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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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坐地铁，票价10元；坐巴士，车费8块9；但是要是选择坐小船儿呢，就得走海面，船票每张2。2，既便宜又可以领略维港海面的风光。
我当然不愿意坐地铁、巴士，一定要坐既“便宜”又“风光”的轮渡。这样我们就到了湾仔码头，上了定时起航的“天星小轮”。
“天星小轮”在香港应该说是比“叮当车”（以后我会专门提到）还要古老的一种海上交通工具。1888年在维港始航。最初的“天星小轮”只有4艘，单层，烧的是煤，马达声音轰鸣，风扇哗哗作响。而今天“天星小轮”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样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保存着木质座椅、塑料挡雨棚、磨损的地板，还是提不上豪华和气派。但是就是这种“世纪老船”，香港今天每日还要有7万左右的人次乘坐，人们不嫌弃它的简陋，不抱怨它没有冷气空调，就喜欢这种带着历史味道的工具。
我和先生坐船的那天香港的天空别提有多蓝！
整个维港海面宛若一片硕大的绿绸，随风摆动。
上了船来我发现“天星小轮”上没有沙发，一排排黄白相拼的木椅，很旧，看得出曾经被人反复油漆过不知道多少遍。不过好在航程不长，也就7、8分钟，坐上木椅，正面迎着海风，已是一份难觅的自然和惬意。
然而就在我和先生在九龙“风光”了一天，黄昏转头要回港岛，再上船，问题来了，这问题就是回航的“天星小轮”与去时的方向正好相反，座椅背冲着船头，明白什么意思吗？反座儿。
“坐反座儿乘船可是要头晕的”，我刚开口要陈述厉害，然而不等我把话讲完，先生一脸的诡秘，一边说“别急”，一边用手熟练地去扒拉一排座椅的靠背，只听得“哗啦”一声，这排座椅的靠背就愉快地从原来的一侧跑到了另一侧，接着先生忍不住得意：“瞧，这不就正过来了？不会让你头晕的”，话音未落，船上“哗啦”“哗啦”的声音已经响成了一片，眨眼之间，满船的“反座儿”就都被人统统翻成了“正座”——我当时在海上真是，不能再用感慨万端了，是感慨一端，只是这一“端”足有千斤重：“可不，真的是正过来了！就这么一扒拉？如此简单的机关？如此巧妙的设计？它是怎么想出来？香港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鬼心眼儿？”
香港“天星小轮”，古朴得给人另一种美轮美奂，佐证着历史，也鼓舞着今天。
一排排旧木椅只是点缀了一点点的爱心，它给人带来的惊奇与感叹可是百年不衰！
“人性”从哪里来？
“人性化”的思想、“人性化”的考虑。
几年前即使是在内地，这样的口号也广为人知，广为人接受，因为“人性化”的温暖对任何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很实惠，不分国家、民族，也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哪儿的人不需要？
中国先哲早有倡导“不以善小而不为”。香港的“人性化”思想大到“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小到“天星小轮”上的木头椅子，贯穿着古老与现今，正像人类追求博爱的思想源远流长。
当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性化”的水平和这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文明程度总是息息相关，但是基础是什么？我本能地以为是感情：人与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就组成了社会，人们之间互相关爱、同病相怜则产生了予人方便、予己方便的和谐，这种“和谐”栽种智慧，“智慧”又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善生活的创造力！
有一次我就“人性化”的主题和香港的一位朋友闲来交流，他问我“你认为人性化的基础是什么？”我说是“感情”。
他不同意，说：“起码香港的情况就不尽然”。
我不明就里，香港的情况怎么就“不尽然”？虚心请教。
他不直说，倒反问我：“如果一个社会人性化的基础按你说的主要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那么一旦有些官员没有或者缺乏‘爱民之心’，人性化的延伸是不是就会失去了依托？”
朋友的思考过于深邃，我不想和他走得太远，只想知道香港的“基础”是什么，就赶快追问：“那么你认为香港的人性化建设主要是靠什么？”朋友说：“另有保障。”
“另有保障”？
朋友的主张在一片原本“爱”的话题中，严肃得好像我俩根本就不是在讨论同一件事。他解释：比如香港市民遇到了政府应该改善而尚未改善的事情，市民就不满，就会质问，指责你政府官员“整天拿着那么高的俸禄为什么还要怠慢纳税人？”如果有些问题是属于私人公司的，市民也会投诉，如果投诉不果，市民就会自我保护、主动反击。
香港人的“主动反击”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不给你的“企业信誉”打对勾，不买你的股票、不住你的楼、不进你的货，甚至不上你的饭馆吃饭，逼急了他们还会上街游行。这时候“另有保障”就开始发挥作用，迫得香港几十年、上百年都得不断地提升社会“人性化”的水准……
