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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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中，偶发性性征也可以是日常实验的一种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征（隐含的）真实：性摆脱了古老的对区别性权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欲表达了一种大多数异性关系（包括临时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平等。就其本质来说，它只能以性实践本身的形式赋予权力：性感受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这当然是偶发性性征在去除其冲动特点时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满足。
男同性恋性虐狂 、皮带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这些不仅仅是对异性关系中男性的讽刺反驳。他们也是可见的对男性的颠覆，同时证实了阳物权力所否认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包括性认同，乃是一种反射线成就。在一种平行的意义上，非个性的偶发性性活动是对由于参与“外部”统治而颠覆了性快感这一现象的批判。这完全可能是防御性的和强制性的，甚至受其外部影响的驱使。只有通过在其他社会生活场合平等对待各种影响而汲取营养时，才能充分认识其内在的平等。偶发性性征往往会成为逃避？密关系的一条途径，但它也提供促进或加工？密关系的一种手段。性的排外性仅仅是保持对对方的承诺、达到诚实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排外性尽管是阳物统治的核心，但偶发性性征是否本质上与新出现的纯粹关系的标准不相协调，却一点也不清楚。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30年来我一直是同性恋者。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过长期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人能‘白头偕老’。我们为此而焦虑——我们认为异性恋夫妇远比同性恋夫妇厮守得长久。”海特研究中的一位妇女提出这一灼见，还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情况的确不同了。海特研究中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往往很难相处，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并为时不长。然而，与同性恋关系相比，异性恋关系往往看上去是一个战场，在那里，进攻和公开的战斗与两性间深切的不满混合在一起。海特发现，她用作抽样调查的所有异性恋妇女都说需要与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部分人报告说，当他们试图创造更紧密的交流时都会遇到抵制或情感疏远。妇女对对方持续的不忠诚感到绝望，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保持婚外联系。在她们期待着持续的爱的地方却出现了情感的枯竭。海特是这样描写的：
许多妇女知道在婚姻关系中她们不会得到相同的情感支持、尊敬或敬重。然而却很难对一个男人确切描述他是如何逐渐改变态度的。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方式在表现上如此微妙，以至于当一个妇女忍不住表达沮丧的情感而保护自己时，她发现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指出所说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显得小题大做。但一旦总合起来，那么，毫不奇怪，甚至这样一件小事也会引发一场大战——或确切说，会导致永远不会和解的另一次离异。这些小事削弱关系，使妇女生气，最后使爱情减少到一种不过是淳朴的忍耐。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7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正如可能的交流一样，平等是？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今天，男人向女人发怒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妇女在家里、工作单位和其他地方的独断专行。反过来，妇女向男人发怒是因为男人以微妙和并非非常微妙的方式否认妇女所要求的物质特权。对妇女来说是经济贫困，对男人来说是情感贫困：难道这就是两性之间关系的嬉戏状态吗？男女双方自命的辩护者都会这样认为的，尽管每一方都可能谴责另一方没有完全承认给对方带来的痛苦。
赫伯·戈德伯格拣取作为心理伤害的男性主题，描写了“男性面临的危险”，谈到了作为神话的男性特权。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新男性》，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及其他著作。戈德伯格敏感地观察到了影响性别和性征的那些变化，并对妇女运动表示同情。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在海特调查中以及在无数治疗手册中引起反响的妇女对男人的抱怨——男人缺乏情感、感觉麻木等——被视作男人必须肩负的令人不愉快的负担。
在此，癖好似乎又一次起到核心作用。戈德伯格认为，许多男人都变成了“木讷”，被他们几乎不理解的动机所驱使。现代文化浸透着“商业木讷，高尔夫木讷，体育木讷，花花公子木讷”：所有这些木讷都“遵守男性游戏规则”，结果，“已经失去或逃离了他们的情感和对自身作为人的意识”。妇女抗议并已经挣脱了束缚她们的家庭环境和这种环境给他们自身发展带来的局限。男人仍然被禁闭在养家？口的角色之中，尽管男人为女人提供的经济利益现在非但受到青睐，反而遭到白眼。“像男人一样行动”的必要性已经刻下深深的印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妇女所期待的——但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却是沉重的。据戈德伯格言，男性占有特权的观点公然不顾所有那些个人伤害的统计数字：在寿命、患病率、自杀、犯罪、事故、酗酒和吸毒等方面，妇女一般要比男人幸运。
