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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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祸，究之权术有例益乎？”就是说，皇帝待臣下用权术，臣下待皇帝也用权术，最终贻害国家，究竟权术有什么好处？
古人向来把立储大事称之为“国本”，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国本”，闹得朝廷鼎沸，乱杀大臣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以明朝为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他的堂弟继位，史称世宗，为了“名正言顺”，大臣们要求他由小宗入继于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称孝宗为“父亲”，世宗和他母亲坚决不能同意。当时恰好宫中失火，大臣们说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从。过了几年，世宗下令恢复旧称。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此事： “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们大声疾呼：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臣工跪在宫门外嚎啕大哭，结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场闹剧，在今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意义了，所以就有人称之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权专制淫威之下，大臣岂敢力争？
言归正传。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皇子之中贤能者为新君。像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继位的，康熙帝当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顺治临终前根据皇太后的提议，指定继位的。然而这与汉儒的宗法伦理观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汉儒文化影响，很早就预立了皇太子，像历代汉人朝廷一样，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权力逐渐膨胀。一些大臣们为了预留后路，也主动靠拢和逢迎太子，随着皇太子年纪的增长和康熙帝身体的衰老，太子竟大有与皇帝分权之势。朝廷内部已明显形成了皇帝和东宫两个权力中心，前者以大学士明珠为核心，后者以索额图为首领，两方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皇帝最担心大臣们结党互斗，不得不予以打击。康熙帝首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将明珠罢斥。康熙帝是担心太子受到明珠一党的排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将索额图逮捕圈禁，乃至最终将其秘密处死。这又说明康熙帝对太子完完全全丧失了信心。索额图被处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致使皇太子与皇帝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随行。康熙帝逐渐发现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行为反常，夜晚常常围绕康熙帝的军帐巡视，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显然是居心叵测，似乎欲有所动作。康熙帝大为光火，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又感到极为不安。为了防止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返京之前就解决问题。康熙帝做事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随行的臣僚开会，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历年来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太子近日来的反常举动。他说： “这几日以来，朕不知道是今日会被毒死，还是明日会遇害，昼夜不得安宁，时时警戒，朕若不先发制人，尔必先发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着眼泪，宣布立即将太子胤礽废黜，并下令诛杀太子党数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将废太子拘禁于上驷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严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满洲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帝从小即系统地接受了汉儒文化教育，对汉人的宗法观念也全盘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有长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长子为储君，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绝不可以立幼立庶。长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诚皇后嫡子，出生后不久，孝诚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对他格外怜爱，还不到两周岁就将他册立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无奈也最能反映其内心阴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问题。于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无奈的根源，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例外。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权大于法的信条，这两项于康熙帝都不是问题，可是照样有无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为是真理学家，亲自教育太子。据说太子的才能极高，“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道德却一塌糊涂。这就是康熙帝亲自教育的结果吗？汤斌、于成龙对儿子的教育比他要强得多。太子为非作歹，康熙帝说是因为他“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如果“素行”是好的，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变呢？自己错误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变”坏的关键。康熙帝把错误推给别人，还自以为是理学家。
作为嫡长子，胤礽是天经地义的储君，大臣和皇子们一向没有异议，现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实在是因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对继承人的要求。因为从小骄纵过度，太子习性乖戾，13岁就“刚愎喜杀人”，成年后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员，贪得无厌；甚至凌辱大臣，责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远征噶尔丹时患病，命他从京城驰奔驿站来见，他对父皇患病竟“毫无忧戚之意”，康熙帝见此十分生气，当即命他先回京师。康熙帝痛心地说，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他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为了震慑太子，康熙帝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处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多几个冤死鬼而已。
长期以来，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他与大学士索额图勾结，形成势力强大的东宫集团。为了打击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们将太子的礼仪制度抬高至于几乎与皇帝一样，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黄色。对于这一点康熙帝十分不悦，说： “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对他自己其实是一大损害。他遭到许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与“太子党”相对抗的“皇子党”，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华，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反对派。
现在，胤礽被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觊觎储位，各树党羽，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争夺。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们为了得到储位，拼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将废太子立即处死。这时，惟独胤禛能替胤礽说几句好话，在看守废太子时，他几次请求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拿去，从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实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当时的地位而论，显然还轮不到自己做太子，他当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争，必须暗夺，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不论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使储位虚悬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机会悄悄地夺取储位。他也许看出了康熙帝对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对废太子表示关切，“十分着急，很想要救他”。这就给康熙帝留下一个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许多场合也常常为各位阿哥说些好话，康熙帝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奏请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众兄弟们的地位相当。
