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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当代-2006年第6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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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卷交回办公室的时候,教学秘书很惊讶。我说,试卷簿太厚了,我翻得重,翻来翻去就翻成这个样子了。教学秘书连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小伙子的年龄可能同我的教龄差不多吧。 
  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上的这门课,叫“美学”。不要以为艺术专业的,或者中文系的,才学这门课。美学这玩意儿其实最先是从哲学里产生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就叫《美学》。 
  因此我的这门课是所谓大课,课时很不少的,要上两个学期的。 
  因此我在第二学期又可以看到珠兰。我要看看她的反应。你知道还有呢,也要看看那两个冤死鬼的反应。 
  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头的反应先来了。 
  系里通知我,到教务处去一下,市教委的“本科教学评估小组”要找我谈话。 
  谈什么话,我问,完全莫名其妙。 
  系主任沉吟了一下,大概害怕我被弄得很糟,就告诉我,我上个学期的试卷,是被“随机抽查”到了。 
  那么巧吗?我问。 
  系主任说,说是随机,恐怕还是有考虑的,可能是成绩特别差的和特别好的,就要查一查。“因为你那一科,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引起了注意吧。”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想,是不是该把那两个冤死鬼索性弄成补考,恐怕反倒正常了?我笑了起来。但随即我正经了。我想起了校长说的“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饭碗,我想,饭碗这个说法,好像是近一两年才冒出来的——我说的是在大学里。是的。以前,好像大学老师没有谁会使用这种社会上的说法。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饭——碗”,很,很不,很不好说。 
  但是我也明白,如果市教委真要拿我开刀,我真有可能给砸了饭碗的。 
  我佛在上。我这个教哲学的,离开了大学,我能干什么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名牌教师——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常常当面对我这么说的。但是这会儿我有点明白了,大学可以没有我,我不能没有大学。 
  我佛在上。我有点害怕。我告诫自己,不能意气用事。跟市教委的官员好好解释。老实说,不好解释。如果他们派来的人是懂得“哲学里的美学”的,那么我的评分标准肯定是“显失公允”的。“显失公允”是个法律术语,我在电视上看来的。 
  我走进学校教务处,一眼看见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周兴伟。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就是来审判我的。所以我问了一句“嘿你这家伙来干什么?”我记得大学毕业以后他好像去了一个中学,教政治思想品德什么的。 
  教务处长介绍说,这是市教委的周处长。当然我也就反应过来了:他调到教委,干起行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快我也就知道了。周处长和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了隔壁一间屋子。 
  我很生气。周兴伟你明明知道是我,你怎么偏偏抽查你的老同学呢?我们都是“黄埔四期”的。说明一下:共和国有个叛变的元帅叫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我们不知为什么觉得这说法很有趣,于是只要是大学同学,我们统统叫黄埔四期。 
  周处长基本不吭声。小林非常客气地同我说话。那一摞试卷就摆在小林的面前。 
  我很快就听明白了,他们要我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评分的标准并不统一,一个是密封卷被我开了封。 
  这两个问题,任何一个,都不成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问题了:你为了偏袒,拆开了试卷。他们当然没有这么说,但我能听不出来? 
  然而既然有了哲学,那么一切都是辩证的:只要我能否定其中一个问题,那么两个问题都将同时没问题。 
  如果只是面对小林,我就会先否定拆封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同当了官的同学较较劲,于是我说,我认为我的评分标准是统一的。 
  他们就拿出了三份试卷,就是珠兰的和那两个冤死鬼的。 
  我得承认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而且很聪明——他们以哲学治哲学:给你一个悖论:如果按照珠兰的标准,另两个就太低,反之,珠兰的就太高。 
  我的眼睛在三张试卷上晃来晃去。文科这个玩意儿没有不能解释的;它不比数学,几加几一定等于几。文科的要害不在于你是否代表了真理,而在于你是否握有话语权。据说在数学系,常常有学生难倒老师,甚至让老师服输的情况;好像数学系的老师也早就习惯了这种情形。但这在文科院系里不存在。文科老师永远是正确的。 
  譬如在我的美学课里,诗歌和哲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可以随便说。例如大家熟知的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般人都认为它极富哲理。一般情况下我不说破。我说对,哲理,哲理,黑暗与光明的辩证关系。但是只要我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我就会说哪里有什么破哲理?蓝色的眼睛就不能寻找光明了吗?文字游戏而已。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大家喜欢这句诗,不是因为这里,而是智慧和美感——说法的巧妙体现了诗人的智慧,黑眼睛的寻找光明有一种“原始而晶莹的美感”。“原始而晶莹”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你们看,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解释:哲理、智慧和游戏。可见一斑了吧? 
