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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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还算好的，前几天陈班长车组去领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被抓到的小偷，见到人的时候那小偷已经被车上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吓得陈班长赶快自己打电话叫相熟的记者来拍照存证，生怕又被媒体做了文章。结果送到派出所人家连人都不愿意收，估计也是被这类事情给弄得怕了，谁都不愿意端着个屎盆子盖在自己头上。有时候，“群众暴力”真把我们这些处理现场的人给为难死了。
我简单讯问了一下偷车的那小子，大刘跑了来，看到跪在地上那家伙，忙喝问他同伙的去处。
“搜身没有？”大刘问我。
我回答道：“现场太乱了，还没来得及。”大刘就站着在那贼的口袋里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我看到大刘很迅速地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百元大钞，然后以极快的动作装到自己口袋里，接着对我说：“你搜搜看，我去瞧瞧丰子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一寒，但什么也没说，嫌疑人就更不敢张口了。
把人带到派出所里，照例要办各种移交手续，报警人和值班民警一起去做笔录，我们三个则和一名民警办赃物移交的手续，我把后来搜身搜出来的钥匙、起子和工具包一一清点清楚，派出所的民警也逐一登记，手续快办好的时候，所里的民警抬头看看我，问：“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想了想，看了下身边的大刘，他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默然站立在一旁，我便问他：“大刘，上衣口袋搜出的那几百块钱刚才专门让你收好的，别忘记了。”
大刘脸色一变，但迅速恢复正常，连忙说：“对，对，我差点忘记了。”说着把钱掏出来给派出所的同志登记。
这件事情后，大刘就再没怎么理我，我也收回了对他的崇敬，觉得他当个巡警就足够了。
八月飞火的时节，我们继续着巡逻勤务，当时有位领导曾发过话：“张君一天不抓住，广大公安民警就一天衣不解甲，严阵以待！”于是炎热降临时我们依然被要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头戴钢盔，身上还揣着电台等十几斤的装备，在太阳下走一圈下来人都快休克了，更别说下车抓贼。
暑还是要避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各种避暑方法，守湖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停在湖边，打开车门听任湖风往车里灌，有时候被警务督察队的巡逻车给瞧见，说上几句提醒我们注意的话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这些督察哥哥大多数也是从巡警队调上去的，知道下面同志们的辛苦，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帮快被晒脱水的家伙面前强调警风警纪。
守市区时，一上岗我就先买个西瓜，然后在路边找个卖冷饮的小店，给店主一块钱让他把我们的西瓜放到冰柜里，快下班时用电台把周边巡区的几台巡逻车叫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起开瓜解暑。
以后每年的夏天一样会吃很多西瓜，可是再也没有和战友们挤作一团大快朵颐时的那份痛快。
偶尔我会怀恋自己的旧感情，但正如每个打算用事业来冲淡情感沧桑的男人一样，那种怀恋只是一瞬间的心中绞痛或者黯然神伤。我曾经形容过那种心头的阵痛，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每天像压着五指山般无法喘息；不久，痛苦像B52重型轰炸机在内心狂轰乱炸一番随曙光的到来而离去；再以后，忧伤会如同F16战斗机般常常在深夜精确命中自己的内心。时光匆匆，痛苦转眼又成了缓缓掠过的飞鸟，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回响；当真正习惯和麻木的时候，那种伤感就成高速划过心头的F117隐形战斗机了。
一天，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们车组正在做下班交接前的准备工作，电台里突然一片嘈杂，指挥中心疯狂呼喊江北沿线的所有巡逻车，称区法院家属楼的施工工地上有人正在持枪杀人，让附近的巡逻车迅速赶往现场。
正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警灯就直奔现场，因为我们就在事发现场附近停靠。赶到工地时，老远就看到一群人操着家伙围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地上还坐着一个人。
看到警车来了，一个为首的招呼了一声，其他人迅速往工地后面的山上跑，那为首的缓缓后退，然后从容不迫地拿出一把火铳来，照着地上那人就是一枪，地上那人闷声栽到沟里。
“反了！反了！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杀起人来了！”丰子大叫起来，叫上我和大刘一路追过去，路过被打死的那人时，丰子说：“算了，你看着他。”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只好服从命令。