有一次，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的优劣，论到胤禛时，说： “只有四阿哥，朕亲自抚育，幼年时稍觉他喜怒不定，至于他能体贴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则可谓诚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写进《起居注》，胤禛听了父皇的话，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不要将此四字写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说道： “此话不过是偶然提起，无非是加以勉励之意，可以不记。”然而越是不想记录就越被记录下来。
长期以来康熙帝总是托付长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为最高，封直郡王。现在，他自以为储君应该属于自己了，便积极活动起来。他相信厌魅巫术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废之前，他请来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厌魅巫术，把一些镇物埋于十几处，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废，他自以为得计，又鼓动康熙帝诛杀废太子。康熙帝认为他秉性躁急而愚顽，做太子不够条件，明确表示，“朕并无意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见自己做太子无望就转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时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抚养，二人一向深为相得。与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宽厚仁和，很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在皇帝面前屡次称赞他如何有识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许多大臣也都十分赞赏胤禩。
也许是出于独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对大臣们赞赏的胤禩特别厌恶，说：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屡屡丧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则屡屡笼络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他都归功于自己，人人称赞，此人之险诈百倍于二阿哥也。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连朕都怕他。”康熙帝对大臣与皇子结党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来，真正欣赏仁义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历史上许多英主都不满意太子的仁义，以为这样是难以有效地实行统治的。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与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义视为险诈，想必是他身边理学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于对于仁义也反感了。大约是因为“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胤禩都归功于自己”的缘故，可见，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选择太子的病根。他对汤斌不满，与对胤禩不满似乎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对讲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龄较大，也受封王爵，他负责修订图书和历法等，《古今图书集成》即是他主持编辑的。在诸皇子中，他的才学最高，颇受康熙帝重视，也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属，私下里积极活动，以求为日后的荣宠做垫步，康熙帝对此发出警告说：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国法断不能容。”
当初，康熙帝废黜太子时，一气之下，曾产生诛杀太子之心。他与大学士李光地商议此事，李光地劝诫说： “废太子不妨，但杀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废？至于杀太子，则是大不祥之事，断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后来，康熙帝反复考虑了很久，还是打算恢复胤礽的储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谁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属，必然推荐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洁身自好，置身事外，还是请他来一议。于是，康熙帝在乾清宫单独召见李光地，征求他对复立太子的意见。
康熙帝说： “现在眼看着诸皇子为了储位争竞不息，朕担心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停尸争位的悲剧也会在朕将死之日重演。”康熙帝见李光地并不发表意见（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是很危险的），只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朕看二阿哥的样子，不过是被大阿哥以鬼物厌魅所戏而已，不然，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悖逆荒谬？”意思是说，太子过去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是因为中了邪魔，是可以原谅的。这也是康熙帝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的曲折表现。
李光地则不以为然，说： “臣有幸位居高官，享受厚禄，鬼物尚且不敢相侵犯，更何况贵为天潢之胄呢？”他分析说： “人之常情，即尊荣则骄狂，即安逸则放纵，即骄狂放纵，则神智日渐昏昧，起初不过贪图目前之安逸，续之则厌恶正人君子，一闻善言规劝，便如芒刺在背，待人接物必会惶惑颠倒，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至于极点，乃如鬼物附缠于身。”这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鬼魂附体，不过是由于太子的地位接近于绝对的权威，导致了他的道德和精神的堕落而已。这与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的那种“绝对的权威导致绝对的腐败”倾向的意思很有些相近了。
康熙帝虽然能同意李光地的观点，但是仍然认为太子也确实是有病。他说： “回顾二阿哥的经历，诚如卿所言，但他的邪病难道不可治愈吗？”他还是在自欺欺人，把太子的骄奢淫逸归结于邪病，而不是道德品质的堕落。康熙帝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误。
李光地只好说： “欲使二阿哥恢复理性，其方法莫过于令其清心寡欲，屏绝声色的诱惑，使其凝心静志，涤神清虚，久而久之，平淡之气日益回升，而其本性之光明也会逐渐恢复。”表面上是顺从皇帝之意，而实际上是纠正皇帝的意见。一个人要他恢复光明的本性，非有长期刻苦的修行不可，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希望，皇太子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李光地精于易理，对江湖邪术有所了解，不会轻易被迷惑。他相信，人之正气足，则邪气不可犯。太子狂疾问题的关键还是他的品性不洁。这一点康熙帝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是寄希望于太子的病愈，所以他决定复立太子。
李光地不能公然反对，他说： “建储大事，须慎重为是，一旦立为太子，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连仪注也要斟酌。”这是针对太子服制越礼之事而言的。李光地又最后劝告康熙帝： “对太子要徐徐调治，才是天下之福。”言外之意是不同意现在复立太子。作为臣子他不便深说，因为深说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招祸，这也是他处世讲求中道的表现。康熙帝希望这一决定最好是由大臣们主动提出来，自己才不失面子，想借李光地之口代他传达，可是李光地不同意复立太子，所以并没有替他向大臣们透露皇帝的非正式性意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康熙帝将部分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中，对他们说： “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致于此。”因此他命令群臣从诸阿哥中（大阿哥除外）举荐一人为皇太子，并申明说： “众议属谁，朕即从之。”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以臣选君”的形式，显然是满洲家法的遗存。从本质上讲，“选君”意识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长期被压抑了而已。做大臣的自然是希望皇帝做仁义之君，宽仁的胤禩必然就会被推举。康熙帝既然不看好胤禩为什么又要大臣们推举？他的目的却不是真要“以臣选君”，不过是要复立太子，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错误，因为太子是自己精心培养的。这次“以臣选君”实质上是要借“臣选”之名，以掩盖“钦定”之实。
最后，他特别提醒，此事不可让大学士马齐参与。他知道马齐与胤禩关系甚好，向来就主张立胤禩为太子，最近正在积极活动。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在清代，富察氏是一个很显赫的大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