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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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带去愉快，早些回到爱你的观众身边来好吗？我永远等待。
彪子看不下去了。他用手揉着眼睛，连连地说：收好，收好！
从发病到手术，他没有掉过一滴泪，可面对这些来自陌生人最真诚的祝福，他终于忍不住了，哭得像个孩子。有委屈、有欣慰，更多的是幸福。
那一千条祝福一直放在他的枕头下，他说这样心里踏实。
全国50家媒体作出“联合声明”，呼吁不要再去打扰彪子，让他有一个清静的治疗环境。彪子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不甘寂寞的他把胆汁袋用小钩子往裤腰上一挂，潇洒地在走廊里来回溜达——这是惟一被允许的锻炼方式，彪子借此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社交场所。
一见到他出来，走廊里家家户户“倾巢出动”，他在中间走，两边靠墙站满了人。他提着袋子，去和病友们比较谁的胆汁量多，还自嘲地说：“这是我自产的蓝莓汁。”碰见还没有做手术的，他就更加起劲地甩着手快走几步给人家看，说说宽心的话：“你看，怎么样，我术后才半个月就恢复成这样了。”
他满楼道寻找一个韩国病人。护士问找他干什么，他说在ICU病房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听邻床的韩国人唱歌，白帘子挡着，看不到他的模样。“他一唱我就跟着唱，谁不会哼唧呀，自娱自乐呗。我得去问问他唱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手术费比韩国便宜呀？”走廊里立时响起欢快的笑声。
病房里谁出院了，谁情况不好，今天做了多少手术，还有多少人在排队等，他都了如指掌。医生们开玩笑说：“以后我们不用开会了，到您这儿一打听，情况全齐了。”医生、护士都成了他的新朋友。
彪子快乐得像个“医疗大使”（1）
2004年9月27日，我们在病房给彪子过了41岁生日，谁也没想到那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
移植科刘主任带了他的一席干将先在7楼ICU病房先点燃了蜡烛。医生、护士们把彪子围在中央，让他双手合十许一个心愿。蛋糕被切开，分到每个人手里，大家笑着，说着祝福的话。
医院的王院长、秦政委、郑副院长特意赶制了大大的蛋糕，盛满武警总医院全体官兵的祝福赶来了。我们的朋友也手捧大大小小的蛋糕，聚在6层——他手术前住的那间病房，等着他从7层下来。
自从9月2日，他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手术室，还一直没有回过这里。
路依然很长，术后25天的身体还是虚弱，而他的脚步迈得缓慢而坚实。每迈一步他都会庄严地左右看看，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踏上了归乡的路。我陪着他慢慢走着，走着属于我们的生死之路，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去时黑洞洞看不到尽头，回时已是一片光明。
彪子一天天好起来，头发比原来黑了，肤色也更亮了。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快乐。
每天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到对面的干部食堂打来热乎乎的饭菜。伙食很简单，馒头、咸菜、玉米粥。我们面对面坐着，相视而笑，大口大口地吃。
“馒头真香啊！”彪子说，“我从来没觉得馒头这么好吃！”
是啊，他都多少年没吃过真正的大白馒头了。平时，怎么也得裹层鸡蛋炸炸再吃呀！在剧组拍戏，刚端起盒饭，剧务已经站在身边了，灯光、设备也已经准备好，赶紧扒两口就得赶着开工。要不，就是去饭店吃“大饭”，有时候一晚上要赶好几个饭局。辣的、咸的、酸的、甜的、红的、绿的、黄的，糊里糊涂填一肚子，回家再一定下神来，居然还是饿。
听着他的话，我品出的不只是馒头的香甜——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单纯地享用过一顿我们俩的早餐了，终日忙忙碌碌，没有自我。
我们决定，从今以后要认真过好每一天。
出院以后，我们听从小姨安排住进了金融街对面的丰汇园。一来离医院近，二来离她近。
小姨并不是彪子的亲姨，而是彪子和他的“发小儿”们对她的尊称。她看着这群孩子长大，谁要是调皮捣蛋，谁的后脖梗子就免不了挨上小姨一巴掌。
小姨漂亮，更有智慧，从一个在内蒙古草原放马的知青成为兆泰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她视我们如亲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挑起了照顾我们的担子。那段时间，她就像是个精神领袖。
新的生活开始了，治疗变得越来越简单，每个星期我们都要跑回医院，抽血、检查。彪子每次都要回移植科病房看看，和老病友叙旧，与新病友交谈，向更多来咨询的人介绍经验，像一个快乐的“医疗大使”。
回到家里，人虽然躺在床上，心却早已飞到了窗外。他出不去，就把朋友约到家里，听他们讲拍戏的事。自己动不了，帮忙出出主意，对他来讲也挺过瘾。
可时间长了，他默默发呆的时候多起来，有点小事就会发脾气。我知道他心里难受，为的是不能工作，不能拍戏。朋友来得越多，知道的事情越多，看着别人都在充实地忙碌着，他越发起急。
彪子快乐得像个“医疗大使”（2）
每次看到他发呆，我总是柔声劝他不要着急，先把身体养好。听我这样说，他一准儿矢口否认：“没有。我没急！”
眼看他一天天强壮起来，人也越来越看不住了。往往我前脚出门，他后脚就把自己安排出去，去影视公司给人家出谋划策，讨论剧本，晚上笑嘻嘻地回来，进门就认错，可老也不改。尽管我心里不乐意，但看着他嘻皮笑脸的样子，总是束手无策。
