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6期-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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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过七、八十平方米，入口的地方竖了一个木栅栏门，进了门，里面倒真的也是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植物”，只是这些植物每个品种差不多只有一棵，花花绿绿地被人们侍弄得很水灵、很健康。
我说不上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走进了栅栏门，问和我一起来的摄像师：“你看见了吗？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咱在这里能拍到什么？这条新闻咱回去可怎么发？”摄像也是一脸的苦笑，但是很快就摇摇头：“嗨，香港的情况您还不知道？还不就是这个样子？我能拍到什么就拍什么，您呢，回去该怎么发稿就怎么发”。
在“城市绿洲”，尽管我尽量安慰自己：这块三角地也许只是全部绿洲的一部分，散在其他地方的菱形、梯形、半圆形、不规则形的绿地可能还有（的确还有），但是站在“这一块”被分割了的“绿洲”，旁边我还是“闲”得难受。当地记者在那里一个劲地向中心领导提问：“听说这块地的下面是个防空洞，是吗？”“这片绿洲究竟有多少面积？”“都是什么人参与了绿洲的建设？”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我就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开始一一地记录下“绿洲”里的花草名称，什么勒杜鹃、洋紫苏、怕羞草、风车草、虾蟆草，蝴蝶兰、蟹爪兰、嘉多利亚兰、金边桂花、四季菊、富贵竹，此外还有桂花、葡萄、芒果、木瓜和发财树……
香港仔的“城市绿洲”，“洲”的概念在内地人看来肯定是徒有虚名，然而正是因为土地稀少，我知道香港人才格外珍惜，连楼群中一小块防空洞的顶盖儿都不放过（后来问了一下，实际面积为１７５平方米），都要利用起来把它变成“绿色花园”、“草花天堂”。只有这样想，“洲”在香港人的心里才能被放大，才能有不同凡响的规模与气势。
据说，侍弄这片“城市绿洲”的小区居民自愿组成了“绿壮士义工行列”，人们利用假期休息成就了这片绿色空间，尽管它和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夸张，然而“绿壮士义工行列”的心是虔诚的、坚定的。
临离开“城市绿洲”，我用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我把取景框对准了一颗“心”，那颗“心”是人们用虾蟆草在防空洞顶盖儿上种出来的一个“心”型的图案，洗衣盆般大小，嫩嫩的草身细如针发，因为有了人的呵护，它们长势非常喜人，站得整整齐齐，绿得晶莹剔透，被围在绿草中央的是一颗鸡冠子花，深红色，通体上下除了美丽，还有一种面对世界无言的骄傲与自豪……
“香港人真能整景儿”，这句话到了后来，我渐渐放弃了开始的轻视，另一样东西漫卷而上——敬仰。接下来再到第二个“景点”——“21世纪可持续发展社区议程——湾仔版”，记者们又是从一大堆的“意义”开始听起，又给发了一大沓子资料，而后我们被带去参观的也只不过是一个社区的“民间展览”。但是这一回，我心平气和，知道香港人不管为什么事儿怎样敞开儿地对媒体忽悠，最后都可能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做起。
实干，甚至有点“硬”干，这是香港人的习惯还是精神？
当初在采访香港旅游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周太”的一句“无孔不入”曾经像山洞里冰凉的水滴，意想不到地突然掉在了我的脸上，让我透彻心肺。记得当时我脱口而出：“是吗？这么犀利？”
“犀利”在广东话里是“厉害”，香港人经常爱这么说，平日也经常爱这样彼此鼓励或自我加油。现在我明白了：“周太”所说的“无孔不入”的“孔”，虽然比之天地要小得多、窄得多，但是拥有了一片美好的梦想，再加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以小见大，以小“奔”大，谁说香港人眼里的“孔”就不能比天地还要大，还要辽阔？
牙牙学语？
回想2004年9月我初到香港，那时候《晚来香港一百年》还没有着胎，千难万难第一难的并不是树雄心立壮志，大显身手挥毫泼墨，而是不懂这里的语言，无法与人交流，更别提细致地打探这个社会。这就把我绊住。
比如安营扎寨的头几天，我一直在整理从北京运来的物品，大厦的物业管理人员好心地想帮我，就问：“你屋企在几层啊？”我一点都不明白，“屋企”？什么“屋企”？后来知道了“屋企”就是香港人的“家”。晚上在浴室洗掉了一天的泥汗，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傻乎乎地像个婴儿，又比婴儿多了一层成年人很容易受伤害的自尊心——在香港做记者，连个“屋企”都不知？今后还要写香港？这不是找不到梯子都想上天吗？不行，我得学习，赶快学粤语——然而一个内地人初来香港，看看粤式中文还将就，很多词儿比如“屋企”还满有意思：顺着中国象形文字的来路想一想：“屋”太通俗了，不用费脑筋，而“企”呢？不就是由一个“人”加上一个“止”字组成？人到了有遮盖的地方就可以止步，放下心来好好地休息，这种home比“家”难道不更文明、更贴切、更传神？可是如果换成了“说”，把粤语从自己的两排牙齿间字正腔圆地挤出去，可就要憋死人，什么长音、短音，开口、闭口，挺大的人必须非常夸张地遵守——普通话有4个音，粤语有9个；普通话有拼音，粤语也有，但是二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开口说粤语，你越想按照拼音找发音，那准瞎，准得说得乱七八糟，让旁边碰巧听到的人笑得东倒西歪。