  我的眼睛扫到了一道题。这是一道,用现在的说法,主观题。就一句哲理诗“不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语言来安抚”,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天津年轻诗人的诗。 
  珠兰的评价,有这样的话:仅凭语言来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很少,问题没有解决,不用语言安抚,用什么安抚呢? 
  公正地说,这种回答是很粗糙的虚晃一枪,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市井气。这么说吧,像小妇人之间的说长道短。但是,它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可以给这种感觉一个说法,叫“宁要荒诞,不要平庸”。 
  说明一下,“宁要荒诞,不要平庸”这个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恰恰出自面前这位周处长之口。当时寝室已经熄灯。大家在黑暗中很活泼地说话。什么话都在那个时候说。大家称这种时候为满塘青蛙叫。就在某一次满塘青蛙叫的时候周兴伟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的由头是什么,已经忘记了,但由于当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态,都觉得这句话挺带劲的,甚至,也挺哲理的。以至于后来,只要有人要为自己的不合常情狡辩,就会拿出这句话来当一回挡箭牌。 
  我敢说,如果这会儿我端出这张挡箭牌,可以让周处长打不出喷嚏。而且还等于巧妙地提醒了他,装什么蒜呀!咱们谁不知道谁呀? 
  如果倒回去二十年,我肯定这么做了。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那么简单。 
  叫你解释,和给你话语权,能够划等号吗? 
  你将了领导的军,你就胜利了吗? 
  我迅速地思考。我后来给了这次思考一个总结,叫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 
  就是,我没有试图就试题答案、试卷评分这个问题上狡辩。因为,我如果说不过去,就是我的问题;我如果居然说过去了,那更是我的问题——那不是说明上级领导错了吗? 
  我决定:领导完全没有错。不是说领导不会有错,而是领导的错误只能由领导自己在事后去认识,在后来的行动中去悄悄改正。 
  更何况这一次领导完全没有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承认,市教委今年的新政策,我有个适应的过程。看到珠兰这一份吧,我感到这学生可能不及格。这时我想起新政策说的,四科以上(含四科)补考的,将不能获取学位证书。所以动了恻隐之心,给分宽了一点。但是到了后来,感到学生之间差距不够大,因为教委要求,要敢于拉大差距,所以我又决定严格下来,可能恰恰是想从两个方面符合上级的要求,弄出一种矛盾的状况。 
  我感觉得到,周处长有点吃惊。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和很多同学——包括这个周同学——一样,容易愤世嫉俗,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 
  周兴伟你吃惊什么呢?我不也在吃惊你吗?也不过是,大家都比小时候懂事一点了而已。当我们都在说着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接着就会想到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呢?不过就是心态平和理解万岁了吧! 
  接下来小林提了第二个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是出乎意料的柔顺,气氛因此有些缓和。小林说,感觉到试卷的密封保护得不够好,今年是首次实行统招本科生的试卷密封评分,所以上级要求严格检查,形成良好风气。 
  我没有拆封哦。我认真地说。 
  没有认为老师拆了封,但是,弄散了架,密封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我说,哎,这也是头一年吧,没有经验,翻得太重,加上这一本呢,又这么厚,钉子挂得就不够牢实。下次我会注意的。 
  小林点点头。我以为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却没有。小伙子又严肃起来。气氛又变得像一开始的时候。 
  他把试卷翻开,让我看背面。几乎每一份的最后一页的背面都有铅笔的划痕,而且都在靠近学生姓名的那个位置。这应该是我避免正面有划痕从而把铅笔往上撬的结果。检查细致到试卷最后一页的背面,是我没有料到的。 
  “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晓事了。这会儿我想起了那个时候一个常见的口号:“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我沉默下来,不停地点头。这是服罪的表示。我在一瞬间对于眼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一,这两人作为专案组下来,必得有所作为;我如果让人家不能达到目的,我就是敌人。 
  二,小林并不知道我是周处长的老同学,最多只当我们以前相熟,所以他必须在他的顶头上司面前取得对我斗争的胜利。我如果顽抗,一切只会更加激烈。 
