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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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座的人，却大多各有前途，不可能陪着文彦博无所顾忌。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文彦博这一招，摆明是针对吕惠卿的。如果两府合议，本来应当由吕惠卿主持；但如今即在文彦博私邸，他又是官位最尊的三朝元老，加上益州路的叛乱，怎么说吕惠卿也脱不了干系，文彦博便可以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他短短的几句话，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片忠君爱国之意，甚至还颇有自责，但实则每个人都听出了言外之语——既然说益州局势“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那么这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又是什么呢？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吕惠卿。
“太傅。”吕惠卿从容向着文彦博欠了欠身，淡淡说道：“这等大事，还是应当请皇上定夺为是。”他心里暗暗后悔，他本来正与陈绎在都省值日，听到文彦博相请，有要事商议，当时未及多想，便急匆匆赶了过来。他到的时候，便只有司马光先到，二人身份特殊，不与众相同，文彦博倒是向他们两人先通报了情况。当时吕惠卿完全被这个意外所震惊，竟然没有细想文彦博的用意，便没有立即告辞，直接进宫转移战场。一招不慎，竟已落入文彦博嗀中，真是悔之莫及。但他不是轻易便认输的人，他自然知道文彦博的用意，文彦博就是想这样的形式来压他，若是一群人在皇帝面前辩论，只要他设法引导了皇帝的思维，那么就必定有许多大臣要察颜观色，顺从皇帝的意思，就算是文彦博本人，这么十万紧急的事情，他也不便久拖，只能妥协，这样吕惠卿便容易占到优势。但而今皇帝不在场，这么多两府大臣，不论以人数还是以威望、人缘，他吕惠卿都不如文彦博，如果当着众人的面达成了共识，他就无法再翻供了，否则一个“反复小人”的罪名，就真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吕惠卿不得不再次搬出皇帝来，暗示在场诸人，两府私自合议的忌讳。
“自然是要请皇上定夺的。”文彦博当然也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但军情十万火急，两府若在皇上面前各执一辞，岂非徒扰圣意。为人之臣，自当替君分忧。事有经权，为大臣者，亦须以国事为重，不可恪守教条，泥古不化。”
“太傅所言有理。”文彦博话音方落，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西南局势，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文武相济，方得成功。”
“司马君实之意，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吕惠卿眯着眼睛，望着司马光，绵里藏针反问道。
“未必要设安抚使，但可设经略使。依在下之见，益州路四司衙门，都要换人。大州郡守，也当善择贤吏。”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甚至于比二人更加激烈，“然最要者，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暂停熙宁归化之法。”
“益州四司长吏、大州郡守，皆是政事堂合议堂除。若无证据，似乎不便断定其不贤。”吕惠卿冷冷回道，“某虽不材，未必能慧眼识珠，为国家简拔贤才，但政事堂诸公却未必个个不材。况且之前政事堂未能简拔贤材治蜀，就算将此辈全换了，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熙宁归化之诏，功在千秋万代，乃皇上为后代除反恻之祸，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便轻易放弃？若依签书之意，只恐朝廷威令，自此不行于蕃夷矣！”
“依相公之见，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叛乱反而愈演愈烈，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敢问签书，到底益州是转运使、学政使在打仗，还是率臣在打仗？”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悠悠道：“依某之见，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在座人人皆知，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
“死生在天命，岂能事先逆料？”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至于打仗，虽然临阵对决，胜负在于率臣；但是兵无粮不行，后方之稳固，亦是取胜之关键。择率臣不当，是某之过，某自当上表请罪；但益州长吏，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
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惇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六）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吧？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
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许多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他。连吕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时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敕，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他更是不用说。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争议，就必须根据法律解释与判例来定罪。
“这是自然。”
“那么敢问诸位大人，《唐律疏议》，是否可以为解释之依据？”
这时厅中有部分的博学之士，心里已是恍然大悟。冯京便即捋须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详定刑统》，虽出于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议》，虽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议》，还需以事论事；但《唐律疏议》，确可以做为解释之依据则无疑。”
石越点点头，环视众人，高声道：“《唐律疏议》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曰：其有寇贼卒来入境，欲有攻击掩袭；及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反叛；或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如此等事，急须兵者，‘得便调发’——谓得随便，未言上待报即许调发。虽所在人兵不相管隶，急须兵处，虽比部官司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各即言上。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议》曰：应机赴敌，急须兵马，若不即调发及虽调发，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谓军务警急，听先调发给与。‘并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谓非兵寇，直是逃亡，或为盗贼，所在官府得权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发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疏议》，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则某以为，唐康时、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议》他是读过的，但他毕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仓促间怎么便能说想来便想起来？何况这些法律著作、条文、成例，对于士大夫来说，本是弱项；否则那些小吏们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但是《唐律疏议》对于宋人来说，偏偏又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不能不得到人们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准备，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敕——更何况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据来了！虽然在唐朝时没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经可以想见，这件本来就会有争议的事情，将出现更大的争议。大宋朝廷，是非得给这“擅兴律”做出司法解释不可了。
但这司法解释，却已摆明了会对唐康有利。从石越引叙的疏议来看，他竟然是想连田烈武、李浑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主要针对的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时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计算着时机，一得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气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头担保，唐康、田烈武辈皆是忠臣义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场已经说明，他顺手便抛出杀手锏：“下官已经替唐康时将他有关西南之奏折递入禁中。益州路此时到底是何种局面，下官以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不稳，而欲使大将建功于外，岂非缘木求鱼？况若果真川峡大乱，诸公谁能担此罪责？”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彦博根本不给吕惠卿说话的机会，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势，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担心叛夷与盗贼里应外合，想来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盗贼猖獗？”
老谋深算的文彦博顺脚便将皮球踢给了李宪，逼他表态。这显然是天平上一颗份量其重的法码。李宪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说他们没军权，他们的军权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为统军大帅，节制方面；若说他们不能干政，可许多的宦官俨然便是行政官员，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国的府库，采购各种物品，更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在熙宁以前，对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钱这种事情，也许宦官们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种种，却丝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象李宪尽管常年统兵在外，称得上一方诸侯，但如果皇帝要他死，遣一书生持一纸诏书，他就只能自尽。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整体的强势地位，已然决定了大宋的宦官们，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机遇在这个体制之内取得让许多士大夫都为之眼红嫉妒的高位，并且对朝局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做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与汉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个叫“宦官”的利益集团的。仅仅对于单个的宦官来说，他们才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种种特权与优待，同样也要遭受种种的歧视与猜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
李宪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他的军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谨慎地避开朝廷的是非，只是单纯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仅仅是一次回京叙职，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当然会将这次会议的内容详详细细地报告给皇帝以划清界阶——他心知肚明，这也是文彦博请他与会的原因——但此时，李宪只能暗暗后悔自己多嘴。文彦博平素方正自持，极少耍手段，有时候会让人误会他只是纯粹的儒士。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用切肤之痛来体验文彦博究竟是凭什么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朝中重臣一网打尽！这位硕果仅存的庆历老臣，的确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从未去过益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