哦，原来“人性化”不是靠施舍，是老百姓的权利，朋友的“不尽然”大约主要是这个意思。
“八达通”仅仅是一张磁卡？
今日香港，人口已经突破700万，不管政府官员，公司职员，还是商业巨贾、演艺明星，包括几乎全体的“普罗大众”（香港喜欢用这个词来表示“广大群众”），每人手里都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比电脑、手机更普及，是一张消费卡，叫做“八达通”。“八达通”有点类似孩提时代的“梦幻产物”——自古到今，地球上的无数孩子都曾经做过同样的一个梦，这就是要是有一天我手里有样宝贝，走到哪里，想买什么，玩具、吃的，就那么把手一扬，统统地都不用花钱，可就好了……
十年前，这个“梦”在香港实现。
2004年我刚到香港，当天晚上我先生就给了我一张神奇的“八达通”。
香港的“八达通”大小就像信用卡，黄色的卡面上印着一个任意飘动的变形“8”字。就是这张小小的磁卡，它的作用可不能小看：可以支付几乎所有火车、地铁、巴士、轮渡以及停车场的费用；同时还可以在超市、便利店买菜、买日用品；在电影院买门票，在游泳池里游泳，在自动售货机中取零食……持卡人只要把“八达通”往“读数器”上轻轻一摁，在香港游走四方，吃喝玩乐，或者把自己选中的东西抱回家，兜里可以不带一分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地铁公司曾经很苦恼每一张既买式磁卡车票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能灵活地覆盖到全港的所有交通网络系统，让市民感到很不方便，因此，很希望用更好的收费办法来更替。正是因为这个“苦恼”，他们开始针对“聪明卡科技”进行调整研发，最后开发出了一套既操作简易又能覆盖不同交通网络的卡触式付款方式，这就是“八达通”。
香港“八达通”的英文名称叫Electronic Fare Payment System，意为“Touch and Go”，翻译成中文就是“接触式电子支付系统”——“一拍就走”。这个“宝贝”自1997年10月推出，3个月内就有300万张进入了流通领域。现如今，香港八达通卡有限公司已经卖出去了超过八百万张的“八达通”卡，这个数字如果平均到每个香港人的头上，“人手一张”都有富裕。
香港“八达通”的诞生是科技发达的成果，也是“人性化”要求的产物。
我是自打从先生手里接过了“八达通”，第二天就去了趟超市，当时很多东西都属于可买可不买，但是为了看看“八达通”的神奇，我还是乱买一气。到了出口收银柜台结账，我发现柜台计算机的上方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和“八达通”长得完全一样，就把手里的磁卡往那上面轻轻一靠，“哔”的一声，哇，计数器的屏幕立刻就显示出了价钱，我的付款行为也已经完成。
香港人之所以对“八达通”爱不释手，最大的理由应该是这张“小卡”太方便了，有时使用者把“八达通”就放在钱包里，甚至手袋里（书包），根本不用往外拿，就将钱包或手袋往“读数器”上一放，“读数器”同样可以取得卡内的一切数据，而且整个交收程序只需要0。3秒的时间。
香港“八达通”暗合了香港人急速的生活节奏，它不仅使用简单、方便，而且充值容易，地铁站、火车站，哪怕是遍布全港的任何一间“7——11”小店随时都可以提供充值服务，如果香港人愿意在银行办理一份“委托自动充值”手续，香港的银行还可以为持卡人进行“自动”补钱服务，这样，你卡里的钱刚一用完，新的钱就会立刻补充进来。
如今我在香港举凡出门，手里只要没忘记一样东西就不怕，这就是“八达通”。
“八达通”让我受用良多，首先，有了“八达通”，虽然我和香港的富人比，是穷人，但是富人和穷人手里所持的卡是一样的，这就让咱不觉得寒酸；
第二，“八达通”还有一个好处，里面的钱额毕竟有限（最多储值1000元），不像“信用卡”可以透支，这样我这个在香港的“穷人”就不会用“八达通”去干什么“大事”，就能时常约束住自己不切实际的种种欲望。
香港“八达通”在香港大面积流行以后（日均交易数字已经突破了860万次，交易额早已实现了6000万港元），我听说有的香港市民对“八达通”目前还不能够在餐厅以及出租车上使用表示“非常遗憾”，我倒不这样看，就愿意“八达通”维持目前的额度水平。假使“八达通”有一天真的能够发展到让持卡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进馆子就进馆子，想出门打的就打的，那也太没谱儿，反倒让人有了负担。
“穷人乐”，我到香港后手中最多时曾经有过6张“八达通”，不知道原由的人还以为我这么做，没事揣着那么多张卡，是不是“烧包”或者“吃饱了撑的”？可是当朋友们知道了我的用心，一个个都点着我的脑门儿：时髦、滑头，避重就轻——寒暑假，“五一”或“十一”，家人和朋友不是会经常来港小住吗？作为临时地主，我不好好地招待客人，显得不近人情，但是真的要我整天价带着他们一次次地出去逛街、游玩，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份足够的耐心，于是就盯上了“八达通”，买下了一沓子，每张一百块，一人送一张，这样既体面又新颖，而且来人花不了，钱就自动留在了里面，拿回内地想做纪念，是样特殊的回味；要是还想继续用，下次有机会再来香港，从兜里掏出来马上就能接着使，瞧，多开心、多爽气！
