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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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承诺语言方面明确地讨论了这一过程。人们倾向于通过“协商性承诺”来组织他们的？属关系，因此努力为处于特殊情境的？戚解决“适宜去做的事情”。例如，一个人不打算借钱给妻弟，因为在家庭或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中，这被限定为一种责任；而将钱借给他是因为这人已经与他者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承诺，这限定了借给他钱是一件正确的事。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情况有多大区别呢？显然，在成人与孩子的相互关系中，有一种明显的权力不均，特别是在孩子年龄尚小的时候。鉴于这一事实，人们可以假设关系的性质与所提供的关爱几乎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有一些有束缚力的既定的社会责任。然而，人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在如今的许多群体中这种责任还有多大束缚力。表明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沿着带有明显协商性色彩的父母—子女关系“上溯”到孩子早年的某些特性。许多父母现在既是继父母，同时也是生父母。继父母通常接受一些面向孩子的义务和权利，但在芬奇看来，这些义务和权利在今天一般是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协商性承诺”。或者以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义务为例。在某些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多少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父母可以指望他们的孩子提供物质和社会支持。但是，发展的趋向显示出，那些支持依赖于锻造这种关系的性质。
决定性的影响似乎可被描述为累积义务的构成。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4～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比如，在一项对母女关系的研究中，一位调查对象回答说：“母？与我一起生活，因为我们选择这种方式，我们彼此喜欢……我们共居一家，一起欢笑……我是独立的，我的母？也是如此。我们一起生活，而不仅仅是我照料她。”J。刘易斯和B。梅内迪思：《关爱人的女儿》；第54页，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8。她感到有义务照料母？，这是长期共同居住的结果；但相互喜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像芬奇指出的，累积义务的观念有助于让我们懂得，经过一段时间，应给单？或双？提供各种形式的照料是如何变成某一个孩子的“显而易见”的义务；而为何另外的孩子却可能不以为然。珍妮特·芬奇：《家庭责任与社会变化》，第205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89。
父母与年龄小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情况更复杂些。父母不仅比小子女更有权力；而且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塑造了孩子的人格和性情。然而，若认为童年不受纯粹关系世界的影响，那肯定是不正确的。母？身份的社会进化预示了如下观念并赋予了具体形式，即母？应该与子女建立慈爱关系，这种关系给孩子的需求以特殊的照顾。20世纪早期出版的子女抚养手册建议父母不要对孩子过于？密，其根据是过于？密会减弱父母的权威。后来这一观点得到了发展，认为父母应该设法与子女之间培养起？密的情感关系，但是孩子的自主性也应适当承认。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1978。就像一些人用自恋这个词指称现代社会中自我的处境一样，另一些人认为父母—子女的相互关系已经转向更大限度的“宽容”。但是，用此作为标签来指称人们努力发展一种替代旧式子女抚养的策略，是不充分的。关系的性质突现于眼前，即强调？密关系以代替双？的权威性。双方需要敏于感受和理解对方。H加德林“孩子管教与自我追求：一种历史阐释”；《儿童成长和行为指导》，第12卷，第75～82页；1978。
父母与孩子
有关互相依赖性或稳固性关系的治疗学讨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建议，那些渴望与他人发展？近关系的个体应该“从内心救助孩子”。在这里，父母与年轻子女的关系，再次以一种与纯粹关系和融会之爱方式相似的基本方式呈现出来。对于？密关系的获得，为什么“摆脱过去”就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许多形式的治疗从心理分析开始；进而走入病人的童年经历；回答这一问题可以更好地为理解现代一般文化中的治疗和对话的重要性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我们可以在治疗学的指导下再次进行讨论，苏珊·福华德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她提出了如何“医治过去”的建议。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她的论述集中于分析一个叫妮奇的年轻妇女的病例，她的婚姻正经受着麻烦。她无法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为自己辩护，当丈夫与她生气时，她感到受尽屈辱和无助。治疗医生让她回忆童年里让她产生这种相似感受的事件，从而从这些事件中找到一个扎根在她心灵深处的特殊事例。她的父？一直想让她弹好钢琴，尽管她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她还是努力取悦父？。当她在他人面前演奏时，会变得紧张起来，使她的演奏水平大为下降。在一次演奏会上，她太紧张了，以致漏掉了人们要求她演奏的一首曲子中的整整一段。会后在回家的路上，父？告诉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不知道如何再去面见那些过去的听众。她让父？在众人面前丢了脸，从那以后她变得粗心大意、心不在焉，懒得再去练琴了。
