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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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说到底，就是“知人”，知人者智，智慧恰恰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世间的一切问题，追究起来都是人的问题，真正“知人”就是通道的人。汉代学者杨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当中最重要的是通“人”，人的问题通达了，天地、自然万物同时都能通达。而知人的下手处是知己，人贵有自知之明，知己才能及人。知己的方法，就在“孝、弟、忠、信、爱人、亲仁”的仁之本务中求。知己则本立，知人则礼立，本立道生，礼立而功德成就。这便是《学而第一》篇的结论之语，又是第12…16章关于礼与为学关系的结论。　
　
　
　
《学而第一》全篇回顾：
　
　
　　　　　　
　　　
　　第1章，讲学以致用的三个原则：利益并影响时代、利益并影响他人、成就自己的君子品德。

　　第2章，讲为学最重要的方法：本立而道生。从基本的道德品质、基础的学问做起，不断日积月累才能最后有所成就。

　　第3…6章，强调为学必须真抓实干，不巧言令色。“孝弟、忠信、爱人、亲仁”这些基本的品行，是君子应务之本，乃道之所系，忽略不得，必须切实履行，一日三省。“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做好了，道就通达了。

　　第7…11章，讲为学在心态上应注意的要点。贤贤易色、孝敬父母尽己之力、替领导设身处地考虑、对朋友诚信，都是很重要的为学心态。自重、忠信对学习进步也极其重要。慎终追远，才懂得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学习。做到温、良、恭、俭、让，自然会增长学问。保持自己所立的志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导）就是诚信、坚毅的品德，同样有利于学习进步。

　　第12…16章，讲礼与为学的关系。懂得礼用和为贵，就能立身社会，将学问与实践相结合。为人处事讲究信义、恭敬，就能不失其亲，受人尊重。真正行之以礼的人，就不会过分讲究吃、住等物质享受，而能亲近贤者，做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最后指出为学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知人”，知己、知人都是一种学习，而“礼”就是知己、知人的重要途径。

　　《学而第一》概括地提出了为学的原则、心态、要点，这些内容在整部《论语》中是贯穿始终的，我们往后还会涉及到。所以《学而第一》是《论语》的“凤头”：说理清晰，内容简要，引人入胜。　
　
　
　
为政第二以德治国
　
　
　　　　　　
　　　
　　『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gǒng）之。”

　　孔子说：“政治工作要以德为中心，好比确定了北极星的中心位置，其他星星就自然围绕在它的周围了。”

　　北辰又叫北极星，是北方天空的标志。古代天文学家对北极星非常尊崇，认为它固定不动，众星都是绕着它转的。政治活动错综复杂，可只要把握住“以德治国”的纲领，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同明确了北极星的位置，而其他的星星就围绕在它的周围。这是《为政第二》的第1章，开门见山地点出做政治工作的中心：无纲不举、无德不立。

　　可要这么说，很多人会不服气，觉得孔子不懂政治，因为现实生活中，政治更多是体现出“权谋”的一面：表面工作会做、与领导处理好关系、搞几个政绩工程，加上一些形象包装、事件炒作，升官才有指望。那一套孔子一定也知道，他曾出仕四年，官至大司寇，代摄相事，对官场上的陋习不可能不明白。《为政第二》作为《论语》“学以致用”原则下，为政的开篇，他直接点出的是“权谋”背后起作用的德，一般人所认为的官运，那个不可主宰的东西，恰恰就是德。

　　回顾历史，帝王将相行为中所体现的权谋固然是事实，可中国真正的太平盛世时期，其君主和主要领导官员的品德修养都是相当高的。李世民曾直言：“凡人主惟在德行。”刘备也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贞观之治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勃兴，全社会几乎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现象，李世民也没有残害开国忠良。这几条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少有的，其深层的原因，则与李世民、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诚信、奉公廉明的品德密切相关。小人、佞臣当道的历史时期都是政治黑暗的时期，时间短暂，好比诈骗、抢劫犯固然能风光一时，可终究好景不长一样，他们不可能长期主导政治局面。以佛家的智慧看，权位、富贵，皆不可强求，他是道德与能力的附属果报，就算你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依然是你应该得的。所以官场上那些偏离“为政以德”的陋习，都不过是妄为罢了。