当然我这么做，心里还有一盏小算盘，这盏“小算盘”就是全靠“八达通”不能透支，家人、朋友来港的人数再多也弄不到我破产。要是一张“八达通”连吃饭带打的全随便，我还能这样一张张地送？那不是有病或者缺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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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句俗话儿——局器，香港人听不懂，北京新移民也不懂。
“局器”是什么？怎么用？
“局器”就是规矩。褒奖人用。
比如某人办了某事，得体、文明，有板有眼，别人就会说：“嘿，这小子真局器！”
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老北京”，这位老兄尽管在港已经居住了多年，但是一开口，依然京味儿十足，一针见血。为了从头开始认识香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没喝酒啊，我就让他先给做个评价，说“你在香港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你看来香港到底哪样东西最好？”“老北京”脸一扬，想都没想就甩出两个字：“局器！”说完了又问我：“你说呢？如果让你挑一样香港最地道的玩艺儿，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我不假思索，立刻附言：对，是“局器”，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事先不知道向自己发问过了多少遍，找来找去，左右平衡，最后还是认为“规矩”最突出，结论也就只能是和“老北京”一模一样。
香港的“规矩”是这个社会最亮丽的一道人文风景，这种“规矩”像一张网，约束着全社会的肆意与任性。这张“网”历经上百年的做工，早已被人们编织得非常完整，大家服从它，善待它，没有人非要强迫自己才去遵守，一切都仿佛成为自然。因此从外表上看，你不容易看出“网”的作用与贡献，但是当你被罩在了“网”中，特别是外来人，时不时地又可以感受得到一种控制、一种氛围——
香港“特征”之一
大约是常驻香港的头三个月，那时候我上街买菜怕被人坑，出去采访不认道儿，就是坐上了出租车，心里也总是担心司机会不会把我像个“物件儿”似的往座位上一请，然后就带着我满世界地兜圈子？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香港这个社会其实还真不像我和很多内地人担心的那样——出租汽车司机一般都不会故意带着陌生人“兜圈子”，商家一般也不会看人要价，相反，这个社会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友好”很多情况下不是出于心地的善良与否，而是职业习惯。比如我在香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会打电话联系什么事或有求于什么人，这些本来都属于只能给对方添麻烦，但是对方不仅不嫌烦，反而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应该这么办、请别那样做，末了还会抢在我的前面送上来一连串儿的“谢谢”，弄得我这个内地人，手里拿着话筒，一次次傻傻地站在原地，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从头到脚都装着“不好意思”，还有“莫名其妙”。
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一大特征就是“排队”：
巴士站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有多少人在车站等车，大家都会乖乖地排队，从来没有见过公共汽车一进站，男女老少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啦一下子就往车门前挤，谁的个大、力气大，谁就能捷足先登。凡事要排队，这对香港人仿佛天经地义，难道世界走到哪里不都是这个样子？售票处、快餐店、电梯前，甚至公共厕所，香港排队的阵容简直蔚为大观。
有一次我乘坐双层巴士（香港的巴士基本上都是双层的），那是一辆从起点“跑马地”开往终点“坚尼地城”的1线公共汽车。我坐在车子上层最前面的位子，巴士进入“山光道”，那时正是早上8点半上班的高峰时间，我从“楼上”往下看，车站排起来的队伍好长好长，一边等他们上车，我就一边开数： 10个、20个、30个，最后一直数到了第47位，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白领还是蓝领，都按次序上车，47个人啊，直到车上已经满额，司机不同意再上，没有上来了的人就又开始继续再排，没有一个人张嘴骂街，也没有一个人硬要往上挤，唯有我，坐在车里，像看了一场“西洋景”，唏嘘感慨地忍不住联想起过去在内地，公共汽车有时都已经起步了，门前还是挤着一疙瘩人，有人的书包、手袋，甚至脚后跟、胳膊、大腿还挂在车外……
香港“排队”的景观构成着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的窗口。
“排队”不仅在地面，而且进入到水中，我这里说的“水”，是游泳池。
许多香港闷热的日子，有人曾很多次约我去“游水”，我一直都执意不去。为什么？因为想象中香港地面上人都多得人挨人、肉挤肉的，游泳池还不都是一锅锅地“煮饺子”？可是2006年9月，一个朋友再约，说：“你到香港都快两年了，还没沾过这里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