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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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贾问道:“与其讨好家神,不如讨好灶神,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并非如此,要真做坏事得罪了神灵,跟哪个神灵祷告都没用。”
王孙贾是卫灵公的大臣,时任大夫。“奥”指屋内位居西南角的神,即家神。“灶”指灶旁管烹饪做饭的神。相传灶神会将这个家庭每天吃的东西、家人善恶等事一一记录,每年向天帝禀报,善良的、吃素的有奖,作恶的、天天吃肉的就受罚。
这一段很有意思,王孙贾说“讨好家神不如讨好灶神”,体现了中国人“县官不如现管”的思想。灶神管着实权,按理更应好好谄媚一番,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自己坏话。俗话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一般认为王孙贾讲这番话,是知道孔子要去见南子,于是想暗示孔子:卫国的实权可在我这里,你与其去讨好南子,不如讨好我这个实权派吧。
“县官不如现管”,真是这样吗?孔子回答得更妙:你若是坏事做绝,讨好哪尊神仙都不管用。拿现在的话说:你要是敢贪污犯法,不管你本事有多大、后台有多硬,都要将你法办,神仙都救不了你!孔子连带地批判了王孙贾的“话中话”:你小看我孔子了,我去见南子是出于礼节,不是要去向她讨好什么,讨好神灵能管什么用呢?
中国人对待神灵的心态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大家都把神灵当成贪官一样对待,以为我年年进贡、岁岁烧香,神灵就应该保护我,即便我做了错事也要担待一点。这个心眼多坏,简直就是“行贿”嘛。“聪明正直谓之神”,谁给好处替谁办事的哪能当神仙?道理很简单,敬神就是要心存善良、为人正派,敬的是自己“聪明正直”的浩然之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靠送猪头不管用。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回答得非常直接,对人负责。
知而不迷
『14』子曰:“周监(jià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说:“周朝的礼乐文化,是借鉴夏、商二代而来的,多么文采斐然、光辉灿烂啊!我主张遵从周朝礼乐文化的精神。”
监通“鉴”,借鉴的意思。二代指夏代和商代。
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却能兼容并蓄。如果不保持文化的延续性和兼容性,就不可能保持它的先进性。一味保守迂腐,借尸还魂、开历史的倒车,是没有前途的。
孔子赞同集传统文化大成的周代礼乐,正是深谙文化演变规律的真谛而作出的明智抉择。他的这种选择,从整部《论语》所传达出的精神来看,并非简单的因循,而是有所扬弃的。
『15』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zōu)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进太庙(做祭祀活动),凡事都向人请教。有人就说:“谁说叔梁纥大夫的儿子懂礼了?进到太庙,什么事都要问。”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
鄹是春秋时鲁国地名,又写作“陬”,在今山东曲阜附近。“鄹人”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他曾经做过鄹大夫,古代常把某地的大夫称为某“人”。
有人说孔子什么事都要问,一点也不懂礼。孔子却说这就是礼啊,懂“礼”不是懂得礼的知识,而是懂得礼的精神,“不懂就问”不正是礼的表现吗?今天我们学习儒家文化也是一样,只要懂得孔子所倡导的精神、原理原则和方法就行了,不必拘泥于春秋时期各种礼的细节。
『16』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说:“射箭技术的好坏,不在于能否射穿箭靶,因为人的力道有大小,自古就是这样的道理。”
皮是皮做的箭靶。科是等级。本章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说“每事问,是礼也”:懂得射箭的原理、方法,射箭就准,射箭的力道各人有所不同,不必苛求。同样道理,懂得礼的原则精神,实行就准确无误,至于礼的细节知道多少,各人不同,不必苛求。
『17』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子贡想省去告朔祭祀时杀的活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羊,我爱惜的是它所代表的礼的精神。”
饩羊是祭祀用的活羊。告朔是古代制度,天子每年秋冬之际,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在每个月的初一日(朔),用活羊祭祀,请行新一月的历法,就叫“告朔”。
历法的重要性至今不减,大家每年年底都会买本日历,以备查询。谁能想象不知“今夕是何年”生活啊!但春秋时期,天子威望不济,所以告朔之礼空有其形。子贡可能觉得与其保持这样无意义的形式,不如把每年告朔要杀的羊省下来。孔子没有直接反对,却告诉他:我爱羊所代表的礼。即便天子不受人尊敬,起码还比没有天子好嘛。节省当然是对的,但不能破坏该有的礼节。你说国家元首会面,次次安排检阅仪仗队,又麻烦又费劲,能不能省掉?当然不行!检阅仪仗队这种礼节的背后,代表你的欢迎和尊重之情,省掉了就等于你不欢迎、不尊重了。真懂得了礼的精神内涵,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就是形式,分不开的。礼回归到本质,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夫妻相处之道也是这样,有人认为老夫老妻的只要心里爱对方就可以了,不必讲究表面形式。其实你错了,有心必有行嘛,如果能不时买些礼物送给对方,就一定能加深情感的。