　　以德为政，可德是什么？德又如何指导政治活动？文章才刚刚开始。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说：“综观《诗经》的内容，用一句话概况，就是思想纯洁、情感真挚。”

　　蔽是遮蔽，引申为涵括、概括。“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jiōng　壮马）》，全诗颂鲁僖（xī）公牧马于野不害农田，以喻乐育贤才。思的古字是上“囟”下“心”，囟是头脑，代表思维和思想，心主情感。所以，一般注解将“思”作为无实义的语气词是说不通的。“邪”通虚，无邪指不虚伪，正直纯洁，“真正无有邪曲”。

　　德是什么？当你想追问答案的时候，冒出一章孔子研究《诗经》的心得来，与为政毫无关联，可实际上恰恰是在回答“德”。它以《诗经》作比：政治活动如同诗三百，但贯穿其中的，是思想纯洁、情感真挚。

　　从造字结构看，德从“二人，直一心”。直是“十目∟”，“∟”表示躲在围墙后隐藏起来，十目表示很多眼睛在看着，即无法隐藏为“直”。德的意思就是：大公无私的清净之心，与“思无邪”意思完全贴合。为政以德即天下为公，要求从政者大公无私，心地清净。正如《诗经》的内容那样，为政以德也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是为国为民。若为私利，那是“隐”不是“直”，不算“思无邪”。

　　其次是感而遂通。政策的出台需以民心为导向，民意有感，政府才应，好比诗歌都是有感而发一样。平白无故地搞政绩工程，就不能叫“思无邪”。相反，百姓有“感”，政府却没有采取因应措施，也不叫“思无邪”。

　　第三，健康有益。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才叫“思无邪”。对分裂国家的活动、黄赌毒产业等，应坚决打击，绝不可姑息。再如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便是出于国家命运和前途考量，尽量把民利与国利结合起来的做法。

　　有些政府官员进行钱权交易、买官卖官，则是“邪念”，乃自取灭亡之道。

　　《诗经》是一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三种题材，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一部集合俗、雅文化于一体的文艺作品。西周时期，分封诸侯，周王朝每年都会派专门的官员到各地采风，其中有不少诗歌都是褒贬政治得失的，周王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各地政事，以调整国政。比如《风》有人解释为“讽”，多有针砭时弊之作。而《雅》、《颂》则是传播朝廷之音的，让人民感受国君的品德魅力，以德化民。所以《诗经》还起到了类似今天文化部、宣传部、广电总局的作用，一方面宣传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百姓对国家政策的一种反馈和舆论监督。可见，“思无邪”还代表国家以礼乐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健康的文化产品，净化社会人心，使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综上，德的基本特征就是“思无邪”。

　　『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策法律来引导、以刑罚惩治来管理，老百姓只想着免于刑罚，没有廉耻之心。以道德品德来引导，以礼乐规范来管理，老百姓会耻于做坏事而严格自律。”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可法制有其弊端，只要能钻法律的空子，人们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其一。

　　其二，法律的出台，要对文字进行各种考量，使法律文本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民众的法律知识始终是有限的，比较起来，道德规范的传播更易于让普通民众理解其内涵。

　　其三，法律是事后的惩罚，事前起威慑作用，能部分阻止百姓向恶，而教人向善却是礼乐的强项。法律体系再完善，都不是治本的方法，取代不了道德约束的作用。

　　其四，法律规定越细、越繁杂，那些用以约束极少数“坏人”的条款，反而限制了大多数“好人”的权益和自由。

　　其五，法律越多，百姓就越难全部了解，人们对律师的依赖性越强。出于金钱、时间成本、各种风险考虑，能真正运用法律的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的民众反而就越少。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累啊。好比用法律来追款，一诉、上诉要慢慢等，请律师、取证、调查要慢慢熬。律师们常说：“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意思是举证太难，谁会随时准备着与人打官司，事事保留证据呢？官司赢了对方还等着法院上门强制执行才付款，或者再来个“躲猫猫”，要是你追的金额只有几万块，中国原本警力就不足，能调配出几个人来负责你这事？所以还是孔子说得对，听讼的关键在于使国家“无讼”，这只能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实现。

　　当然，我们指出法律的不足，并非要否定国家的法制化方向，而是要说明法制与礼制不可偏废。

　　《论语》中的“礼”，不仅指社会道德规范，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法律规定的某些内容。比如孝养父母，过去属于礼的范畴，今天写入法律了，缺少点人情味了，是不是就一定能杜绝不孝养父母的现象呢？看看报纸就有答案了。用法律规定的效果未必比用道德约束的效果好，但少了“有耻且格”的好处。

