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和介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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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之内，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为了提高图幅的科学性，不应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时期尽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画出，至少在同一政权的直辖区域内不容许出现不同年代的建制。

　　　　六、杨图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画成一大幅图，然后分割成数十方块，以一块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东而西次序编排装订成册，一个政区往往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为不便。应改为按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或地理区域）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

　　　　随着原计划的逐步修改，工作量当然也就相应地成倍增加。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为各史《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全凭从诸史有关纪传和有关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订方位，编绘的难度更有过于中原地区。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崎岖曲折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想，光是底图，就改换了四次之多。每一图组开编时定的编例，在编绘过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变。这样在探索前进中不得不用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绘、制图队伍也相应地逐渐扩大。1957年编绘工作移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两三年内陆续增加到二十多人，从而在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陆续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昇等、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参加各边区图的编绘工作，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加原始社会遗址图和其他图的编绘。编绘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长期参加者也不下二三十人。制图工作在五十年代末曾改由武汉测绘学院承担，六十年代初又移交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负责。主办单位仍沿用杨图委员会名称不改，范文澜改任顾问，具体领导工作主要由吴晗、尹达担任。

　　　　最后一次杨图委员会会议召开于1965年夏，根据当时估计，全部编稿大致可在1967年完成。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单位的编绘工作全部被迫停顿，测绘科学研究所撤销。三年之后才得复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破坏之下，编者能够勉强坚持这一集体事业，所受到的严重的阻碍和干扰，是可以想象到的，这里就不一一缕述。终于在1973年完成编稿，交付地图出版社制印。自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

　　　　内部本发行后，在受到国内有关学术界热烈欢迎的同时，读者和编者也发现了它存在这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是必须予以改正或增补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到这一情况，及时作出决定，由编者对内部本进行必要的修订补正，争取早日公开出版。

　　　　现在这套公开发行本，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之下，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的有关同志，以内部本为基础，自1981年起用一年多时间修改增补定稿，由地图出版社就原版修补制成的。

　　　为了尽快公开出版，我们不可能多做增改，公开本不同于内部本之处主要是：

　　　　一、内部本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历史长短，都只有显示某一年代疆域政区的一幅全图，看不到这个时期的前后变化。公开本对前后变化较大的若干时期都酌量加画几幅全图，南北朝增至四幅，唐增至三幅，宋金、元、明都增至二幅。

　　　　二、在唐图组内增补了一幅八世纪中叶的突厥图；将原来的741年吐蕃图改按吐蕃极盛时期的820年画出。

　　　　三、在内部本有些全图上，各边疆地区所画疆域或政区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情况，公开本一律按同一年代画出。

　　　　四、增改了经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内部本中的脱误之处。

　　　　五、内部本在着色、注记和边界线画法等方面处理得不够妥善之处，公开本酌情改正了一部分。

　　　　此外各图幅或多或少增改了一些点、线；增补了几幅插图。但文革中被无理删除的唐大中时期图组、首都城市图和一些首都近郊插画，被简化为只画州郡不画县治的东晋十六国、南朝宋梁陈、北朝东西魏北齐周、五代十国等图，以及各图幅中被删除的民族标记和一些县级以下地名，若要一一恢复，制图工作量太大，只得暂不改动。内部本有些图例定得不很妥当，有些点线定位稍有偏差，也就不再改动。

　　　　虽然如此，公开本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下列两点：

　　　　一、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时有伸缩，政区分划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时有改易；各图组的每一幅图都按照这个时期中的某一年代画，这样做科学性固然比较强，但凡是这个时期出现过的与这一年代不同的疆界和州县名称、治所，除一小部分用不同符号注记或括注表示外，大部分在这套图上是查不到的，读者如要在图上查找这些地名，那就不免失望。

　　　　二、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极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更难做到正确复原。

　　　　要消除这两项缺点，不是在短时间内所办得到的。这将伴随着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正补充。