记得正是在我犹豫彷徨之际，有一天我和我先生由他们单位的一位小秘书带着到铜锣湾一家印度餐馆去吃饭，这位“小秘书”一坐上餐台，立刻就很主人地招呼起服务生：“唔该，俾杯热茶先！”然后又很自信地用香港话来点菜——“嘎哩海！”
“俾杯热茶先”？“嘎哩海”？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蒙头蒙脑，“小秘书”见我问，好不开心：“俾杯热茶先”就是“先给咱上点热茶”，至于“嘎哩海”嘛，就是广东话里的“咖喱蟹”，香港人都这么叫！
我惊诧“小秘书”的粤语怎么会说得那么好，以为她一定来港多年。结果一问，还不到一年。而且“小秘书”告诉我，她到香港只有一个月，就能成串儿地讲“鸟语”，起码上街买东西和当地人砍价儿没问题！（她不是在说“明天就去月球旅游”吧？）那顿饭后，不知是受了“小秘书”的鼓舞还是刺激，我心里到底燃起了那把火——学粤语，兑现我的计划，人家学30天，咱笨，60天？
我就这样开始了学习广东话，知道这是出去闯天下的第一步。于是买了录音机，放进去粤语带子，像考大学复习英语一样，机器说一句，我跟一句，每天晚上坚持，学得出轨跑调儿了也楞讲：
“雷吼”（你好）！
“塞粉”（吃饭）！
“愤告”（睡觉）！
“达波”（打球）！
其实对很多内地人，近几年能在嘴里跑出成串儿成串儿的粤语，那是一个实用与虚荣各自参半的渴望，只是觉得粤语难，要上青天，望着蜀道就不敢迈步。我的经验：学粤语你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是个“学究”，粤语不是被人戏称“鸟语”吗？咱就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牙牙学语，鹦鹉学舌，别人说一句，你跟着讲一句，再体验一回做婴儿的感觉，即好玩，又觅了一条捷径，当然这里头你首先得舍得出脸面，不怕被人笑话。
最开始，常常笑话我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我的老公和女儿。老公的方式就是别有用心地抿嘴儿一笑，什么也不说，可舌头根子底下我知道根本就不相信我能学成，总以为闹腾几天就得歇菜！女儿呢，那一阵子她正在香港度假，高中上的是英语专科，受过学习语言的基本训练，就经常直接打击：“妈咪，拜托了，能不能先听清楚？学语言人的耳朵最重要，知道吗，耳朵第一！”
我在香港学习粤语的第一句话是“擒门，塞叟甘海滨斗？”（请问，洗手间在哪里？），而心里顽强记住的则是另一个句：“某怕球，吼得发”（别怕丑，学得快），以后就上路，管它这条路是不是永远也到不了“青天”的“蜀道”。可是眼看着自己订的两个月的计划已经时间过半，面前还是关山重重，一盆越和越稀根本抓不起来的糟面，心里头也急。同时，学习语言你得找人交流吧，家里不欢迎，我就上大街，于是到了外面不管赶上商店小姐、银行职员、的士司机，还是报摊儿的老头、卖菜的老太太，逮着谁就和谁说。慢慢地脸也不红了，有些话也不用在肚子里事前反复叨咕两三遍，可是“实习”阶段来自大街上的“打击”还是不可避免，尤其有时候赶上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当然就不知如何表达，硬说，肯定要露怯，弄得对方根本摸不着头脑，这时候人家多半就会讲：“欸呀，不要这么辛苦啦，要么你讲普通话，要么讲英文啦！”弄得我四十大几的一个女人，立在香港街头，尴尬得真是最怕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什么熟人。
尴尬与受伤，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这对学习语言，或许正是天赐良机。别人埋汰我的哪句话最狠地伤了我的自尊心，那句话日后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用复习，被“埋汰”过一遍就能记住！
终于，天道酬勤，“奇迹”到底发生——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遇到了一位急火火的香港女学生，她向我跑来，劈头就冲着我用粤语问了一句话，我愣了半秒钟，然后“啊”了一声——听懂了，女学生要问的是“跑马地邮局在哪里？”我立刻告诉她：“前边儿，直上，第一个路口”，当然也是用粤语。上帝有眼，女学生竟然也听懂了，因为她马上就不住口地“唔该塞”“唔该塞”（谢谢啦），一边点头一边拔腿向前跑去。