　　也许有人会叫嚣：“封建道德意识是压在人心上的大山，要打倒它！”可是细一想，教人为善怎么能算压制人性呢？难道允许“自由”杀人才有人性？那叫兽性！道德就是要约束恶人的兽性，使小人也容易管理。所以，有多重视法制，就需要有多重视道德，二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道之以德”，道，导也，指社会宣传工具的舆论导向。象杰可逊脔童的案子，法院判决他无罪，全世界有几个人相信？可他就能拍拍屁股昂头走出法院。司法腐败要是没有道德的谴责，则社会公平何在？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修学，三十岁能遵循礼法而有所立，四十岁就不再受外境迷惑，五十岁澈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六十岁能平等地对待大家的意见，七十岁时，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又能不逾越道德的合礼范畴。”

　　上章讲“德”的好处，现在来看一章孔子的修学报告：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出生于一个曾经辉煌而走入没落的贵族家庭，到他父亲叔梁纥（hé）的时候，境况并不理想。父亲死后，孔子与母亲受“大奶”排挤，一起迁居到另一地生活，用度拮据。孔子年轻时不为当时的权贵所接受，在一次参加季氏举行的宴会时，被阳货无情地拒之门外。但是孔子并没有自暴自弃，从小就有志于学。学的内容一般认为是古代典籍，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探究，因为若为糊口，乃生活所逼，不必“志”于学。

　　三十而立。现在说的“而立之年”指三十岁，乃成家立业之年。但在《论语》中“立”的含义是“立于礼”的意思。即在社会道德、礼制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我们看孔子年谱就知道，他三十岁时便成立私学，开始面向社会招生，报名费是腊肉十条。表明三十岁的孔子，已经是个学识渊博而且知礼达人的人。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与三十而立在逻辑上应该是一个转承，指他在道德、学问上有所成就，学有所得而且能学以致用。

　　四十不惑。不惑是不为外境所惑，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主张和人生价值观。这一点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我常听朋友说“人到中年万事休”，那意思是“三十即惑”啊。人立身善道，在遇到逆境、诱惑时，往往会内心动摇。孔子则不然，四十岁已能真正守死善道，绝对信得过了。

　　五十知天命。这是一个关键。各注解对天命的理解有所不同。《周易·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说明道为阴阳之和变，道自性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天命指的是人的体性，即天赋之命、形而上的命体。《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这么说天命就是“一大命”，知天命即是知“大我”了。在佛家看来，知天命就是“明心见性”，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孔子在没有心性修行先师指导的情况下，能“五十而知天命”，是相当不容易的，可见孔子的确是天生的圣人。知天命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却没有真正出仕，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天命与生命不是一回事情吗？人难道有两条命？这个“我是谁”的问题，是一切宗教、哲学的重点所在，我们且多花些笔墨，稍加探讨。

　　儒家讲：“率性之谓道，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性与道是一。而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是能通天、地、人的生命的本体。

　　佛家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地（有形物质属性）、火（温度）、水（湿度）、风（运动属性）的假合，不是真我。那个真我，就是能发起听、看、嗅、尝、触、思各种作用的功能，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与三世诸佛不一不异。器世间的万事万物，好比以金作器，而器器皆金，究其缘起都是这个性空之佛性，此外无物无心。

　　道家《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道家的“道”也指人形而上的本体。

　　实际上基督教里的“上帝”，也是佛、道的意思。《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就如道家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佛家的心物不二，万法唯心生。《圣经》记载，有人问耶稣：您是上帝的儿子，能否让上帝现身给我们见一见。耶稣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肯相信呢？我便是与上帝一体的啊（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所以上帝的称谓与佛、道一样，是勉强给人形而上的功能一个称呼而已。世上颇有愚人，非要去考证“上帝”的存在，那怕是要等到驴年才有消息吧。

　　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古老传说，也如同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一样：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宇宙漆黑一片，象一个鸡蛋。这时，伟大的英雄盘古辟开天地：阳气上升为天空，阴气下降成大地。盘古担心天地会重新合在一起，于是顶天立地，变化身体，天高一尺，他的身体高一尺，地深一丈，他的身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