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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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问于夫子曰：“伋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乎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上述子思问学内容，已经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内容，表明孔子晚年时，子思至少已是少年。所以，《论语》篇序符合易数、《先进第十一》所表现出的重情、重性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子思接受了晚年孔子喜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重视情、性等的思想之后融入到《论语》的编辑之中的。郭店楚简《孔子论诗》等文献的出土，更说明孔子除了以“五经”教育他的弟子外，极可能留下一些授课讲稿等资料，成为他的子孙学习的重要资料来源。
《论语》收集素材、准备编辑的时候，应该是子贡守孝六年之后，子夏等人拥立有若为师时才开始提上日程的。如果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93年，那么，此时的子思已由15岁左右的少年成长为20多岁的青年，可能已行过了成人礼了。这个阶段，子思看到爷爷的弟子们似一盘散沙，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在众弟子中，他必定会更喜欢曾子（尊师，反对立有若为师）、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尤以亲近曾子的可能性为大（曾子父子同事孔子，两家关系亲密）。所以，子思非常可能因编辑《论语》一事而亲近了曾子。这很符合人之常情：有人帮你爷爷编辑语录，作为孔子唯一的嫡孙，怎么可能不去关注呢？如果《论语》的编辑者是曾子，那子思就一定是曾子家中的常客。而曾子在名分上只将子思当师弟看待（他们之间只相差12岁，且子思曾直接受业于晚年的孔子），没有正式收他为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子思能较早立派的原因。
《论语》编辑的过程中，子思应该是自始自终参与了的。《论语》的语录内容陪伴他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阶段，所以子思的文章中有意无意都会写上自己烂熟于心的大段大段的孔子语录（且很注意遴选与《论语》所选语录不同的部分），足见参与编辑《论语》对他成长的影响之深。受曾子崇礼、重践履思想的影响，及编辑《论语》义理逻辑等的熏陶，常年耳闻目染，也对他后来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可从子思的系列言论中得到验证。
综上我认为，《论语》以曾子的编辑构思为主导，是与子思两人合力编辑而成的。《论语》各章语录乃有子被立为师后，由曾子发起征集而来。子思以事实师出曾子的可能性最大，他是《论语》的最后完稿者，定稿的时间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当然，既然子思并未拜入曾子门下，就有可能同时向子游问学，同样接受了“大同”、“小康”等社会、政治理念的教授。或者正因子思身份的灵活性，才使他更有机会将孔门各派林立、学术分歧日益扩大的趋势加以扭转，最大限度地总结、传承了孔子的思想精华，所以被人尊为“述圣”，他为后来“亚圣”孟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精选，是经过曾子、子思这两位大师去芜存精、匠心独运之后的绝世经典，精研《论语》可一举获得孔子、曾子、子思三位圣贤的智慧精华，不亦快哉！
我们读《孔子家语》等书籍就知道，孔子生平所述一如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孔子若从三十岁立私学至七十三岁去世计，说法也有四十三年），洋洋大观无所不及。《论语》成书不象佛教那样每次法会均记录一经，而是综观孔子一生所述，将其精髓思想列出章节来重点说明，全书乃孔子学说精要中的精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突出重点，方便流传，方便弟子们的学习实证。文章直接采用“子曰”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方式，正如佛经中“如是我闻”的作用，让读者知道是孔子的原话而生起信心。为准确、集中、精练地阐述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内涵，《论语》编辑者所选的条目是绝不马虎的，有时宁可重复也绝不杂陈，就是为了使整体逻辑清晰合理，义理通透。所以如果我们读《论语》而不能对它进行整体的研究和分析，就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阐述、传播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将《论语》各章单独取义的做法，正如将人五马分尸而欲求其生命一样，反令《论语》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同时朱熹对子思《大学》一文的整容手术，及将之纳入曾子的版权之下，更令我们无无从明了子思与《论语》的密切关系。而现代颇有“大师”，冒然望文生义，将《论语》各条目重新编列，更是完全违背了原编辑者的说理逻辑，置其高明智慧于不顾，却要给读者端上一碗糨糊，谁有怪癖能吃得下呢？也就难怪现代青年会疏远圣贤的智慧了！
本书就是要力求从整体上给大家一个不同于古人的读《论语》的新方法，用义理和前后文逻辑使《论语》贯通，让大家感受一下充满生命张力、活泼而灵动的儒家思想。“燕鹊图”则可以帮助我们对《论语》核心思想及谋篇布局形成大致认识，既得其脉络，进而可赏其文句，将《论语》三步一叹，五步一兴的说理方式，用新的视角予以分析，就不致于陷入单独成章的“语录迷宫”，而能把握住各篇中心要义，深入体悟《论语》的哲学智慧，自由徜徉于《论语》独特的艺术魅力之中。
此时此刻，当我再读曾子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时，心中不禁油然升起崇高的敬意，若没有曾子、子思的弘毅，我们今天能看到如此精妙绝伦的《论语》吗？其德至矣哉！
儒学心传