大刘看了看四周空旷的环境，突然对我说：“接着！”顺手把自己的弹夹甩了一个给我，我感激地看看他，把弹夹别在腰里，叮嘱他：“你们也小心！”大刘点点头，和丰子一起消失在夜色中。也许，共患难是泯醉恩仇的最好方式吧，我想。
二人走后。我费了老大力气把人从沟里拖上来，俯下身探了探那人的呼吸，感觉已经没气了，霰弹全部打在他大腿上，其身上也已有几处刀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很恶心的血液味道。我用电台向总台汇报了现场的状态，指挥中心说已经弄清楚了情况，是一群“沙霸”为了抢工地上的业务而发生的内讧，并称救护车和刑警处的扫黑大队马上赶到，让我先看住现场。
我警惕地左右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块工地三面环山，天上也没有星星，四周静得吓人，我把手枪保险打开，到处看了一下，没发现其他人。这时，身边的那具尸体突然抖动了几下，我吓得半死，差点把子弹全部射到那家伙身上，只见那人开始在地上不停抽搐，嘴里轻声念叨着：“好冷，好冷。”我小心翼翼地上去摸了摸他，发现身体还是热的。原来不是炸尸，我一颗心这才落了地。见那人不住叫冷，我只好把外面的衬衣解下来盖在他身上，心里暗骂：“上次呕吐搞坏了一件制服，这次又要搭上一件了。”
衣服盖上后那人依然叫冷，我这才注意到他大腿处，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我知道再不止血的话这个人马上就会血尽而亡，只好到处找绳子好把他的腿扎住，结果找了半圈仍无所获，看着地上那人的身体正慢慢变冷，情急之下赶紧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先紧紧勒住他的大腿根，接着把皮带打了个死结，把衬衣的袖子扯下来再缠一道，直到看着血被渐渐止住。
这下子我算是彻底清凉了，光着上身，一只手还得捏着裤腰，另一只手则拿着开了保险的五四手枪，长夜漫漫，援兵始终没来，大刘和丰子那边也没有消息，我突然备感孤独和恐惧。想想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一边吃着冰镇荔枝看《快乐大本营》，一边和女朋友在电话里约着次日在何处见面，哪里想到会在荒郊野外和一垂死之人为伴。
我突然很想找到些温暖的感觉，不是想说什么话，只是很想听听那个曾经温暖我心的声音。于是把枪别在怀里，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熟悉的CALL机号码，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的CALL机是否还在使用着。那几分钟的等待像几个世纪般漫长……
我的手机终究没有响起。几分钟后，无数红蓝灯交替闪烁的警车开到了我的面前。
第二天刘队破例让我们车组睡个懒觉，正睡得迷迷糊糊时被手机闹醒，我睡眼惺忪地接起：“谁呀？”
“请问哪位昨天晚上打我CALL机？”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半晌都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轻轻挂了电话。关机。然后沉沉睡去。
二○○○年八月初，我在警队待了整整一年后接到了公务员按期转正的通知，同时被授予三级警司的警衔。本来以为会很快佩上向往已久的两杠一星。谁知道政治部通知国庆节全局全部更换九九式新式制服。到时候统一配发新式警衔，我们这批授衔的就先扛着旧式警衔得了。这让我们这批参警的家伙非常郁闷，大胖、二胖他们纷纷打电话过来倒苦水。
不管肩膀上带着什么牌子，反正我已经成了老民警了，车也不用我去洗了，自然有警校刚分下来的新丁去图表现。副中队长再让我去冲厕所，我总是把一大瓶浓硫酸往池子里一倒扭身就走，池子里面一整天都浓烟缭绕。从此再也没人让我去冲厕所。
我实在看不出在巡警队伍里待到何时才是尽头，是的，这里我可以看到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我的专业是经济，即将攻读的也是法律，而在巡逻和防暴工作中实在无处发挥所长，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帮大队长写写其党校研究生的论文、斟酌一下战友们的报功报奖材料以及在街头巷尾和大爷大婶打打嘴巴官司。我慢慢坚定了辞去公职、全心读书的念头。
临近月底，我想起自己的户口忘记落了，就独自到当地的派出所去办，因为不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便穿着便衣，结果刚进门就被当作来告状的给训斥了一番，我被气得半死，转身就走。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很普及，我随便找了个网吧打算上网去诉苦，正与一帮大学同学聊得兴起，一群警察突然冲进来说要清理无证网吧，我又被连推带搡地赶了出去。
欲哭无泪，独自回队，想起晚上还要上的夜班我终于下了决心，老子坚决不干了！这就打辞职报告去！
走到队门口，正碰到刘队，出乎意料，他没有如往常般大骂我上班前又出去乱窜，而是一脸的不舍：“小子，你要脱离苦海了，政治部下了调令，你明天早上到经济犯罪侦查处的政治处去报到吧。”
我惊愕、无言，进而狂喜，然后陷入是否辞职的思考……
晚上上了最后一个班，我违反纪律请全中队同志们在防区的一个大排档吃饭，点了很多平时嫌贵绝对不敢点的肉食，可惜每上一盘好菜时我们车组的电台就响，中间我出去接了自己巡警生涯的最后两次警：为一个迷路的小朋友找妈妈，以及把一个当街晕倒的老太太送到医院。
虽然我们车组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可韩班长、小秦和小毛那帮豺狼每次都只给我们留下几个空盘。席间我主动站起来以茶代酒感谢了所有同事们对我的照顾和帮助，饭局在掺杂着电台杂音的一片祝福中散场。
直到这天，我才发现，我是如此地热爱警察工作，它使我从一个只会把取悦女友作为幸福本源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成熟的、能对社会负起责任的大人。