接受过肝移植手术的每一个病人都与医院有着永久的联系。术后一系列治疗复杂而漫长，调整药物，按时检查，定期做B超，即便感冒发烧都要跑回医院，找相关的医生做一整套检查，绝不能自作主张，随便吃药。
这一天，彪子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大概是药物反应，拉肚子。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有一天晚上，他想吃猪蹄，可冰箱里的猪蹄已经放了两天，我怕不新鲜了，劝他吃点别的。他不肯。我当然也不会让步。
他突然间愤怒了：跳起来推开我的手，一个人跑到楼道里，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吹风。正是隆冬，北风呼呼的。我跑过去想把窗户关上，他猛地又把我推开。
他只穿着薄薄的病号衣，我连忙把外套给他披上，他挥手扒拉到一边，头和身子愈发伸出窗外。
我哭了：“你想吃就吃吧。求你别这样折磨自己。”
他一下爆发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他妈这样活着算什么！”
他一半是针对我，一半是针对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心里最难过的是什么，“猪蹄”只是导火索而已。
他不听劝，我只能陪他在风口站着，反复地无助地说：“求求你，回去吧，听话。”
过一会儿，他终于平静下来，被我连拉带拽才回到了病房。半晌，他慢慢地说：“对不起，可能是药物作用，心里的火一直往上顶。我觉得自己窝囊极了，放着那么多事儿不能干。”
我看着面容憔悴的他，明白他说的“那么多事儿”指的是什么。他的合同已经签到了第二年的6月，还有许多令他心痒的角色在等着他。
“咱们别着急，等身体养好了，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再说，我不在乎你还能干什么，我只要你为我好好活着。就是恢复好了，我也不能让你像原来那样拍戏了。”
我只顾按照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抬眼，只见他怔怔地瞪着我：“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早从楼上跳下去了！”
我忙不迭地一连串求饶，劝他千万不能再生气，答应他可以拍戏，但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而且必须让我不离左右。
我这番话算是给了他一颗“糖豆儿”含在嘴里，“猪蹄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崭新的时间表（1）
随着彪子一天天康复，他又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一想起他未知的前景，我甚至想把他装在兜儿里，拴在裤腰带上，天天守着，一天当做几天过。然而他是凡人，他害怕孤独。女人在感情上往往狭隘，我时时在本能中提醒自己，不能逼着他只为我生活，得让他快乐。
他的时间表被重新填写得密密麻麻：
12月，出席《天下无贼》首映式暨慈善晚宴。
1月4日，搜狐网领奖。
1月8日，参加外甥女婚礼。
1月11日，下午到中央台录制《新闻会客厅》，晚上为“中国导演协会奖”出任颁奖嘉宾。
1月12日，下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录制“名人面对面”，晚上参加团里演出，21：30又赶到新浪网领“年度感动艺人奖”。
那天，观众们为领奖台上的他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接过奖杯，声音颤抖：
“不久以前，有一个普通的演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忽然有一天他的爱人告诉他，说在新浪网上他接受了……”他哽咽了，紧咬着嘴唇，几度开口都说不出话来。台下的观众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喊：“加油！傅彪加油！”
他攥着拳头用力地挥挥手，强忍泪水说下去：“他接受了上万条祝福，于是奇迹出现了，今天我站在这儿……”他又说不下去了，举起奖杯向观众致意。
最后他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做了一个演员应该做的工作。我代表我爱人、儿子，感谢大家。”
回到家里，他嘱咐我把奖杯放好，并告诉我他哭了，面对观众最热烈的掌声，想起那上万条真诚的祝福。说着，眼圈竟又红了起来。
1月13日晚，他如约去看刘若英演的话剧，并给她送了鲜花。
1月14日，到中央台录制《走进电视剧》。
1月16日，我生日那天，他陪我和儿子吃了中午饭，替我点上蜡烛，看着我默默许愿。我闭上眼，祈求上天保佑我眼前的这个人，让他能陪我再过几个生日，没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次。当天晚上，他又驱车直奔天津，要亲自去感谢沈中阳教授。
1月28日，他应邀参加武警总医院的新春联欢会。彪子对武警总医院充满感激，他经常打趣说武警总医院的一切都那么好，就连护士的身材都是一流的。为了表达谢意，小刚和帆子也像自家人一样一同去了。
1月30日，录制中央台的《艺术人生》。
1月31日，彪子到上海参加《大清官》宣传。他知道电视台栏目经费很低，硬是不让我同行，自己拎着一只行李箱就去了。我只好让在上海陪同他的朋友每日叮嘱他吃药。新闻发布会在下午13：30召开，他特意赶在中午12点以前退房，为了节省半日房费。会后，他又回到宾馆，坐在大堂里等晚上返京的飞机。