男人在诚实的反思时刻会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对未来能期待什么？”这种人将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乐观的回答。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传统束缚，那他只能感到负载过重，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他会惊恐地发现在大多数女人甚至大多数其他男人的眼里，他变成了看不见的、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那些人会对一个没有工作、地位和权力的男人弃之不顾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第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
据戈德伯格言，在当代关系中，男人往往陷入一种认输的境地。女人会说，“你害怕？密和情感的温暖，”这往往是事实；但她们事实上一直在寻找她们所敬仰的男人，有自治力、控制力和事业心强的男人。女人逐渐对起初吸引她们的那些特点感到愤怒，因为她们越来越看不起男人所最能提供的那些关怀形式。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163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
女性主义的反驳以迥异的方式看待这一切。据芭芭拉·厄伦雷契言，男人比妇女更早一些时候反叛先存的性别角色。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早在30或40年前，人们指望男人结婚，养活妻子；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怀疑。然而，在某一时刻，男人开始对结婚和满足经济需要感到厌烦。他们仍然需要获得经济成功，但不必相信应该承担为他人工作的责任。要无拘无束，男人就得过单身生活；他能够在不满足娶妻生子的社会要求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厄伦雷契看来，似乎对传统男性的勤劳生活提出质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蔑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责任。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厄伦雷契认为，医学和心理学无意中促进了男性叛逆；它们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现代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的影响的。在19世纪，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随着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结核病或肺炎，随着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妇女的平均寿命开始长于男人。男人变成了弱性别，至少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这个事实被认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压力的表现。在此，戈德伯格的观点是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心脏病造成的长期恐惧将颠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资的要求，而且，不仅如此，还会把养家？口的角色指控为给男人设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86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其结果如何呢？在厄伦雷契看来，戈德伯格的观点可以使男人获得双丰收。他们可以担当养家？口的角色，同时不丢掉优越于妇女的经济地位。“男性的面具”可以剥去了，与此同时，男人也可以避免长期的家庭义务，而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快乐。一种社会氛围已经创造出来，滋生了“不负责任感、自我放纵和对其他人的要求报以孤立主义的淡漠”。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69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男人赢得了自由，而妇女仍然在等待。男人获得的经济独立仍然是妇女所得不到的，她们必须把男人甩掉的那些责任承担过来。妇女，尤其是趋于独立育儿的妇女，在穷人中占很高的比例。男人违背了在前一个时代里立下的养家糊口的契约。
两性的分离
就这些分析之间的分歧来看，每一作者提出的实际解决办法都各不相同，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厄伦雷契的方案基本属于经济性质。在缺少必要的男性资助的情况下，妇女应该有最小限度的足够收入供养家庭，这主要体现了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均等。没有固定收入的妇女同时也需要育儿必需品、职业教育和政府支持。厄伦雷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妇女会主动放弃男人；男人将短暂地进入女人的生活，使后者成为家庭的真正基石。两性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这要基于“成年男女之间恢复的忠诚和信任”，但这决没有保证。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82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戈德伯格的建议几乎都是关于自我认同的。男人要重新界定男性，以便克服把他们与“内在经验”分离开来的那些影响。他们必须避免贴标签，这些标签是用来支持人们盲目地遵守行为原则的——担心被人看做一个胆小鬼、弱者、失败者、不成熟的人、阳痿之人或厌恶女人者。他们应该培养与其他男人的友谊，以便提供女人能够相互提供的那种支持。重要的是，每一个男人都要打破这样一种观念，即与他建立关系的那些女人都应该是被动的、可爱的；相反，他应该期待着与独立的个体女人建立关系。男人应该发展其“女性的一面”，“获得情感、从属性需要、被动性、流动性、嬉戏性、感性、脆弱性，并抵制永远承担责任”。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254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不要热烈地追求改变这个世界， 戈德伯格告诫男人说：首先要改造你自己。