有了这次偶然的“成功”，我信心大增，而且还添了个“癖”，以后每次上街，举凡有人向我问路，我都会立刻兴奋，极尽其详地告诉人家他要去的地方在哪、怎么走更划算。这样，次数一多，自己都烦：“过了”，“又过了吧”？可是一年以后，一帮内地朋友来我家聚会，人们听着电视里一直“汪哇哇哇”、“汪哇哇哇”的，不知道播音员在说什么？我耳朵一挑，独占了一份秘密，就告诉他们：这是在说“黄华华说”。广东省的省长不是叫“黄华华”吗？广东话里的黄、王同音，都是“汪”；说话的“话”和中华的“华”也差不多，都是“哇”，因此你们听到的“汪哇哇哇”，其实就是播音员在引述黄华华的话——哇塞！当时我家就炸开了锅，朋友们不住地夸奖：“真行！”“鸟语也敢学？！”我当时好不得意，那份“得意”混着一些咖喱味儿，因为片刻之后我就想起了刚来时和我先生单位的“小秘书”一起去吃“嘎哩海”，嘿，现在，咱的粤语也可以上阵唬一唬人了！
咱比得了“特首”吗？
学习粤语，让我内心长了一种资本，骄傲，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纪一小把，没人逼我，是自觉努力，这种心气和一个人的勇敢有关，更跟他的毅力有关，值得沾沾自喜。
不过，正当我满怀信心，尾巴高翘一寸，觉得自己有一天没准还真的能把“鸟语”学得可以混迹于香港的当地“土著”，谁知道天下突然大变，也就是一两年的功夫吧，随着香港和内地交往的日益紧密，香港人要了解内地，要和内地人做买卖，人家也开始拼命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们学普和我学白话（粤语）一样困难，但语言除了表演，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在于交流？外国人在中国，有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像老北京一样的地道？中国人听得懂也就行了。很多时候当地人发觉我嘴里挤出来的尽是些蹩脚的香港话，很快就认定我不是香港人，于是这些机灵鬼儿们马上就会转换身份，立刻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免费“老师”，挡也挡不住地向我大学、大练起普通话。
举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
有一次我受台里委托，要求采访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局长手下负责新闻业务的一位女职员，从她接电话的那一刻起就磕磕绊绊地和我说起了普通话，她的普通话老实讲真不敢恭维，完全属于初级阶段，听得人心里发急，好几次我都站在地上直想蹦高，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地和她商量：“小姐，咱们能不能说香港话？如果你讲得慢一点，我差不多都能听懂”，可是这位小姐根本不拿自己当外人，顽强地说“不”，说她就是要学普通话，好不容易逮着了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哪能放过？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辞，内容很结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３４０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４２％……我想要这篇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致辞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过一会儿，见没人在乎我开不开小差儿，就偷偷展开来看，这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辞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的都赛过了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拼音上还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发音。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讀本文時須變眨脑~語，按變眨⒁簟薄！�
我一篇篇地翻着这份致辞，总共5页，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至少年过花甲的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就是年龄过大，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普通话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更不要说如此认真和拼命？和这位老先生一比，我学香港话时的那点骄傲简直是小文人见了司马迁，还好意思笑人家？没有地缝儿，自己划一条钻进去得了。
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小贩，这几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人不说，就说特首，两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的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亦庄亦谐、发挥自如，可是换了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