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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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有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他能猜到的，是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在中枢呆下去……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他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而是在出神。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回顾了一下四周，见并无旁人，方低声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子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低声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怎么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一半却似乎是在暗示什么，“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说，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日早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说罢，瞥了薛奕一眼。

薛奕只在心里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又与薛奕、秦观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于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的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是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两个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高足？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随口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等人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你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是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做不值得——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如果他的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是，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士林的“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如果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你的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你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是，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披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自然不用多说，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总是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保持着交往，维持着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主要是言官与报纸）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隶属于开封府的第一个大县，天子脚下，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又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地说道：“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