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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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准确评论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从一个历史范畴来讲，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了40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接替博古，毛泽东重掌兵权（二）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第四章 得意之笔土城失利，吃一堑长一智（一）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
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迎着早春的寒风，又踏上了坎坷不平的道路。
长征离不开走路，遵义会议前要走，遵义会议后还是要走。但是眼下的“走”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长征初期的退却逃跑，而是在毛泽东指挥下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必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没有骑他那匹黄骠马，而是换了一匹高头白马，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地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在他的左右并肩而行，后面紧跟着周恩来、博古等。这新的行军序列，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按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兵分三路由遵义地区向赤水方向前进，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向西，直奔赤水；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官店向赤水挺进；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直插江安。
狡猾的蒋介石已经猜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他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认为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曾使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他的部署围绕前两种可能展开，尤其在红军北进入川方向投下重兵。
根据上述判断，蒋介石制定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或东出，然后“合剿而聚歼”于川江南岸地区。他在长江边设置了两道封锁线：以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包围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部队约有150个团40万人，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三万多人，兵力对比是10∶1。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粮弹充足，还有飞机“保驾”，而红军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缺弹少粮。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所不同的是，红军已换了统帅。现在轮到毛泽东来指挥这场恶仗了。
不知是天公不作美，还是山路太滑，冒着淅淅沥沥小雨、拄着棍子爬娄山的毛泽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雨中夹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脚，他显得很狼狈。
在遵义参军的女学生李小霞此时正走在毛泽东身后，她急忙走上前去扶毛泽东，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毛泽东问李小霞：“我的头磕破了没有？”
李小霞摇摇头说：“没有，主席，只出了点血。”
毛泽东一听乐了：“你这小鬼真会说话，出血不算破，是不是脑袋开花才算破呀！”
说得李小霞怪不好意思的。
一路爬坡，一路玩笑，谁也没料到这一跤还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土城，黔敌刘翰吾部似惊弓之鸟，未加抵抗即向赤水河对岸逃窜。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奉命归入右路纵队，由红一军团指挥。红一军团占领土城后，继续北进，1月25日到达猿猴，力图迅速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道。
左路纵队红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于1月27日进抵土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紧紧跟在红三军团后面。
军委纵队于1月25日抵达东皇殿。此时，得知刘湘的模范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距我军仅一天多路程。从东皇殿到土城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只见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脊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合围歼灭敌人。
但是敌人并没有如红军的愿望那样孤军深入，军情对我十分不利，地形条件反过来也成为不利的因素。
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当他率领部队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原来是赤水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已抢先占领右侧高地，并以此为支撑点，凭借左右的堡垒对红军施行火力封锁。敌人的重机枪朝红军猛烈扫射，红军竭尽全力作战，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没有找到。打了一整天，川敌又派来一个团增援，战斗更加激烈。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林彪坚持打到黄昏，撤过公路，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镇。土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说是“土”城，不如称它为“石”城。因为顺着山坡与小河之间的小路走进镇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街巷几乎全用石板铺路。毛泽东到达土城以后，住在一家绸缎铺后面的一孔大石洞里。在土城，毛泽东得知川军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遂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灭尾追之敌郭勋祺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中革军委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为打好这一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往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五军团指挥。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数里之遥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祺师。川军抢先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侧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三四个小时，敌人遭到重大打击，阵地几不能守；红军也付出不小代价，未能扩大战果。
战斗中红军抓住了一批俘虏，这才得知敌人并非2个旅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川军也并不是不堪一击的“双枪兵”黔军，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有较强的战斗力。而我军战前又分散了兵力，令红一军团北上奔袭赤水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捏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临危不乱乃人间豪杰。毛泽东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