　　　　当然，除了上述两项缺点外，其他错误和不妥之处还很不少。在内部本发行后，已有不少读者提出了各种宝贵意见，有的在这次修改中已采用，有的碍于体例或其他原因，未能照办。对这些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图集公开出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予以批评指正。

　　　　尽管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套图集毕竟是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全图集八册，二十个图组，共有图304幅（不另占篇幅的插图不计在内），549页；每一幅图上所画出的城邑山川，或数百，或上千，全图集所收地名约计七万左右。从开始编绘到今天公开出版，历时将近三十年之久。先后参与编绘制图工作的单位有十几个，人员逾百。有不少人都停止了自己原来的研究计划，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项工作达十余年之久。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国自从石器时代以来祖先们生息活动的地区的变化，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努力反映出来，使读者能够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如何在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内结邻错居，尽管在政治隶属上曾经有分有合，走过艰难曲折的路途，但是却互相吸引，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后终于凝聚在一个疆界确定、领土完整的国家实体之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各族人民的感情，为崇高的人类进步事业而工作。整个编制的成功确实体现了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组织协作的优越性，体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觉悟和热忱。所以曾经参加图集绘制工作人员的名单见第八册。

　　　　已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关怀图集的绘制工作，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看到图集的出版。

　　　　吴晗同志是编制图集热忱的倡导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不幸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我们深感悲痛的。

　　　　曾为图集的编制贡献过力量的白敏、冯家昇，傅乐焕、胡德煌、施一揆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在此图集出版之际，谨表悼念！


　　　　　　　　　　　　　　　　　　　　　　　　　　　　　　　　　　　　　　　　　　　　　　　　　　　　　　　　　　　　　　　　　　　　　　　　　　　　　　　　　　　　　　　　　　　　　　　　　　　　　　　　　　　　　　　　　　　　　　　　　　　　　　　　　　　　谭其骧　1982年1月



《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
1980年秋定议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本为基础进行修订并公开出版时，曾计划在1984年底前将全部八册出齐。但因种种原因，到1984年实际只出了一至六册，第七、八两册预计要到今年底明年初方能出版。所以当我提笔写这篇后记时，首先应向读者表示深切的歉意！

　　　　关于这部图集的编制经过与内容得失，已在第一册的前言中作了扼要的交待。现在看来，特别是从一至六册出版后所引起的各方反应看来，还有如下几点需要在这里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这部图集是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一项科研项目，参加编绘制图工作的，都来自各科研单位、制图单位和大专院校，图集所反映的观点都是参加工作的学者、专家独立研究的成果，编例是经参加者集体讨论制订的，图内的点、线、面也是根据这些参加者自己的研究判断画出来的。所以，这是一部数以百计的历史、地理、考古、制图各行专业人员合作完成的学术著作，它的观点和处理方法不代表任何政府部门。

　　　　二、学术旨在求真求实。力求搞清楚历史真实情况，用最好的方法在地图上表示出来，这是我们参加编绘工作者的共同信条。但由于史料不够详细，或记载有矛盾，学者们对这部图集所画到的某些方面很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有些问题确是难以判断哪一种看法最符合历史实情。但编绘地图不象撰写论文那样可以众说并陈，一般只能采用一种编者认为最恰当的办法予以表示。因此，尽管我们在图上采用了某种画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画法。

　　　　事实上，在我们编者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但在图上表达出来的只能是其中一种画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反复讨论，尽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有时甚至采取了某种折中的办法。作为主编，我当然应对本图集的全部成果负责。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化革命”期间出版的内部本的有些画法并不符合我们本来的意图，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但对于内部本数以百计的图幅中数以万计的点、线、面，再要一一细看，实在是力不从心，时间也不许可，这一点也得请读者们原谅。

　　　　总之，这部图集里所画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点、线、面，只能说是比较审慎的、可靠的，不能说全都是绝对可靠的、十分准确的。我们编者有此自知之明，请读者也不要轻易把它们都看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如果能被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家之言，我们便感到满足了。