2月5日，他再次赶到东辛幢小学去看望那里的师生。东辛幢小学位于偏远的北京平谷山区，他对那里的孩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2000年，在他的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成立了专门的基金，帮助那里的贫困学生。基金设定为50万，彪子捐了5000元钱，并带着儿子一同去了平谷，让儿子把图书亲手交到同龄孩子的手中。我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让儿子从小懂得献爱心，二是让儿子亲眼看看偏远山区的学校，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
崭新的时间表（2）
儿子感触很深，亲自拍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桌椅、操场的照片，回学校后，把照片贴在班级宣传栏中，还开了一场主题班会。小孩子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教育中感悟着成长着。
在傅彪的进一步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投入了更大的物力把东辛幢小学正式更名为“中南海爱心小学”，傅彪任名誉理事长。不管多忙，他每年都要抽时间去学校两次，和孩子们交流、沟通，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爱和孝顺。
有人以为，彪子这样做，一定是北京卷烟厂为了“名人效应”而付了重金，事实上彪子从始至终分文未取。他倒是总说“爱心小学”这个平台太好了，让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2月6日，再次回到团里参加铁道部团拜演出。
2月7日，陪儿子过14岁生日。儿子把好友约到家里，彪子前前后后地张罗。他早早就制定好菜谱，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了他最拿手的肉沫蒸鸡蛋。这一天，也是我们搬进新居后正式开伙的日子，火烧得很旺，预示着今后的日子事事兴旺。
一月二月间，彪子陪我们母子俩过了生日。每次拍合照，我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吧？只是瞬间闪过，又赶忙将它打消，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想。看他精力充沛地忙碌着，快乐着，深埋于心底那一颗不安的种子便不再继续发芽。我仍然相信，彪子会好起来的。
要过年了，他吩咐，从初一到十五家里不能断了客人。于是，今天来俩，明天来仨，一直忙乎到正月十九，客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朋友没顾上招呼呢。
新房子真是被暖透了。
小刚一直惦着彪子的事儿，其他朋友也都心照不宣。最热闹的那天，小刚一口气招呼了二十多人来到家里，说是来暖房的，其实，是来陪彪子过个年。谁都不知道明年的春节还有没有彪子。
彪子一向好热闹，朋友多就更开心。他兴奋地带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夸我花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儿。
其实，若不是想让他早一天住上新房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节约的。但那时是在和时间赛跑，顾不上那么多了。彪子很满意，看着我精心设计的各个角落，乐得合不拢嘴，没事儿就背着手楼上楼下溜达，只是欣赏，并不挑刺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不管房子布置得好坏，总算让彪子住上了。
大年初三，彪子的姐姐们也聚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合影时，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要照就抓紧照吧。”潜台词很明白，我听得懂，有几分恼火，几分心酸。
我记得清楚，爸爸走的那年春节，家里的人全部到齐了，连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一个不少。春节从来没有那么圆满过，然而三个月以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太圆满的团聚是不吉祥的。
于是这一次，我故意躲起来，不去凑齐了拍照，好像这样医生的预言就不会成真。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当时的我竟因此获得了苟且心安。
“傅老师，复发了。”（1）
生活重又恢复了“宁静”。
彪子依然如故，以惯有的笑容向关心他的人们传递着自信与乐观。他又开始工作了。
3月15日，他带着编剧王培公老师进驻武警总总院，开始了《冷暖人生》剧本的前期创作，走访一些医生、护士、病人及家属。
《冷暖人生》是彪子手术以后萌发的创作冲动。他在患病期间，看到、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决定将它们记录下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肝病患者，关心肝移植。
半个月以后，3月30日，我们驱车赶往天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是沈教授的根据地，对那里的医生、护士进行采访。
他们从肝移植在中国的创立聊到艰辛的发展过程，又聊到这项技术逐渐成熟的现状，从当年沈教授单枪匹马创业聊到今天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这一切，彪子架起摄像机全程记录下来。每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沈教授随时把稍有空闲的医生、护士派到我们的酒店。彪子盘腿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