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作者:陈宇-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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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很简单，３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如此集体一同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３００多人就这样一夜之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更谈不上伤亡。
３００多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的近９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７０００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毛泽东无比震惊和愤怒，中央和各纵队指挥员决心抓住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上至中央首长，下至红军战士和这里的老百姓，无不悲痛欲绝。
到底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大多数纵队指挥员和战士们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决心抓住敌人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
可敌人在哪儿呀？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特务是谁？
红军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没几天，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又返过身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
毛泽东的《六盘山》诗词在后来传遍全国，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因未破，被尘封在公安局的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诗，说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这段岁月，他总是忘记不了这３００多红军将士的怨魂，扼腕叹惜。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去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横竖也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
此案终于被解开是在５４年后的初秋，红军的后代解放军驻宁夏的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的这一多年不破的奇怪命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由于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到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叩开了当地老百姓一家一家的门。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川道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已经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水样分析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１吨水中纯钾含量达１～３公斤。而正常情况下，１吨水纯钾含量只有５００克；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发现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由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又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因为氰与钾、钠最有亲合力，首先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其次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两种剧毒性铬合物。这两种毒性极强的物体，人体若摄入５０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整整３年时间，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凉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就闯过了这一关。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去世１３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３００余人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饱餐致死，但如此几百人的同时死亡又让他们如坠云雾中。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张，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对死去的红军将士进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天又急忙向东转移。次日，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红军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
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叮嘱道：“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再向前行，红军终于踏上了甘肃、陕西两省的分水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听说脚下就是陕甘交界线后，跳下马背，前瞻后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１０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１１个省——陕西省，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
“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警卫员扳着手指头一个个数落。
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到达牛圈圪坨一带，通告中央政治局时在附近的各位委员，决定次日到铁边城后召开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等问题，并拟定吴起镇作战计划。
万里征途脚未歇，中央红军终于到了家。毛泽东决定“关门拒客”，把一直紧跟在后的国民党军追兵斩尾于陕北根据地之外。
第十九回 张国焘杀猴给人看 总司令坐骑遭厄运
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
是的，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欲致人于死地。特别是对于那些长征的领导者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更有那党内政治斗争的寒风冰雪——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任何一个参与这次政治斗争的红军将领，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那么，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更是处在这场斗争的风雪漩涡中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已是风烛残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对那段历史是终生难以忘怀，并不想带着长征路上的“风雪”去见马克思，他们把烽火岁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采访者道来，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草地上的事，说有些内容可是老帅们回忆录和传记中所不好写或不敢写的事。
话说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就开始在会上会下大造反对中共中央的舆论。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四川人较多的情况，以南下能吃大米作为诱饵，作欺骗性的宣传，逢会就讲：“北上虽然不打仗，但是要饿死。草地是过不去的。我们情愿叫敌人打死，也不愿在草地里饿死。毛泽东不怕饿死，但怕被敌人打死。他们北去是害怕敌人，是右倾逃跑主义。我们要南下，打过岷江、北江，恢复川陕苏区。到那时，我们不但饿不死，而且大米饭吃不完。”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首先大讲南下行动方针，煽动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难中央北上路线，指责毛泽东率红１、３军北上是“分裂逃跑”。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走的时候，毛泽东让把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
有些基层干部被张国焘的盅惑性宣传所煽动，气呼呼地说：“我们要找毛泽东算清这笔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党中央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疑问之一。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仍狡辩道：“就是啊，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就此后，张国焘意识到朱德还没有与自己是一条心，他开始处处刁难朱德，并派人与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对朱德的围攻。
有人悄悄对朱德讲：“总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气。挨打受骂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事。”
有人给朱德讲了一个笑话：在巴州时，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志亮不知道是陈昌浩打来的，回答时声音很小。陈昌浩有些不高兴，说：“你讲话我听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时就被张国焘等人熏陶的张口就爱骂人，他在不知道对方是陈昌浩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出声就骂：“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呀？”陈昌浩听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带着几个人就直奔倪志亮住处。倪志亮一听声音不对，忙问总机，方知道刚才的电话是陈昌浩打来的，急忙再打电话去赔礼道歉，又知道陈昌浩已经来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见陈昌浩就赔礼说：“总政委，我错了，刚才我不知道是你……”。陈昌浩还没等倪志亮解释完，举起马鞭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边抽打边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听不出我是谁呀？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住我的声音！”倪志亮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被打得头破血流。陈昌浩见马鞭染血后，才扬鞭策马而去。旁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劝阻。有人悄声说：如果不是总参谋长，换个人也许这天就被当场枪毙了。如此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骂人张口就来、打人举手就干，就可想这里的军阀作风在当时是多么严重了。
当时部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这特派员即是保卫局做保卫工作的人，谁若是被特派员找了去谈话，进了保卫局，能活着出来就算奇迹。在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斗争环境艰苦，有国民党、地主打入红军内部；也有起义部队改编后又反水的。部队成分复杂，的确需要清查，但是肃反扩大化，严刑逼供下，有许多好人被错杀。
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折头南下后，凡是有反对南下言行的干部，如果被人检举，也被逮捕关押在方面军的国家保卫局，严重的被秘密处决，承认“错误”的就释放，其余的由看守连负责管理。被关押的干部最多时，仅师、团干部就曾达１５１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当时他本身应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可他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４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９军的政委，这位时年仅２１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１６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１７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书开篇首章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骡子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驮马给毛泽东，送毛驴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政治问题，可单单陈海松送马给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来。原来是红９军内部出了问题，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５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就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的别有用心，可在从噶曲河回到阿坝后，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训斥陈海松，意思是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２１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