　　　　三、本图集是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图，也可以称为一部中国历代的普通地图集。内容只画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而不画其他任何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现象（“文革”前的图稿曾绘有民族标记，“文革”中因嫌烦而删除）。所以这样做，道理很简单。本图集即使以疆域政区为限，篇幅已经很大了，实在不宜再事扩展。当然，所有各个历史时期凡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军事、文化地理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只要有资料可据，都应该，也可以画成历史地图。不过，所有这些门类的历史地图，一般都得以比较精确的历代疆域政区图作为底图才画得好。所以这套图集的完成，正是为我们编制其他各种历史地图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我可以在此奉告读者：从198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组织了有关的学者专家着手编制一部包括各种题材的巨型历史地图，争取在九十年代问世。

　　　　四、关于本图集的科学性，前言提到了有两点不足之处，这里还要补充两点：

　　　　1。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统政权“地东至某处，西至某处，南至某处，北至某处”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往往错居着或多或少朝廷和地方官管不到的、由当地土著君长统治着的部族。不仅秦朝的闽中郡内还有无诸和摇两个东越君长能在秦末率众从诸侯灭秦；西汉设在西南夷地区的牂柯、益州、越嶲等郡内，还有统治着一部分土地、人民的夜郎王、滇王、鉤町王、漏卧侯等君长；并且直到近代，个别地区也还存在这种现象。本图集分幅图的比例尺多数是三、四百万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把这些地区大致表示出来的。但内部本却一概未予理会，公开本虽然有所改进，仍未能全部表示出来。有些地方倒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由于想不到合适的可行的表示方法，只得暂时不予表示。

　　　　2。唐、宋时代的羁縻州，元、明时代的土司和明代的羁縻卫、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来，既不能说全部都是，也不能说全部都不是唐、宋、元、明王朝的领土。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仔细认真分析史料，适当予以区别。但本图集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是采用了完全作为王朝领土处理的办法。有的羁縻地区和王朝的关系可能还赶不上“属国”，却也被画进版图。当然，由于史料不足，要把所有羁縻地区的具体情况全都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而不可能要求都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完全不做区别，应该说是一个缺陷。

　　　　所有已发现的图集中的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我们将尽可能在再版时予以改正、提高。不过有些问题我们自己可能发现不了，或发现了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随着图集的广泛流布海内外，能够获得比前几年更多的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五、现在和读者见面的第七、第八两册，增加了一些“前言”中没有提到的内容。主要是：

　　　　1。清图组增补了一幅二十世纪初清末疆域全图，读者通过将这幅图与那幅十九世纪初清朝盛世全图进行比较，可以明瞭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如何改变了中国的版图。

　　　　2。帝国主义除通过侵略战争，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我大片领土外，十九世纪末又强迫清政府订约“租借”我沿海港湾，甚至违约占夺我边屯。这些地区面积较小，难以在全图上表示出来，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重要的事件，所以清图组又增补了一幅用较大比例尺绘出的清末“租借地”和“江东六十四屯”图。

　　　　3。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及其子经、孙克塽统治台湾二十二年，仍奉南明永历正朔，故在明图组内增加了一幅郑氏台湾图。清平郑氏后二百年间，台湾是福建省的一府，见清图组福建幅。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1885…1895），是台湾的建省时期，分设了若干府、州、县，因不见于嘉庆、光绪二全图，故增绘了一幅光绪二十年（1894）台湾省图。通过这两幅台湾专幅，可藉以展示明清两代在台湾的政区建制变革始末。

　　　　第八册的出版，还不能说是图集的编制撰述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图集中所有的点、线、面是怎样考订判定它们在地图上的恰当方位的，我们在编图、修订过程中都写有释文。在今后三两年内，我们计划把这字数以百万计的释文整理出来，陆续分册出版。到了释文出齐那天，我们才可以说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

　　　　从1955年算起，到现在历时已达三十三年。我在1982年年初撰写图集的“前言”时，曾对参加过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