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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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静静听着石越自我反省，并没有出演安慰他。任何人都会做错事，但是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是无法逃避的。

石越说到这里，挥手屏退左右之人，沉默了一会儿，方又低声说道：“不瞒相公，事到如今，我对是否还要坚持交钞，实是已无信心。”

这是石越赤诚相见的一句话。这话若是传扬出去，不仅从此交钞彻底无药可救，便是连石越本人，也会受到不满者的质疑与攻击，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石越在司马光面前说出这句话，不仅仅是迫于内外的巨大压力，亦是他彻底不再把司马光当成政敌的表示。

但是司马光却只是抬起头来，淡淡说道：“我与介甫，不会因子明一事做差，便对子明再无信心。”

“相公！”石越心中感动，但他仍然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但废除交钞至少有四不可。废除交钞，无异于朝廷抢劫百姓家财，为政者以信为先，而朝廷从此信用大失，此为一不可；禁军、厢军、官员，手中交钞最多，一旦废除，必滋生不满，如今外忧内患，益州动乱，一旦有人煽动，后果不堪设想，此为二不可；朝廷虽有去年秋税这点收入，但国库依然空虚，各项开支今年眼见却并无减少之可能，此时废除交钞，朝廷将无饷可发，无钱可用，除了加税，别无他途，此为三不可；天下钱庄能发展至今日，交钞之功最大，一旦废除交钞，钱庄七八成以上，将难以存续，士农工商，皆受其害，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此为四不可！”

“一旦废除交钞，天下动荡将更加加剧，朝廷若能卧薪尝胆五六年，并非不能恢复元气。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有信心是否能在做五六年宰相。”石越说的这些，并非是危言耸听。情况如果更加恶化，石越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的相位并非就是铁打的。

司马光当然并非是在乎相位的人，但无论是“加税”，还是“抢劫百姓家财”，却都绝非他所能接受的事情。对司马光来说，宁肯不当宰相，这些事他也是断断不肯做的。不过，这一次，石越也并非是故意算计司马光的好恶，他只是据实直言。

“既然有这四不可，那还有甚可说？”司马光平静的回道，“无非是背水一战罢了！”

“背水一战？！”石越猛地睁大了眼睛。

“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司马光已经完全洞悉石越的心情，石越的确在动摇，他缺少信心，但是他心里，却依然反对废除交钞。“子明是领过兵的人，其实行军打仗，亦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幸运的只打有必胜把握的仗。有时候，亦需要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此之时，惟意志坚定者，方能是最后之胜者。”

“但事关国运，也能用来关扑吗？”此时此刻，石越竟反比司马光保守了。

“自然不能关扑，关扑全凭运气，岂足为法？”司马光摇了摇头，“当年韩信背水列阵，可不是博运气，他庙算之时，已有胜机，不过是将士卒置于死地，激发其求生之斗志。后人若不明此理，便加效仿，必然兵败身死，为天下所笑。”司马光望着石越，又说道：“子明难道以为坚持交钞，竟已全无胜机吗？”

石越摇了摇头，司马光的话，并未能让他更加有信心，但是他至少已明白司马光的心意——司马光是希望他能够坚持交钞的。这对于处于动摇中的石越来说，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自从做到右相之后，石越一直想要避免的，就是朝局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党争。尽管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石越自登上相位之日起，就下定决心，要身体力行，让新、旧两党都看到合作的好处。无论是新党、旧党，还是所谓的“石党”，三派之间的政治主张，都绝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石越相信，在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三党都相信必须寻求改变，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这个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既然如此，那么妥协与合作，就存在着基础。石越不断煞费苦心地像三党的重要官员们灌输这种思想，但他也知道“调和”之不易，在他了解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调和”失败的例子。石越深知，目前在三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信，是非常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执政后期带来的惨重教训让人们依然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依赖于司马光、王安石和他本人三人的政治智慧，并且凭借着三人的威信维持着。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司马光、王安石、石越也不可能一直活在世上，特别是司马光、王安石年岁已高，如若他们去世，这种互信很可能会崩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党任何一方任何方式的傲慢，都会在这脆弱的互信间留下相互忌恨，相互不信任的种子。石越的目光绝不会只停留在眼前，他也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理所当然，并会永久持续的。所以，每一件事，他都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让就旧党或者新党认为自己傲慢。

但此时的石越，看到了远方，却似乎忽略了脚下。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支持者、追随者，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人，自潘照临以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更大的主导权，或者说，他们希望得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领导权。石越在无意中忽视了，他的追随者，并不曾如他一样，对于党争的危害，几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他们的经历与他不同，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偏差。

然而，此时此刻，石越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上。

“我有一个习惯。若是一件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看起来用任何办法也无法解决之时，我便会回到事情的起源，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思考对策。”石越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点心送到嘴里，似自言自语一般，开始向司马光说明他的设想，“用这个法子，我终于想明白，今日钱庄只危机在于交钞，交钞之危机，其实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算术题？”司马光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正是。”石越点点头，道：“便只是一道算术题。交钞之问题，便是无本发行。只要将这本金筹足了，交钞便终能稳定下来。”

石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已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司马光能完全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石越甚至不能说自己比司马光懂得更多。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的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的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之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还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种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福是祸；燃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变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安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如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儿。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收入，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在再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的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郡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地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地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莫名其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么有钱。只需方法得当，像彼背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出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这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付，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并没有着急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儿，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要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积压了四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地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唯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行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两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