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4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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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一之中）
点汤送客之后，范纯仁便对石越说道：“此事只怕是君实相公失策了。”
石越早看出范纯仁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时候却故作大方，只说道：“君实相公只是谨慎，此事亦不能听一面之词。”
范纯仁睨了石越一眼，不满道：“如今都是为朝廷社稷，子明何须如此？”
石越被范纯仁责怪，亦不觉脸红了一下，因道：“说来总须为李邦直留点面子。”
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范纯仁胸怀磊落，石越听到耳里，却更觉不是滋味，只觉自己本欲调和矛盾，不料和范纯仁这么一比，倒象个小人一般。他有心为自己辩解几句，却又觉得这么做甚是可笑。当下也不分辩，只问道：“如此范公之意如何？”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邀。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果真要换太府寺卿，李邦直怎么安置不说，由谁来接任却是个问题，这事若不能妥当，只怕皇上亦不肯。”
范纯仁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我看子明心中必有人选，怎么反来问我？”
石越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道：“范公莫以为我是故意试探，只是我心目中的人选，未必那么合人心意。”
“哦？”
石越却不去管范纯仁的神情，低头沉吟了好一会，才抬眼望着范纯仁，缓缓说道：“以某之见，眼下太府寺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曾布。”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写个名字。”
这对石越而言，的确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不由得对范纯仁抱拳道：“多谢范公。”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范纯仁摇摇头，道：“这些都没甚要紧，子明还是想想如何安排李清臣罢。”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一之下）
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的时候，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是极为罕见的，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的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的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每个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显然开错了药方。
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
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而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除了能够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之外，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合，更加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而且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开错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无一例外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二之上）
石府。
新建的雪后轩，座落在石府占地达数十顷的花园之东北角的一座人造土山上，丛木环绕，是一座雅致玲珑的木制建筑，由汴京最好的工匠造成，站在雪后轩中，可以俯瞰石府北面的武成王庙和淌淌流过汴京外城的惠民河；向东面，则可以将朱雀门以南御街上的繁华锦绣，尽收眼底。
这里从熙宁十七年的冬天开始，也成为石越最喜欢呆的地方之一。
此时，在轩中孤坐的石越，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几天前福宁殿皇帝召见的情形来。
那日的福宁殿中，虽然有皇宫的供暖系统烘得殿中暖洋洋的，但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石越、韩维这四大重臣，还是王珪、范纯仁、苏辙、郭逵这些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们，却都感受到了汴京冬天的寒意。尤其是礼部尚书李清臣，更是脸色惨白，神情沮丧，殊无半点高升的喜悦。石越知道李清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上表请罪，但是石越却无法同情他，因为他酿下的苦酒，却需要整个大宋朝来吞咽。
不过，此事却是连石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真是尽九州之铁，不能为此一错字！
石越感觉到皇帝殷盼的目光，扫过自己，扫过司马光、王安石、韩维……但石越也好，司马光诸人也罢，都只能羞愧的避开皇帝的目光。人人都低着头，福宁殿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石越感觉到皇帝的目光慢慢转为失望，他偷偷观察皇帝，便见他抿紧嘴，沉脸坐着，双眼无神地望向殿门之外。
但石越却不能如以往一样，给赵顼一个许诺，甚至是一个希望。
今日石越面对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他冒冒然推出“存款准备金法”，以为那是对症之方，却不料，这个世界上，任何方法都是相对的。他已经忘了，这些年他身居高位，远在汴京，养尊处优，东南诸路对于自己，不过只是奏报公文上的小楷，幕僚清客口中的故事，结果一招不慎，竟然落得满盘皆输。
东南诸路到了今日这个地步，又岂能尽怪李清臣？
石越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腹案来应付交钞危机，但事到如今，他却也不能不感到畏缩。尽管在外人面前竭力掩饰，但石越心里却知道，连他自己，对坚持不废除交钞的立场，都已经产生了怀疑。
但是，他的动摇，却绝敢不表露出分毫来。否则，他的动摇立即便会造成一次谁也无法阻止的大崩溃。然而，他也不敢给皇帝空口许诺——石越是明白赵顼的性格的，许给赵顼的东西，是绝不能打折扣的！
石越能够看到皇帝的嘴唇在微微地哆嗦，但他依然只能是低着头。
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皇帝会突然间暴得风疾。就在福宁殿召见之后，石越与司马光等人刚刚回到政事堂，准备商议对策，便见李舜举匆匆而来，召王、马、石、韩进宫，四人再次到了福宁殿，才知道众人告退之后，赵顼听石得一禀报机密事务，勃然大怒，突然间就偏瘫，连话都不说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内侍，除了石得一外，还有李向安与李舜举，三人立时分别派人禀告高太后与向皇后，又由李舜举亲自至两府，召四人进宫。
后来高太后会同两府四公，亲自询问石得一与李向安、李舜举，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石得一向皇帝秘禀之事，竟然事关东宫。皇城司听到坊间谣传，道有人见着六哥、七哥出没市井坊间，甚至微服至汴京小学校，和小学校的学生们“斗殴”；又有传闻说东宫不爱读书，常常逃课、装病。须知此时皇帝的身体并未大好，按照传统之道德观念，太子即使不能仿古代孝子之行为，也应当深居宫中，每日请安问病，奉汤侍药，不离左右。何况此时国家又逢多事，君父忧心国事而夜不能寐，为人子为人臣，却流连市井，与小学校之学生斗殴打架，无德之行，岂非以此为甚？因此坊间对此，虽然自有人摇头不信，但信以为真者，自然免不了要感到不满与忧心。
其实这些传闻，石越与司马光诸人也都听说过，但众人都以为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谣传，且以为不会有人相信，因此只是斥责传言者不可乱说，却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哪曾想到，据石得一所言，则汴京军民对此信以为真者，竟然着实不少。众人细究其因，才知道原来关于六哥、七哥装病、逃课，不读书，屡屡被太后斥责、惩罚的故事，经常在坊间流传。因此太子的风评，在汴京百姓、甚至是士子的心目中，原本并不太好，所以这些不利的传闻，才特别容易流传——若非是因为朝廷对台谏风闻言事有所约束，只怕早就已经被台谏大加抨击了。
其后石越也曾暗地里派人调查这些陷越深传闻，结果却令他暗暗惊心！石越发现，六哥在宫里受到的每一次责罚，民间竟然都了若指掌！
不过令得赵顼大怒的，还不是汴京中下层对太子顽劣、失德的风评，亦不是有关六哥、七哥私自出宫的传闻，而是石得一呈上来的一些在汴京中下层广为流传的文章与杂剧。
据皇城司查报，一出托名唐太宗，实则是颂扬宋太祖传弟之义的杂剧，在汴京各处受到追捧；而士林中，也有赞扬宋太祖传弟，奠定大宋百年太平江山的匿名文章在流传着，这些文章不仅写得冠冕堂皇，而且文采颇佳，还博得了很多的附和与赞赏！皇帝便是在看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后，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