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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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方不得已与我朝议和，五年和议始定。然而玛尔戬之乱，夏国背后亦有支持也。今年夏国刚刚改元，伪号大安元年，贫僧来往于宋夏边境，屡闻人言，秉常有谅诈遗风，然而亲信汉人，常穿汉人衣服讲学，以此观之，其与梁太后不和，在所难免。而夏国王族、大首领因大权为外戚掌握，亦颇有不满者。梁太后觊觎辽国西京道者，亦是想借边功来震慑异议者。以此观之，则唐施主欲借奢侈之物打动夏国贵人，暂时只怕难以奏效。”
“难道梁乙埋为权相而不爱享受？”石越疑惑的问道。
“梁乙埋固然爱享受，但是梁太后此人，虽为妇人，却不可轻视。其杀伐果断，智谋深远，不下吕后、武则天。”智缘久在宋夏边境走动，说起夏国情势，如数家珍。
石越心中猛的想起宋朝五路兵败之事，不由一时无语。良久，方说道：“不过我以为夏国女主当权，幼主若昏暗，或者无事，若幼主聪明，一旦成年，必生事端。以汉献帝困于曹阿瞒，尚有衣带诏之事，何况秉常之于梁太后？”
智缘目光一亮，凝视石越，问道：“参政以为此事当在何时爆发？”
“当在秉常行冠礼之后！梁太后如此强悍，岂会安然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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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上）
“参政真能识见千里之外。贫僧亦常以此事为念，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燕云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不可尽言。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陕西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弱于大宋，旦夕有事，正可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双目炯炯，意气轩昂。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沉吟道：“然而我听说辽国新主耶律浚，才智过人，决断无疑，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士气不高，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而夏国之事，若朝廷从长计议，阴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凉，当其内外疑惧之时，则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我的不少主张，都是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以便万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这是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便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十年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着问道：“朝廷历来西事，在于联蕃制夏，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石越目光转向李丁文，李丁文微微额首，含笑道：“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厮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今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诈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相公在秦州，严阵以待，谅诈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厮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厮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诈。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李丁文言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慨声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能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石越微微颔首，吩咐道：“取地图来。”顷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山西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废，也是在所难免。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
数日之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而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标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个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石越与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陛下，将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是臣想于那些商贾，也是有极大利润可图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一面节省，一面开源，明年虽则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兼之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岁无免役钱宽剩钱之收入，但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兼之商税与市舶务关税增多，且撤并州县又省费用，今岁朝廷最少能节余二百万贯，至明岁，或者能达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的情绪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二百万贯，皇帝就已经高兴不已，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须知唐家每年的纯利，石越虽然不能尽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万贯之巨，便是说有一百万贯，石越也不会太意外。
“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改革两税法便可提上议程。”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改革两税法？”
“正是。两税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为税，一为役。本来两税之外，不当有役，今日之两税法，实在过于苛刻。臣以为非改不可。两税法量出为入，索求无度，最不可取。然后税法牵涉太大，不可轻动，故臣以为，一旦财政纡缓，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国以来至熙宁八年之两税税额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为两税税额。税额五年不变，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间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为出。”
赵顼心中不由一紧，石越这样说法，分明便是一次为期五年的大减税。以一百年税额相加，取平均值，虽然会比开国时多，但是比起现在来，却肯定要少上许多，赵顼几乎怀疑会降到六成，再加一个八折，那么不用算太仔细，也知道是换了个名目给普天下的农民减税一半。虽然未必会动到他准备用来打仗的封椿钱，但是那五年时间，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钱的积蓄。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赵顼心里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
“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是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让百姓稍得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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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下）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在想什么，他微微一笑，道：“陛下，两税法改革之事，还须待财政纡缓，臣想与陛下约定，若国库连续两年盈余达到一千万贯，或者连续三年盈余达到八百万贯，便请陛下允臣此议。”
赵顼轻轻抿了一口酒，沉思半晌，方道：“卿何不到时再议？”
“陛下，减税之恩，当自上出。今日陛下若与臣许诺，则自此之后，臣必无一言及此。陛下何必以此大恩归于大臣？”
赵顼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顼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卿也变得拘谨？今日并无御史纠仪，卿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惟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