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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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理的嘴巴损点儿，背地造谣说这老师以前估计是走江湖卖大力丸的，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后痛哭流涕真心认错遂被我们招安了，从此献身于警察查缉战术的教学事业，加上老师的外部条件，“大力丸”的绰号迅速取代了“电视书场”，并很快在新训班得以普及。
“大力丸”同志每次讲课总能举出很多生动的警察战例，而且大多发生在本市，这大大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和窥奇欲。成功的案例相对讲得少些，多数是关于失败的战例。自己印象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次遭遇战，两名民警在跟踪持枪逃犯时被其发觉，虽然他们反应迅速，可是子弹卡了壳导致他们身中数弹后才抓到还击的机会，结果两人与一名匪徒同归于尽。还有一个教训发生在新民警身上，一位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在对犯罪嫌疑人搜身时不够彻底，刚一转身就被罪犯从背后用利刃捅死。
“大力丸”每次讲到这里，总是很激动地对我们说：“那么多烈士用生命给我们写下了血的教训，大家要是再重复类似的悲剧，别说我，就是真下了黄泉烈士们也会指着你的鼻子骂的。”这话虽然说得我们汗毛直竖，但给内心带来的震撼却是巨大的。我和阿理对视一眼，觉得我们叫人家“大力丸”真有些过分了。
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大力丸”老师对我们的确是倾囊相授，在爆炸物处理课上，他用极为生动的语言给我们讲解了定时炸弹、弹簧炸弹和水银炸弹的制作原理，连我和早早这样的文科生都对各种爆炸发生装置的机理了然于胸了。
最重要的是，老师不仅讲技术还讲战术，他老是告诫我们，在处理炸弹案件时一定要冷静，打草惊蛇和同归于尽都不是明智的行为，曾经有个检查站的民警在检查包裹时摸到里面有炸弹，遂冲上去死死抱住罪犯，罪犯顺手就把炸弹引爆了，周围群众也死伤不少，实际上完全可以不动声色装什么都没查到，疏散人群后再行动。
还有一个教训简直是本局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一名罪犯手拿一炸弹威胁要炸居民区，几个刚从警校毕业的民警毫不犹豫就冲上去把罪犯死死摁住，接着炸弹响了，最后冲上去的那个民警被炸飞了一只手，其他的全部牺牲。其实罪犯站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大土坑，如果冷静的话完全可以想办法把罪犯逼到坑里去……
是的，英雄的壮举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我们衷心佩服那些视死如归的烈士，很多时候生死抉择全部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发生，容不得他们多做任何思考。可是，如果平时多训练应急能力、多注意战术方法，的确可以在实战中避免更大的伤亡。我们坐在课堂下，认真地倾听、记录、思考……
当时，一直以为会去坐机关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大力丸”老师讲授的这些内容会在以后的某个关键时刻救我一命，或者说，直接或者间接救过在座很多被分配到与犯罪斗争最前线的战友们的命。
从新训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很多年后，听说他在江南分局挂职做了刑警队的副队长，相信以后他再回到讲台时，讲课内容会更加生动、更加精彩，亲身经历也会更加令人信服。那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定会再次回到他的讲台下，亲口对他说：“方老师，谢谢您。”
他叫方守文，不叫“电视书场”，更不是“大力丸”。
易水初寒、小夏村往事和戏剧散场
教师节那天，王队长在下课时宣布上级要交给我们这批参加新训的大学生一项任务，消息公布的时候礼堂内掌声雷动，同学们欢呼雀跃。说实在的，大家穿着制服在这块鸟地方已经快憋疯了，早盼着上级赶快把我们这帮家伙投入如火如荼的公安工作了。
上级暂时没通知执行什么任务，连王队长本人都不是十分清楚，于是大家纷纷结合经验妄加揣测，有说去打击假冒伪劣的，有说去收拾黑社会团伙的，也有个别心术不正的家伙说是去捣毁什么卖淫集团，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是治爆缉枪的任务，毕竟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报纸上也每天强调要清理散落民间的枪支和爆炸物，对窝藏不报的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是治爆缉枪，自然会有风险在内，气氛一时间也变得悲壮起来……
寝室里的兄弟们纷纷开始行动，有的去小卖部排队打那些明为告别实为炫耀的电话，有的伏案写些摆明打算公之于世的伪遗书，连神情也开始酷似即将开往波斯湾的海军陆战队将士。
郑队长和王队长商量了一下，安全起见，决定不让女生去。消息传出，女生那边哀声一片。男生这边，身残志坚者如我者，不能去；个头儿不均匀看着就不能打的——如小胖和阿轩者，也不能去。命令一宣布，哥儿几个也开始作满脸悲愤、寻死觅活状，可惜已经回天乏力。
傍晚，队伍出发了，整整装了两大卡车，我和留守的兄弟姐妹去送他们，二胖神气活现地站在卡车上，一手抓着车栏，一手接过我削好的一个苹果，突然打算赋诗一首以衬悲壮，吭了半天没憋出什么符合意境的词儿，遂贯彻拿来主义，直接侵犯古人的知识产权：“风萧萧兮易水寒……”下一句还没吭出来，发现兄弟们全部对他怒目圆瞪，只好乖乖地闭嘴。
王队长甩上车门，一声令下：“出发！”队伍遂高唱着《打靶归来》开进，与我们这帮留守的小弱病残渐行渐远……