她曾经多么想讨好父？，可现在感到彻底破灭了。用她的话讲，“我只感觉死到临头”。治疗医生发觉；她在婚姻生活中再次扮演了童年时的角色，因而“失去了成年自我”。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3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福华德让她拿来一张她自己还是小女孩时的照片，当她们一起看照片时，妮奇想起了许多其他的情景，都是些父？以同样方式让她感觉羞耻的事情。于是，福华德建议她到当地学校去，找一个能让自己想起自己那么大时情景的小女孩。福华德的想法是，她可以想像那个女孩以她曾经感受过的相同的方式经受着羞辱；由此她可以认识到在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刻她是多么的幼小与无助。正是这个“童年内因”使她在丈夫批评她时变得那么恐惧和胆怯。
后来治疗医生让妮奇想像她的父？就坐在眼前的空椅上，让她向父？说那些她一直想说但从未能说出的事情。她用愤怒而颤抖的声音大喊：你怎么敢那样待我！你怎么敢以那种方式羞辱我！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尊敬你。我崇拜你。你难道不知道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吗？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让你满意。你让我觉得一败涂地，你这个家伙。为了能得到你的一点爱，我曾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5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读者——至少是男性读者——可能会被激将出一句话：这样对父？不公平。因为，毕竟她父？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父？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女儿感觉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羞辱。依据福华德的说法，在消除妮奇长期积聚的对父？的愤怒这方面，这种疗法与其他疗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治疗医生让她将自己眼里所感觉到的父？所有的消极方面进行整理。于是她列出了一长串：我粗心大意我自私自利我没有思想、愚钝我平庸无能我不够格我让家人为难我让人失望我忘恩负义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失败者我得过且过我懒惰，终将一事无成她很快明白，她将自己对于自己的许多看法都搬用过来了；然后她回到她所写的全部条目上，并重重地写了一笔：“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样！”与她对父？的看法相比较，她总感到母？是慈爱的和给支持她的。下面是她感觉到的母？对自己的积极性看法的清单：我聪明伶俐我温柔甜蜜我漂亮迷人我慷慨大方我天生有才我工作努力我性情好我精力充沛我很可爱我是周围人的乐趣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198～199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妮奇列出这个清单以后，在上面潦草地画了一笔：“这是真的，一直是这样。”她后来渐渐承认，父母对她的看法并非像她想的那样极端化。比如父？经常夸奖她聪明、漂亮，有体育才能，她渐渐学会“为她内心中的小孩重新安排父母”，并驱除了内心深处那个挑剔的父？形象。福华德没有提到妮奇能否有效地改善与不常见面的父？的关系。她最终摒弃了那个希望自己父？“总是我所想要的父？”的幻想。这样做是令人“痛苦和忧伤的”，但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所有的精力，在过去被她用去寻找毫无结果的父爱；现在可以用来追求那些对她有积极影响和有意义的活动。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202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父母与孩子
我并不关心这些特殊的治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比如与经典的精神分析或其他疗法相比效果如何，后者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关注人的无意识。培育“内心的孩子”意味着恢复过去——即回溯和重新捕捉半记忆性的或压抑的童年体验的过程——但目的仅在于释放它。关键在于现在和将来，与过去决裂的严峻性表现在以下事实上，即放弃过去需要经历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谈论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毒瘾呢？在比以前讨论的这一术语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我想是如此。治疗医生鼓励妮奇“抛开”那些有破坏性的性情，它们对她的态度和行动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控制。
痛苦的意义大量弥漫在治疗文学当中。比如，可以看看对斯蒂芬·格罗和康妮·彻奇提供的“爱的打击”的分析。斯蒂芬·格罗，康妮·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伦敦，1989。格罗有关爱的打击的想法，是在他从事治疗越战退役老兵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士兵遭受了战斗的疲惫，通常被广泛地称为炮弹休克。关于战争苦役心理内涵的权威研究，请参见威廉姆·萨根特：《为心灵而战》，班坦出版社，1959。从越南返回的士兵承受着心理扭曲、感情迟钝的痛苦，无法与除战友之外的任何人建立？近关系。格罗注意到，在士兵的体验与人们在严肃爱情关系终结时的反应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这种比附看起来可能把战争苦役带来的痛苦琐碎化，但事实上，人们对既定关系破裂的反应强度，有时几乎与康复一样大，几乎与康复所拖延的时间一样长。