回顾《论语》整书的内容可知，孔子将其所悟内明、显用之学用于对普罗大众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是法制。“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行为，法制的完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人的教化来讲，属于惩戒范围。法律的作用好比是告诉别人“此路不通”，前边是悬崖。通俗地说，如同人穿的最后一条底裤，是底限。现在我们提倡所谓的“法制社会”，其实是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以为这条底裤能取代其他衣服。法制对国家治理、百姓教育来说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其次是诗、礼、乐。即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包括思想正面、积极健康的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用以熏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道德观。如果法制是底裤，那诗、礼、乐就是各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等于是在法制的前边，加了一道防护栏杆，劝大家趁早改道。所以诗、礼、乐等精神产品是更高一层次的为政、教化手段，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第三是德。通过诗、礼、乐的教化、引导，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民崇尚道德，耻于犯法、投机钻营，以圆满德行、服务人群为追求。德本身是没有形象、表征的，代表一种清净、有益的言行，是克、伐、怨、欲不行焉的高洁品行，所以德以诗、礼、乐为载体，最后成就于人心，使人心向善、乐善。为政以德是更高一层的政治行为，是对从政者的要求。只有政治家、管理者先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和道德素质，才可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
第四是道。道德的圆满，逐渐能领悟到形而上的天命。通达天命，才能发起仁、智的作用。也就是说：以法制、诗、礼、乐乃至道德的约束、引导而实现的善，都不彻底，只有领悟到“道”、“天命”之后，才能真正止于至善，不会再变易了，也就是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仁也好，智也好，中庸也好，象泰伯那样的礼让为国的至德也好，都以悟道为分界点，得道后一通百通，能以“里仁”为乐。所以说天命、道的学问，是孔子学问中最深奥的部分。
法、礼、德、道四个层次的学问，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见图表四。
（图表四：教化次第图）
从上图我们就知道，上古之人“以道治国”，尧舜禹“以德治国“，到周公、孔子的时候提倡“以礼治国”，而秦始皇的时候就只能推崇“以法治国”了。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以法治国”也不灵了怎么办？下一步是不是要“以杀治国”？所以时代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是肯定的，可人心不古，本来清净的本性也越发迷失了，治国的理念就每况愈下。
我们现在仍提倡“法治”社会，可实际上仅靠法律能达成大治吗？《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刘邦进入咸阳城的时候，萧何从秦王宫里拉出了几大车的法律条文，甚至完善、细致到规定你种田时每亩地应该播种多少斤种子。可这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却在为“约法三章”而欢呼！因为道德沦亡，诗、礼、乐教化的缺失，人的道德败坏，则知法犯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都会出现，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另外，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是用来管理人的，所以人治也就体现在法治之中了。礼制与法制如同车的双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认真重视“诗、礼、乐”的教化作用，重构新世纪的人伦礼制，“齐之以礼，导之以德”，使人们远离法律制裁的红线，自动自觉地向善道而行。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礼记》强调的是使天下人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自己的爱恶出发，能关心到身边人和其他人的爱恶，做到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所以“礼”并非后世假惺惺的客套，不是虚伪的做派，而是彻情彻性的外在行为体现。《先进第十一》全篇论述的，也就是七情和十义配合而致礼的内容。
孔子最后说：人心难测，不见其色，要使天下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除了大家各自知礼行义以治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喊喊口号，呼吁大家要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没有用的，只有人们能克己私欲，提高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才可能做出复礼之德行。
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礼让为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观点，一再表明礼在为政、修德、里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为学中更直接指出“本立而道生”，那个本就是礼，是孝、弟、忠、信、敬、义等基本的品行。这一环如果出了问题，儒学的实证就会有问题，儒学的发扬、显用，都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曾子的确是贯通了孔子之学，又深切了解当时礼乐崩坏的现状，才如此强调礼、孝的。从前面《论语》各篇阐述内容的图表一，我们可以发现“礼”几乎贯穿始终，除了《八佾第三》、《先进第十一》全篇谈礼之外，还是“为政以德”、“克己复礼”、以礼修身修德等内容阐述时的最核心的部分。由此也可知《论语》的主导编辑以曾子的可能性最大。
在孔子的时代，礼乐已经变味，但社会的礼乐体系还在，人们因三代的教化，心里还有礼乐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出以诗、礼、乐来上行下化，仍然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礼乐、道德的环节出现了近乎真空的状态，法制那条红线取代了礼乐，成为惩戒、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礼法两条腿实际已经变成法律一条腿，也没有更好的诗、礼、乐等的高质素文化产品来起到良好的道德熏陶作用。诗呢？被武侠、言情乃至更低级趣味的垃圾文化所取代。乐呢？都是一些流行的感冒歌，或好莱坞泛自由主义、狭隘的英雄主义电影。那么今天的社会环境，人们连“礼”的概念都没有，又该怎样以礼领悟德、道呢？
不过，现代社会礼的形式虽已不存，但是礼的精神是古今一如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的礼治目标千古不易。所以只要我们领会礼的内涵，以十义之准绳提领言行，就依然能契入圣贤境界。我们从孔子所赞同的礼的精神内涵、为礼原则来看，“礼”所包含的核心元素包括：诚、敬、朴野、无我。
诚——“吾不与祭，如不祭”。礼应真诚，心行如一。诚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