半夜两点，大胖他们骂骂咧咧地回来，我和阿轩、小胖忙从床上蹦起来询问执行任务的细节，大胖一语不发，一下子把自己那两百多斤横肉甩到床上，转眼就鼾声如雷。二胖则气炸了，忙着找阿轩要烟，一边点着一边骂道：“什么执行任务？！明明是去清理暂住人口，给郊区的派出所的户籍、片儿警们提包拿本儿，操！”说着拉开抽屉，把写满豪言壮语的《与父母书》、《与女朋友书》和《与党书》扯得粉碎。
几天后，上级又要调我们新训队配合某郊区派出所执行任务，消息传出，万马齐喑，谁也没兴趣再打着手电在农田里任由蚊咬虫叮或者到工棚里侵扰民工……王队长觉得既然任务比较轻松，不如让上次没去成的所有的小弱病残一起体验一下基层生活（女生除外），由于人数不够，又临时搭上新训二班一群壮汉。
我所在的204寝室为我、小胖和阿轩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午餐会，兄弟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还是用室费购买了风油精和手电电池供我们护身之用。
队伍晚饭后就出发了，送行现场一片哄笑声，少了些上次易水相送的气氛，车上的我们感觉车下那帮小子像在送减肥旅行团一般。为了表示敬业精神并保持战士的尊严我们只好自己强作肃然状。
卡车很快穿出市区，在被农田环绕的国道上奔驰，风吹发梢，大片大片的绿色从眼前掠过，大家感觉异常轻松。
到了目的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看到分局防暴队的人都戴着钢盔握着警棍，一个戴着眼镜的负责人开始向王队长他们交待任务，大家看着王队长和郑队长的眉头越来越紧，开始猜测这次任务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而且两位队长显然已经开始后悔没有拉来上次的海军陆战队，而是拖出我们这支地方民团武装。
王队长开始向我们传达指令，没详谈细节，只是把二班的壮汉和几个派出所的民警编入抓捕组，并让我们其他人直接冲进村子，看到标语或者横幅就扯下来。还叮嘱我们对群众务必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大家想问更多细节，被制止了。
行动开始了，我们直接冲进了村子里一个打麦子的操场，下车后果然发现树枝和围墙上挂着很多标语，比如“想青天，盼青天”、“小夏村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字样，麦场上有三三两两乘凉的农民，有的看见我们来了就逐渐靠拢过来，有的则往村子的深处跑，好像是去报信。
接着我们听到一阵急促而连续的狗叫声，知道抓捕组那边已经得手了，正准备把标语扯掉后撤离，才发现几乎无路可退。好像只是半根烟的工夫，我们已经被上百名村民团团围住，青年人都缩在人群后面，我们面前都是老人和妇女，有的在喊：“你们凭什么抓人？”还有的则大叫着“还我儿子丈夫之类”的话，大家都觉得很纳闷儿，不是来抓逃犯的吗，关这帮村民什么事情啊……没人给我们答案……
前排的人群开始对我们拉拉扯扯，有的人帽子被抓掉，有的人肩章被撕掉，有的人手臂被抓出了血印，开始有人趁乱打些暗拳，我们这群菜鸟警察只能手拉手缓缓后退。
从村民的吆喝中我们大概明白了些情况，他们都是洪水后迁来的非法移民，政府开始也没当回事，任其在这块闲置的土地上聚居，渐渐地他们在这里开了池塘并接来家人慢慢形成了自然村落。国庆要到了，上级又要开始严格控制暂住人口，这些人依法都要迁走。这时村里有人造谣说这块地要卖给外国人做高尔夫球场，于是村民开始不安、不满，进而行动起来，经常组织人去市政府门口闹事，还把派出所派来做劝说工作的车给砸了……
我们这才知道刚才抓捕组抓的都是带头闹事的人，是他们的父老乡亲。而我们则成了吸引注意力的诱饵，所有的兄弟都一脸悲愤，觉得分局的人拿我们吸引注意力可以，怎么着也应该把事情的原委提前通知我们呀。
这时候郑队长突然拨开人墙冲到我们前面，并和人群中一个为首的老者对话，说什么我们没听见，可是很快看见他被打了一耳光，接着听到有人在后面喊：“把他们全部扣下来当人质！”
人群开始骚动，后面开始有些黑糊糊的东西朝我们飞过来，有些同学被击中，歪倒在地上。原来躲在妇孺后面的一些人朝我们丢起了砖头。接着，连妇女和老人也开始动起手来，有些同学被拉进人群，警服被撕破，肩章被扯掉。
突然，我发现身边的小胖斜着朝我靠过来，我赶紧接住，伸手一摸他脑袋，感觉黏糊糊的，忙大叫：“小胖被砸伤了！大家小心砖头！”几个同学开始忍不住还手，把对方几个动手打人的往我们这边拉，我也气愤起来，把一名正拿着锄头砸向阿轩的妇女一把推到农田里，突然一个小姑娘死死抱着我的大腿大叫：“解放军叔叔，你别打我妈妈！”
我心中痛得不行，感觉我们简直和进了村的鬼子受的待遇没两样，这难道就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会儿连步子都挪不开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阿轩大叫着冲过来，一把将小姑娘扯开，因为后面已经有个人拿着钉耙照我站立的位置砸了过来。
只要一个同学被拉到人丛中，周围的战友就马上往那个方向涌，拼着吃奶的劲儿把他抢出来。那可真是比抢亲还艰难的过程，无数拳头和棍棒招呼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管不顾，一心把受伤的同学给拖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被拉到村里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被抓伤、砸伤，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是一脸悲愤。我和阿轩搀着小胖，几个抬着担架的人过来把他接上开往医院的警车。这时候分局的人过来登记大家的受伤情况，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怪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采取防护措施。