当关系终结时，即使对一个“拒绝者”而不是被抛弃者来说，对方的形象、与对方的联系习惯以及对复交的期待，事后也会持续好多年。放弃那些否则会在目前将其转换为迷恋性特征的习惯是令人感伤的。爱的打击有一个“心理的旅行时间”，要完成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究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个人在感情方面卷入那些让个体不得不回忆的事情的程度。听从决裂，即“主动分手”通常只有在脱离关系的后期阶段才能达成，那时痛苦和责备已经得到了实质性的处理。
将已经解体的成人关系中的放任不管与将成人从童年事件和心灵创伤的强制性纠缠中解放出来（比如像妮奇的经历）的努力做比较，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与过去心理进行认识和情感交涉的事，也都有对自我叙述的重写。在两种情况中，无法“摆脱”很可能意味着重复相似的行为模式；构成一种循环而找不到一条自主的自我发展道路。“正视爱的打击的经历，从在关系中出错的地方吸取教训，能将痛苦转化为有助于成长的经验，为你提供洞察力和处世技巧，从而增强你下一次建立关系的能力。”格罗和彻奇：《爱的打击：破碎的心如何康复和再爱》，第28页。
在说明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用想像去努力思考有关“恢复”的事情，当考虑到一个人克服了失去爱侣的情感损伤时，这种思考方式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童年似乎是一个为以后比较独立地加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时期，而不是一个让成年人从中逃脱的人生阶段。然而，与其他关系一样，父母—子女关系是一个人必须摆脱的关系（尽管是不正式的），因为这与成人爱情关系的解除具有相同的方式。假定我们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父母—子女的牵连关系看成仅仅是由个体构成的而个体又从中脱离的关系之一，那么问题马上就明朗了。从治疗的观点看，许多父母—子女关系将会被看成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子女们不是本质上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人们可以希望他们脱离开这种关系。我将努力阐明，如果我们用看待与践踏他人需要的人结婚的同一方式来看待“品行不端”的父母，就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有毒的父母？
让我随着苏珊·福华德对妮奇的情况的概括性治疗工作，进一步提供一个证明父母对其子女“有毒”的状态的全面说明。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什么是有毒的父母呢？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其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感的方式对待子女，这可能导致孩子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形象进行斗争。有毒的父母
倾向于将反抗或个体差异看成人身攻击。他们通过强化子女的依赖性和无助性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促进子女健康发展，而是下意识地暗中破坏这种发展；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在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他们可能这样说：“这是培养性格”或“她需要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他们的否定性招数实际上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摧毁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性……以前受过不良对待的每一个成人——甚至那些成就卓著的成功者——骨子里都是一个自身感到无力和恐惧的小孩子。苏珊·福华德：《有毒的父母：克服他们的有害影响，重整你的生活》；第16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90。
福华德辨别出多种多样的有毒父母。有些只是“感情方面不足”的父母。他们并不为他们的孩子待在“那里”，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必须保护他们，或者让孩子无穷无尽地从那里寻找父母之爱的纪念物。这些父母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子女应尽的责任。另一类不同的有毒父母是那些控制者。孩子的情感和需求服从于父母的情感和需要。以这种方式教养出来的孩子的典型反应是，“为什么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
这些类型的父母之毒是相对温和的；其他类型的则更直接地暴露出残忍性。酗酒再一次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显现出来。在父母中的一人或双方都有酒瘾的大多数家庭，产生出一套掩盖这一事实的系统手段，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实际上被要求成为同谋，这往往会对孩子自身的人格发育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这个家没有嗜酒的人”是给外人提供的印象，但在家庭成员内部却在孩子身上负载了超常的压力。
再有一些是言语和肉体施虐者。所有父母时不时说一些孩子感觉受伤害的事情；如果那种伤害是可以觉察的，那么也许大多数人会努力用友好或道歉的方式去修补创伤。然而有些父母多多少少都以不断挖苦、侮辱或点名批评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孩子。“如果有人把你的底细抖出来，他们会知道你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