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北京大案 作者:丁一鹤-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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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晴空一鹤
丁一鹤的法制纪实作品名声越来越大。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某演艺圈名人案件的报导，引起湖北与广东两家大刊编辑的争抢，以致他不得不承诺为放弃的一家另写两篇稿子才算平息。
从《名人》杂志起，为一鹤同志做责编大概有十个年头了罢。这其间，文坛中太多起承转合，波诡云谲了。而一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由一个青涩的山东汉子，成长为深具洞察力的法坛卫士、人类灵魂工程师，自有其独特的理想与追求。
“感恩”，是一鹤嘴上常说，并身体力行的一道座右铭，感谢尊长师友，感谢编辑媒体，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而感谢自己报导、写作的特殊对象，却是一鹤的独家感悟，非产于真心，不易道出。
法制写作的重要对象是囚犯，或犯罪嫌疑人。他们或滥用公器贪赃枉法；或偷摸拐骗，损人利己；或杀人越货，戕害生命，可谓罪大恶极，万人唾弃。但，当他们向作家袒开心扉，表达忏悔，挖掘犯罪根源而人性闪光时，一鹤同志常常感到震憾。从写作专业说，案件与当事人给他以资料和灵感；从为人处事说，活生生的案例让自己警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这“活水”当然包括他的报导对象，写作原型，而不管他是好人坏人。
与以虚构为主的纯文学创作相比，纪实文学同时存在“易”和“难”两个相互对立的特点。“易”是指有所依傍，不必向壁杜撰，案情本身天然带有故事性、可读性。“难”是指发挥空间少、有似“带着镣铐跳舞”，只能在叙述、修辞、文字上多动脑筋。从艺术效果上看，一鹤同志对二者处理是成功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把“老吏断狱”的文章写的华彩摇曳，富于情致。
一鹤同志没有停留在以资料写案情，以事实写故事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心去写作，鞭挞丑恶现象的同时，关注当事人的命运，对法制建设发挥了特殊的宣传、监督的作用。
轰动一时的空姐杨旸杀人案给一鹤同志带来了一枚无形的勋章。杨旸的情人是有妇之夫，他不仅隐瞒真相，骗得了少女的爱情，而且在杨旸与其争执时，不顾杨有孕，板砖拍，刀子刺，虐待杨旸。在绝情失望的情绪下，她夺刀杀死了负心汉高晓兵。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
2003年3月8日，一鹤第三次采访了待刑的杨旸，并写出了《空姐挥刀斩断情妇生涯》的长文发表在媒体上。他既写了那段畸形恋情，也写了杨旸由单纯到上当到变态复仇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扼腕。文章发表后不久，审判机关对杨旸做出改判，由死刑改判死缓，给这枝带“罂粟”气质的花朵以重生的机会。据新近得到的消息，杨旸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表现较好，当过节目主持人，表演过笛子独奏，又得减刑，愿她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社会生活。
当然，不能说杨旸的改判仅仅由于一鹤同志一篇文章的作用。但后来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十足证明了作家的“阴功”。
由于我是责编，一日突然接到美国纽约的一个长途电话。我很纳闷，在纽约也没有什么可通长途的朋友啊？来电的人是个旅美华人小伙子。他替夫人来电，问如何能与杨旸的父母取得联系。原来，他的夫人是杨旸的中学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日前，她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排了二个月的号，借读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案》，知道杨旸出了大祸。她担心杨旸的父母受刺激，想通过我联系他们，要给以安慰和帮助。我被他们的赤诚所感动，通过黑龙江省驻大连办事处，为他们牵了一条线。
我国历来重视法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要求文字准确，足以记录历史。褒在片言，贵踰轩冕；贬在一字，诛深斧钺。拿这个标准要求一鹤同志的作品，似乎还不能完全达到。特别是一些文章，当初是为媒体写的单篇，现汇集成书，又没时间重新整合加工，难免有枝蔓重叠之处，这可能是编辑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本书的《马德江湖》等章节中，有所改进。
一鹤同志是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既勤于笔耕，又长于思索。作为朋友、读者和编辑，我愿看到他堪称当代“三言二拍”的作品问世。（姚凤林）
第一章 马德江湖（1）
在讲述马德和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之前，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马德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我们就会知道，马德之所以把官场当作他个人的江湖，实在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我们先说东北人。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东北人好交往，坦坦荡荡，豪侠仗义，少数人甚至把这种豪爽任勇的性格发挥过头了，演变成“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就有显著的东北特色。东北的官员非常勤奋，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热情豪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且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的官员对困难是非常藐视的，“蓝天当被地当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那种豪迈的气魄和宽大的胸襟，那种连命都不要的创业精神是很感人的。
但是，东北的官员是粗线条的，往往把义气和感情看得比做官本身更重要，这跟白山黑水的豪迈与粗犷是分不开的。
在马德当过县长的海林县、当过副市长的牡丹江，都是当年“江湖好汉”啸聚山林的地方，比如座山雕、比如许大马棒等等。著名的“林海雪原”，以及著名的威虎山、奶头山、夹皮沟，就在牡丹江境内。马德在海林县当县长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政绩就是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经济，曾经斥巨资对赫赫有名的威虎山进行过改造。
马德当然知道座山雕，知道许大马棒，但是，马德的性格却不像我们熟悉的座山雕，而更像许大马棒许旅长，毕竟，许旅长更像正规军，有着严格的军规。马德是很讲“规矩”的人，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座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义字当先”。
义气，很多江湖好汉都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聚集到一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我们津津乐道的梁山好汉、百看不厌的金庸武侠，包括打入座山雕身边当了九爷的杨子荣，所作所为无不是义字当先。这是马德的做人准则，也是马德的官场规则。
马德做官，更像是做江湖。对于他的上司，他会像对“大哥”一样敬重，逢年过节都会准时拜望，同时送上或轻或重的礼物。对于上司的耳提面命，马德都会唯命是从坚决执行。而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德需要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驭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市负责人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
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作了一种对他权威的“孝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
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2005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
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中腐烂得最严重的一环，因而腐败链条从他这里断裂，由此牵出了田凤山、韩桂枝，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认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剜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
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
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
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乾丰镇。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年12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第一章 马德江湖（2）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