多古人的笔记中也常常见到有关赞扬惠泉的掌故逸闻。读过张岱的《陶庵梦忆》,我知道有些讲究吃茶的雅人,如一位叫做闵汶水的老头子把惠泉水运到南京煮茶,而作者的祖父住在绍兴家中,也曾以惠山的水泡茶待客。在杭州人蒋坦所著的《秋灯琐忆》一书中,也提到有朋友来游杭州,“以惠山泉一瓮见饷”。既然古时交通很不发达,人们尚且把惠泉的水运往几百里外泡茶吃,可见这水的名贵,我怎么能够不仔细地品品滋味?
  我原以为国庆节假期刚过,又不是星期天,游惠山的人一定很少。谁知一进惠山寺门,简直像走进热闹的庙会,拥拥挤挤,人声嘈杂,连一个空座位也找不到。等我参观了寄畅园,看过了无锡的出土文物陈列室和泥人艺术陈列室,看看太阳已经西下,转回来才在惠泉的院里找到了一张空桌。我坐下去,向服务员要了绿茶。无锡所有游览区的茶资都是每杯一角,南京也是,只有惠泉是一角二分。我没问什么原因,反正道理很明白:这是惠泉。据许多书上说,讲究吃茶的人,不但讲究茶叶、泉水、火候,还讲究茶具。可是惠泉的茶社对茶具是很不讲究的,每人一把粗瓷圆茶壶,一只粗瓷小茶杯,形式和颜色都很恶劣。放在我面前的茶杯还有碰破的缺口和裂纹。我没敢挑剔,因为我明白泉水和茶叶是主要的,茶具不是主要的。同时,在我的邻桌上正有两位茶客在高谈艺术理论,我想,如果我向服务员指出茶具太不美,他们准会笑我这个人有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
  我倒了一杯茶,看见茶色很淡,也闻不到香味,呷了一小口含在嘴里,用舌尖慢慢品味,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我没有失望,等了一两分钟,又倒一杯,颜色稍微浓一点,吃到嘴里也有点香味,但是凭良心说,似乎并不比我们在家中吃的茶好多少。仔细地尝过两杯,我不能不感到失望了,开始露出村俗本相,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当我刚刚坐下的时候,我的桌边的空位子已经被新来的游客坐满。听他们谈话,我知道这是一对夫妇,一位从外地来的姑母,两个小孩。三个大人坐在椅子上,小孩子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在桌边。按照规矩,三位大人应该是三壶茶,三个茶杯,但他们同服务员争执半天,说他们只有两个人要吃茶,只留下两壶茶,两个茶杯。他们很懂节约,首先是姑母和丈夫吃,丈夫吃过以后把自己的杯子转给妻子吃,妻子吃过后又叫两个孩子吃。孩子们并不喝,只要吃菱角不要吃茶。母亲向他们动员说:“傻崽子,吃哉!这是二泉的茶,吃哉!”这时我已经大口大口地吃过三杯,含着会心的微笑把眼睛离开他们,扫向周围的茶桌上。
  所有的桌边都坐得满满的。所有的人都是快活的。从服装上,口音上,面型上,我明白这些游客不但有本地的,也有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有些人们的脸上带着长途旅行中的日色和风尘。我也明白,这些从外地来的游客,一定认为今天吃到惠泉茶是很大幸福,会把这件事深深地记在心中,写在日记上,将来会作为对别人谈话的资料,有意无意地到处替惠泉宣传。如果他们也感觉到茶味很平常,他们大概会怀着谦虚的心情说,不是茶不好,是自己对品茶是外行,不懂得吃茶艺术。 
姚雪垠:惠泉吃茶记(2)
  我又看见,附近的一张方桌边坐着几个青年人,把一杯红茶倒得比杯沿高一点,满怀惊奇地嚷叫说这泉水不同于一般的水。这使我想起来不久前在南京游燕子矶,那位在观音阁伺候香火的女人刚给我讲完肉身不化的奇迹看见我拔腿想走,赶快给我倒了一满杯半温不热的剩茶,宣传观音阁的泉水特别好,证据是茶倒满杯而不向外溢,我吃了一口,感到一股泥土味,匆匆地留给她一角钱走开了。也就在几个钟头前,我从蠡园回到我住的地方,又热又渴,例了一满杯温开水,当时看得一清二楚,也是水比杯沿高一些不曾溢出。像这样的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难道只有惠泉特别么?于是我含着会心的微笑,从茶桌边站起来,走去看乾隆皇帝的御笔题诗。
  乾隆皇帝虽然是一位盛世皇帝,见多识广,但是他也同常人一样,跟着大家喝彩,说惠泉“江南称第二,盛名实能副”。其实这事情不足为奇。惠泉是被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而陆羽著过《茶经》,是吃茶艺术的权威和圣人,一向被茶博士们作为茶神来敬,人们对他的意见当然不敢怀疑。自古吃茶的雅人和俗人们,内行和外行们,都跟着吃茶权威歌颂惠泉,乾隆皇帝也跟着歌颂几句,又何足奇怪呢?
  有趣的是,惠泉的泉口是用石头甃成圆形的小池,紧旁边又甃了一个方形的小池,据说从圆池中打出来的水好吃,从方池中打出来的水不好吃。乾隆皇帝在诗中写道:“流为方圆池,一例石栏甃。圆甘而方劣,此理殊难究。”这道理真难“究”么?其实不然。我相信只要把方池洗刷得像圆池一样清洁,水的味道决不会有所不同。这分明是某些文人雅士,好事之徒,故意把惠泉说得非常玄妙,哄自己并以哄人。以乾隆皇帝的聪明,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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