『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说:“与领导共处,如果事事都尽到礼节,别人会认为你在溜须拍马。”
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子侍奉国君事事尽礼,别人都觉得他在拍马屁,但孔子并不介意,爱礼而不惧人言。我说没有啊,孔子哪里说他侍君事事尽礼了?更没有说他只爱礼,不管别人说什么啊。所以过度发挥是不对的,冤枉我们的孔夫子了。孔子只是在提醒我们,与领导共事如果事事尽礼,别人就会说你是在拍马屁。
『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鲁定公问:“领导指挥部下、部下事俸领导,该怎么做呢?”孔子回答说:“领导指挥部下要符合礼节,部下为领导办事要尽心尽责。”
定公是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公元前509~前495年在位。
本章就是对“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的回答:臣子事君太尽礼了,别人会说你是在拍马屁,所以臣子只要尽忠办事就好了,这就是事君最大的礼嘛。相反,君使臣却要以礼,否则会给人颐指气使的印象。
从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看出孔子的智慧,一点也不呆板的。孔子懂礼,生活中就一定拘谨吗?并非如此。礼是心情、美德的表露,怎么会把人的活泼性情给拘束住呢?
另外要注意这个“忠”字,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忠是对君主忠心耿耿、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当然不是。孔子在《孝经·事君章》中说: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可见孔子主张的“忠”,是内忠于义,外敬于事,处事以礼、见利思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不是叫我们做领导的走狗帮凶。后世所谓的“忠君”思想,狭义地让人效忠于某一人,至今流弊不息,在政府、企业等各个利益层面,形成拉帮结派的局面,若将此归罪于孔子,谎称为“忠”,那就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尽善尽美,礼乐之道
『20』子曰:“关睢(j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说:“关睢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哀愁却不悲伤。”
《关睢》是《诗经》的第一篇。描写君子追求淑女,求之不得时思念哀愁,以及求到之后,结婚喜庆时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情感世界。
前边都讲礼,怎么又讲起《诗经》来呢?因为在孔子看来,礼乐是不分家的。礼的教化应当体现在诗歌、舞蹈、音乐当中,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进入健康的心灵世界。这里用《诗经》的“关雎”比喻礼用的原则,一是要艺术化,二要恰到好处,其标准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现代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仍然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的运用以此为目标,要达到是相当不易的。
『21』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土地神的神坛周围种什么树。宰我回答说:“夏朝种松树,商朝种柏树,周朝种栗子树。”宰我又说:“种栗子的意思,是想让老百姓有所畏惧。”这话被孔子知道了,说:“成功的事无须建议,做完的事不用劝阻,过去的事何必过分追究它呢。”
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的学生,利口雄辩。一般看来,他属于“孺子不可教”的类型。后来宰我在齐国临菑当大夫,参与了田常的作乱,被灭族,孔子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在《论语》中,宰我和孔子之间发生过一些有趣的谈话。
社是土地神。有人说是“社稷坛”,但从后文“使民战栗”来看,社稷坛都是国君祭祀的地方,与百姓没什么关系。现在农村供奉的土地神,仍是在一棵大树的底下,所以“社”应该是指土地神。本章有两种解释:一说当其时也,三家专政,哀公欲讨之,因此以此向宰我询问。宰我的回答是表示赞同。而孔子在陈国听说了此事,知哀公无能,举事难成,所以觉得宰我不该赞同他;二是治国的层面。宰我以周欲使民战栗之说劝哀公用政苛严。孔子显然不赞成这样的严政,因此对宰我提出批评。一般从后一说。也有人说孔子听到宰我批评“吾从周”的周朝就不高兴了,其实未必如此:
首先,孔子“吾从周”是因为周朝集夏、商文化的大成,所以他认同周的礼乐文化,但是孔子并没有对周顶礼膜拜,在周朝的很多做法上也提出过异议。如周取代殷而有天下是通过武力的形式,这是孔子并不赞赏的。