  三,周兴伟并不想整我。他要的只是摆谱,即作为同学他混得比我好。因为,当初毕业分配,我进了大学,他只进了中学。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差距不是因为成绩,更不是因为表现,只是因为他是农家子弟而我的父母是城里的干部。他当时只能忍气吞声。那么现在他需要扬眉吐气(忍气吞声的下一程序应该是扬眉吐气——这是逻辑;而逻辑属于哲学)。 
  四,如果不能让周处长扬眉吐气,还要当着他下属的面让他继续忍气吞声,那么他必定与我不共戴天。如果真斗,我必败无疑。 
  五, 只要他能扬眉吐气,他一定还会反过来保护我的。 
  我佛在上。我真的是一瞬间同时想透了这几点的。我甚至还想到我的父亲,一个老哲学家,决不会有他儿子我这样的功夫。他只能写书,一打就倒。 
  因为我比我的父亲明白:所有的人都是人。 
  所以,我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不卑不亢地说,还是对新政策有个适应的问题。 
  小林很奇怪地盯着我。实话说周兴伟也有点莫名其妙。 
  我说,你们是教委的官员,但是本质上同我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只不过呢,你们是执政的知识分子,我是教学的知识分子,有些体会是不一样的。譬如这个试卷吧,以前我是没有悬念的,就是说,我能知道我给了哪个学生多少分。教了一两学期,总还是认识一些学生吧,知道这是谁,看能得几分,还是有一点意思的。要说呢,批卷子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明着干呢,感觉轻松一点……但是教委的新规定自有其道理,我完全理解,也完全服从。但是,怎么说呢?我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如同佛家说的,眼里看得破,肚里熬不过,就是我老是忍不住要去弄弄清楚,这是哪一个学生的。结果是,我一边批改,一边同自己斗争……这次我才发现,一个人的心情,真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控制的……弄得我都变态了,总是忍不住要用铅笔去撬开看一看…… 
  说到这里周兴伟笑了起来。结果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在校园里碰到系主任。系主任比我年轻一截,在可以不严肃的时候他就像个小兄弟。他眉开眼笑地说,你老兄政治上完全成熟了,外交上也完全成熟了。 
  对付过去了吗?我问。 
  对付过去了,他说,更加眉开眼笑,你那个老同学处长说,你可能有轻度的强迫症,对自己熟悉的学生实行密封评分有个适应过程。“既然他都理解了你,我们又何必不理解呢?哈哈哈!” 
  这一来把我也整得眉开眼笑了。难怪周兴伟仕途顺畅,你看他多么会寻找说法。 
  强迫症。哈哈,你看他把一切推给了医学,而且是如此的自如。 
  实话说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讥刺政治家。政治家有政治家素质。而且,政治家也并不容易。他要整一个人,并不容易,同样,他要救一个人也并不容易。 
  不知为什么我倒是忍不住了,打电话给周兴伟。 
  周处长高抬贵手啊,我说。 
  不要说这么见外的话,他说,老同学。 
  你保护我,我明白,但是这样一来我成了一位精神病患者了,哈哈。 
  我没有说什么精神病,我只是说的一点心理上的适应过程。你自己说的控制不住。小林也在场,你要让我另外说个理由也不行。 
  我懂得。你那是最好的办法了。再说我也并不害怕别人认为我有精神病。我只是有点奇怪,你怎么偏偏抽查我的卷子呢? 
  查什么,都是放过中间查两头。只有你那一科,一个不及格的也没有,不查你,查哪个?查归查,没有怎样你嘛。嘿嘿,再说,不查你,我又如何能够见到老同学呢? 
  两头都笑起来。其实我还是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他要来显摆一下,他现在发展得比我好。锦衣夜行是很难受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很郁闷的。 
  喂,我问你哦,那个珠兰是你什么人啊,你给她拉这么大一截上去,我看她是连补考都够不上的。 
  新政策:不够五十五分的,就不是补考的问题了,得重修这门课,要交一笔重修费,还要重上一学期的课。我本来想说,不是什么人,但我佛在上,我的内心不愿意这么说,不愿意这么来说我心爱的人。我说,是我喜欢的学生,尽可能地保护一下。 
  那边叹息了一声。说老兄我很羡慕你,还有想保护而又能够保护的女孩子。 
  这一声叹息让我吃了一惊。这一声叹息让我想起了大学生周兴伟。他还不到二十岁时的叹息就是这样的叹息。这不是政客的叹息(其实我也不知道政客叹息不叹息),是人的叹息。 
  更为吃惊的是,这一声叹息让我发现了我为什么一直呆在大学里。难道我呆在大学里,就是为了能够保护我心爱的女孩子吗?就是因为有需要我去保护的女孩子吗? 
  我想起有一年,我在课堂上说起当大学教师,收入并不高的,真正的好处是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呆在一起。我说看到学生们迎面走来,感到整个一座花园迎面而来,女学生是花,男学生是叶。结果男学生不满意当树叶,发出了愤怒的低啸。女学生和我一起快乐地大笑。 
  后来我悄悄对男学生们说,树叶有树叶的优势啊!叶片没有花朵美,不错,但是叶期要比花期长啊!于是,男学生和我一起快乐地大笑。 
  我就这样地呆在大学里的吗?所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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