也许是有关部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着几辆“依维柯”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在路灯下看着亮裎裎的，黑皮靴，个个手拿盾牌，腰间挂着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国领事馆门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指挥官简单交待了一下任务，所有警察一声大喊：“明白了！”接着就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皮靴打在地上夸夸作响。我们先是又羡慕又佩服地看着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警察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也许已经被扣在村子里面，于是我们受了轻伤的几十个人也跟着队伍往村子里头冲，心想不管这次事件对错在谁，怎么着也要把被困的兄弟们先解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迎面飞来的砖头和石块，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来，反铐上押到外面。几个同学很快被找到了，他们倒在一个粪池旁，浑身是伤。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同志给大家发了矿泉水和面包。我们无精打采地盘腿坐在国道上，一口气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面对漫天飞过来的红砖……
回到寝室，和大胖、大飞等人说了当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语。
第二天，我们向教官请好假，去医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头部只是被打破了点皮。
几天后，派出所来找小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寝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时我们仍好讨论那个夜晚，大家都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看到《南方周末》里提到的那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也会愤愤不平，时常把人文终极关怀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注的那些弱者抡起拳头和警棍呢，难道正当防卫和职务需要就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吗？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移民们为什么不尝试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游行和暴力？
我们费解，又仿佛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得解。
二○○二年，再次经过当年的小夏村时，那里已经起了一片高楼，旁边是正兴土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马场，来去匆匆的游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年前的某个喧嚣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经历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训班宣布解散，我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被分往安康医院，据说是去管理那些俗称“武疯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技侦部门，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改在机房工作，维护一百多台计算机的运作，他的梦想得以超标实现。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担任管教干部。
阿轩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队，正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指挥交通。
我和阿理光荣地成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队第一大队，我被分在第八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还有这一批六十多个兄弟。
只有大飞的分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进入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分配名单宣布后，我们就被命令收拾好行李，依次坐上各单位来接我们的专车，连互相告别和吃散伙饭的机会都没有。
坐在警笛呼啸的车上，回头看看在其间生活了两个半月的警官学校，我突然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新训班的生活仅仅是个过渡，真正的警察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分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