毫无疑问，新的情感对抗已在两性之间展开。男女的愤怒之源甚至比前述的现象更加深远。阳物不过是阴茎：对男女两性来说这是多么无情和令人窘迫的一个发现啊！男性对权力的要求取决于一块吊悬着的肉，它现在已经与繁殖没有什么独特的关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阉割；妇女现在至少能在认知的层面上认识男人，将其视作与那个男性器官一样无用的赘疣。
如前所述，对男性来说，保持基本信任从婴儿时起就与主宰和控制相关，包括自我控制，这些主宰和控制源起于一种被压抑的对母？的情感依赖。缓和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或颠覆这些欲望的客体，这种需要与对爱的需要相抵牾。在这些情况下，男人可能大量远离女人，把承诺等同于陷阱，同时，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眼下所看到的程度。
然而，矛盾的依赖关系不仅仅限于男性。由耻辱引发的愤怒也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特点。阳物向阴茎的转型对妇女来说具有令人不安的含义，因为其作为自治性的能指的角色对其自身完善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女性羡慕男性意味着男性能够逃离母？的控制；妇女的共谋就衍生于可以用爱来驯服的那种特别的“坏”。许多妇女都恰恰渴望得到不给任何承诺的男人；事实上，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对承诺的厌恶往往增大了他的吸引力和他提出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对异性恋关系发生了深刻影响。异性婚姻在表面上似乎保有其在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使得前述的女同性恋关系充其量成为边缘现象。事实上，纯粹关系和可塑性性征的兴起极大地颠覆了这种表面现象。如果正统婚姻并未被广泛视作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如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制度性滞后的结果，也部分由于吸引和厌恶的复杂混合，这是每一种性别相对于另一种性别的心理发展所造成的。纯粹关系越是成为个人生活的原型，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纯粹关系产生各种依赖形式和相互依赖形式，但也产生上述的分裂后果。
有些婚姻可能仍然是约定的，或只是为了生养孩子而维持着。而孩子的在场——在“第一家庭”或“继父母家庭”里——往往既造成一种关系的紧张，又能使其稳定，未接近纯粹关系的大多数异性婚姻（和许多同性关系），如果不进入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的话，都可能转化为两个取向。一个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间的性交往程度很低，但在关系中却牢牢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这是一种晚期现代的婚姻类型，是以友谊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婚姻作为配偶双方的基地，他们相互间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这有别于旧的“标准的”异性婚姻，其中，男性把婚姻作为开始运作的一个地方，而妻子则为他组织赖以维持稳定生存的手段。在此，配偶双方把婚姻视作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从这里出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关于另一种不同的分类，见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521～52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而在个体的生活经验中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类型中的每一种又都可能朝纯粹关系发展。两性间的携手并进或分道扬镳取决于纯粹关系的约定程度和能否永久实施。戈德伯格和厄伦雷契提供的视角各有其缺点。厄伦雷契在阐释男人愈加严重的不负责任感时把大量不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与垮掉的波西米亚、心脏病学、马斯洛的人类潜能心理学以及按戈德伯格提供的线索追溯男人运动的种种尝试统统混为一谈。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男人“严重的不忠”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了女人。但实际情况当然要比她的叙述复杂得多。各个自恋潮流标志着上述倾向的一些特点，但也提出了反驳男性统治论的一些男性观点。如戈德伯格等人所提出的，男性自由主义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认为男性与经济工具性之间的纽带应该解除。厄伦雷契所说的男人的“逃避承诺”实际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承诺”的开始相偶合，即性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这对男人来说也是产生混合后果的一种现象，而非仅仅对女人——如果男人对女人的内心情感依赖被识别出来的话，则尤为如此。
两性的分离
另一方面，戈德伯格低估了经济和社会束缚的力度，正是这些束缚阻止妇女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获得平等地位——这主要相关于这样一个事实：妇女仍然从事生儿育女、主持家务的工作。父权制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根深蒂固。他还小看了影响到男女行为的心理抵制的力量，以及性心理形成的矛盾性。“一个好人何以不能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