其次,孔子提出的对待历史的观点,难道是出于批评宰我吗?非也。孔子强调的是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温故而知新”,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启发,而不是进行无谓的批评,那既于事无补,又欠缺厚道。时代不同了,一些历史细节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未必清楚知道,贸然下结论其实是不科学的。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初为了发展经济,中国采取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出现能源紧张、环境被破坏的情况。这在今天看来或许是不对的,可那时我们不立足成为世界工厂,不靠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赚取外汇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钱穆曾形象地说:“不能因为我们长大不需要摇篮了,便说摇篮是落后和错误的。”对历史的评价要回归到历史的情境,对别国评价也要回归到他们的国情。如果象美国那样不时地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那就只会令人憎恶。孔子对宰我的批评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吧。
『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姓管名夷吾,齐国人,春秋时期的法家先驱。他是齐桓公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死于公元前645年。
“三归”说法不一。今参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此三归当不指建筑。按齐国常例,商税的十分之三归国君,所以叫“三归”。管仲有三归,即管仲享有俸禄相当于国家商税收入三成的食邑。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市租”,说管仲象国君一样收取市租,也有一定道理。摄是统摄、兼职。树塞门是指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过去只有诸侯、国君可以有这样的建筑规格。反坫(diàn)是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孔子说:“管仲这个人真是小器量呀!”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他享有相当于国家商税收入三成的食邑,行政管理方面又不能精简机构,怎么谈得上节俭呢?”“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回答说:“国君大门口设立照壁,管仲也在大门口设立照壁。国君出于外交礼仪需要,在同别国国君会见时有反坫坛,管仲也有反坫坛。如果说管仲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实际上孔子对管仲其他方面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但以礼、俭而言,孔子却认为他做得还不够好。比如说“官事不摄”——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就是对人、财、物的最大浪费。吃公粮的人多了,非但消耗国家财政,而且人浮于事,反而造成行政决策的低效率。另外,当你已经意识到它的弊端,想要精简时,又不得不面对打破整个官员“关系网”的严峻考验。
我们平常评价一个人一定要理智,不能依情感好恶来对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对圣贤的言行,也要经过客观考量,不能囫囵吞枣,更不能断章取义。吃鱼要吐骨头,吃香蕉要拨皮,我们学习管仲的美德、仁政,不等于要在礼、俭方面跟他亦步亦趋。东施效颦成千古笑谈,是因为东施不懂得分析好恶,恰恰把西施痛苦、不美的一面学来了。生活中的东施是非常多的,有人学习西方文化,不学他们的敬业精神,却去学性开放、无政府主义等,学的全是垃圾。佛教中不少大德修般舟三昧成功了,有人能辟谷,是不是我们也跟着学?学习不是迷信,应该学智慧而非形式。所以真正的聪明人绝不去造神、不搞教条主义。
周栗、管仲的例子说明礼的运用不是那么简单的,与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个人的品德和能力不能简单划等号。以“郁郁文乎”周朝之德政,尚种栗;以管仲之才能,尚不知礼。礼用的不同层次需要在切实履行中去细细体悟。
『23』子语(yù)鲁大(tài)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xī)如也,从(zòng)之,纯如也,缴(jiǎo)如也,绎如也,以成。”
语,告诉,动词用法。大师是负责音乐方面的官名。翕,微微张开。从通“纵”。皦,音节分明。
孔子与鲁国的大师探讨音乐方面的看法,他说:“音乐的道理是大概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时,轻微悠扬,渐渐释放情绪,纯正激昂,节奏明快,一浪接一浪,直到结束时,依然余音缭绕。”
孔子是个非常精通音乐的人,“乐其可知也”是谦虚的话。《史记》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