二○○○年八月十八日，我穿着烫得整整齐齐的制服走进新单位的大门，所有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管人事工作的大姐对我说：“这里的人都只穿便服，以后别穿警服来上班了。”
这一年的九月上旬，我进入大学报到。法学院迎新大会上，鹤发童颜的前国际法院大法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我在下面心潮澎湃，暗暗决定好好看书学习，结合公安实践工作，真正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机关里的年轻人、遇见冬妮娅和真理
刚到新单位，我暂时被安排在政治处帮忙，那时我对内部机构设置的概念还停留在巡警处时期车组、中队、大队、支队的认识阶段，对警察部门的机关和队伍结构完全不清楚，一听说被分到政治处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里是搞思想教育的地方，觉得很是没劲。但是很快发现，大家一听说我是政治处的都对我很客气，才感觉这个部门并非想像中那么简单。其实它在我们处里，是主管入党、提拔、招警、对外宣传、教育培训，甚至报功报奖、计划生育、小孩医疗各个方面的核心机构，有点各大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味道，但是权力则大多了。
我所在的业务处的政治处主任是个很和善的中年人，一见到他就有种亲切之感。报到第一天他找我谈话，简单问了我的经历后告诉我，千万别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就自认为高人一等，这里的民警很多都是地方院校大学生分配进来的，几年下来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我连忙点头称是，其实不需要主任提醒，自己当年刚参警时暗藏的一点点傲气雄心早已在一年的洗车、冲厕所和巡逻、防暴工作中消耗殆尽。现在只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固定的办公桌，然后能够真正地学以致用。
我担心自己读书的事情，因为学校不会管你是否在职攻读，既然是统考录取就会把课和在校生全部安排在一起，这必然和上班时间相冲突。主任听了后倒是挺高兴，说经侦部门陆续已经进了很多大学生，但还没有过研究生，想读书一定可以支持，可以把我的情况和政委说说，看能不能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尽量让我兼顾学校的课程。我连声道谢，虚荣心一泛滥又把自己考了律证的事情卖弄出去，主任频频点头说这回可招了个人才来了。
调到经侦部门后，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租，我先是在以前中队的宿舍借住了几天，但是住在那里不是影响别人休息就是被别人影响，再说，已经不在一个部门，看看别人搞政治学习或者传达上级精神什么的也不大方便。这时正好姑妈由于工作调动空出了自己的房子，让我去那里暂住。
第二天，大熊和小毛他们开车把我在队里一年的全套家当拉到了新居，我又打电话把大胖和大飞呼来，几个人忙活了一整天方把房间捣腾出个窗明几净的样子。招呼这帮高价苦力吃完饭后，我回到房间，静静地审视了一会儿还略显陌生的屋子，暗想，总算是安顿了下来，至少在读研究生这三年内，这个屋子就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比起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一个人住的确是奢侈和浪费，但或许只有利用这个空间好好读读书才算不辜负这块宝地。
夜深了，一个人坐在台灯旁边，默默地翻看以前的很多旧照片，逐个凝视着那个骑着单车冲着镜头招手的自己、那个在阳光下抱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自己、那个左手握着船桨右手轻轻揽着笑靥如花的女友的自己、那个和寝室的兄弟们闹作一团互做鬼脸的自己……突然觉得照片上的那些面孔和笑容离自己陌生而遥远了。
想问自己：“照片中的那个人我认识吗？那种笑容我还熟悉吗？那时候那个人在做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想什么？那时候那个人在怎样地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负气去报名考公务员，如果不是因为在训练时摔伤脚，如果不是和她分手，如果不是遇到师兄鼓励我考研究生，如果在菜场那天歹徒的枪走了火，如果在派出所自己失手打死了人，那时候的那个人还会成为现在坐着看照片的这个人吗？
是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有一次。生活中有那么那么多的偶然，它们往往出乎预料，却又仿佛注定，正是这无数个偶然交织、耦合，然后融汇成了现实中的必然，我能做到的，只能是默默感激上苍的安排。起码，现在还有一份稳定和让同事艳羡的工作，起码还有个继续深造的机会，起码我此时还能知道明天会睡在哪里。
我合上相册，呆呆地看了一眼楼下的霓虹点点，无奈地笑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一天的所做所思所想，然后在抬头处写上当天的日期：二○○○年九月一日。
我并不知道，这一天傍晚六时二十分左右，震惊全国的湖南“九·一劫案”案发，张君一伙直接洗劫了常德市农业银行门口的一辆运钞车，在现场从容打死八人后迅速逃窜。
在我已进入梦乡时，刘队、陈班长、大刘、丰子、小毛、大熊、小秦这些曾经和我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湘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