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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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医生明白，股东们同意已被治愈的人继续留在收容院的理由——“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是这样说的——只是一个借口。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个迷人的小城，他们担心这里没有足够的有钱的疯子来支撑这所费用昂贵的现代医院。除此之外，公费医疗系统拥有一流的精神病医院，这就使维莱特在争夺精神病人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形势。
　　股东们在把旧军营改为疯人院时，他们把那些可能在与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男男女女都作为住院的对象，然而战争历时却很短。股东们确信战争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发现，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有些人会患上精神病，但与紧张、厌倦、遗传性疾病、孤独和自我封闭相比，它所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则微乎其微。当一个集体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极度的通货膨胀，或一场瘟疫——，自杀的人数会有少量的增加，但是患压抑症。
　　妄想狂症、精神病的人数却会大大减少。一旦这种重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患这一类疾病的人数则又恢复到正常时期的水平，这便表明——伊戈尔医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具备相应的条件时，一个人才会成为疯子。
　　他的眼前还放着另外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刚被一家美国报纸评选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加拿大。伊戈尔医生看到了下列的数字：。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已经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状的人员分布‘情况如下：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四十；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三十三；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二十。j　＠－。估计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失调症状。。每八个人当中有一人因精神错乱一生中至少要住院一次。
　　“多么好的市场，比这里强多了。”他想道，“人们越是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变得越加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分析了一些病例，仔细衡量着哪些应该与委员会一起分担责任，哪些可以独自处理。当这一切都结束之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他关上了灯。
　　他立刻吩咐让第一位求见者——那位企图自杀的女患者的母亲——进入他的诊室“我是韦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讲出真情，以免使她无谓地担惊受怕——说到底，他也有个名叫韦罗妮卡的女儿——，但最终还是决定闭口不谈为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说，“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明白韦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哭泣着说道，“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让她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我们夫妻之间存在着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可以说是面临不幸却能坚持下去的榜样。她有个好工作，人长得也不难看，可即使这样…··‘”
　　“…··哪使这样还是企图自杀，”伊戈尔医生接过了她的话，“你不必吃惊，太太，事情正是这样。人们不懂得幸福，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加拿大的统计数字告诉您。”
　　“加拿大？”
　　韦罗妮卡的母亲惊讶地望着他。伊戈尔医生看到他已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便接着说道：“您要清楚，太太到这里来不是想要知道您女儿的情况，而是为了开脱您在她企图自杀的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她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已经是个有过生活阅历的成熟女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您的婚姻或是您以及您丈夫做出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您看到了吧？她已经彻底地独立了。虽然如此，由于一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我敢肯定太太听人谈起过他——曾著书立说，谈及父母与子女们之间的这种病态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人还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自责。子女变成了凶手是父母教育的牺牲品，印度人是这样认为的吗？请您回答。”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道。
　　这位医生越来越使她感到惊讶，也许此人受到了他的病人们的传染。
　　“我来告诉您答案。”伊戈尔医生说道，“印度人认为罪责在于凶手本身，而不在于社会，不在于他的父母和他的先辈。
　　因为一个儿子决定要吸毒并要胡乱开枪射击，日本人就会因此自杀吗？答案与上一个相同：不会！据我所知，日本人可以为随便一个什么原因而自杀。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有个年轻人因为没能通过大学预科入学考试就自杀了。“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问道，她对日本人、印度人或是加拿大人不感兴趣。
　　“马上见，马上见，”伊戈尔医生说道，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不禁有些气恼。“但是在见之前，我希望太太明白一件事：除了某些严重的病理学案例之外，人们是在企图逃避常规惯例时才会发疯的。太太懂了吗？”
　　“我很懂。”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说，“假如先生认为我无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　——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法照顾她，那就请您放心好了：我从未打算要改变我的生活。”
　　“太好了。”伊戈尔医生表现出某种轻松之态，“太太是否已经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比如说，在那里，我们无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去重复同一件事情呢？再比如说，假如我们决定只有饿了的时候才吃饭，家庭主妇和餐馆又怎么来安排呢产”饿了的时候才吃饭更正常。“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但因为担心对方不准她见自己的女儿而没有讲出来。
　　“那将会乱成一团。”她说道，“我是个家庭主妇，知道您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一日三餐：早饭、午饭、晚饭。每天都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每周休息一次。有圣诞节是为了赠送礼物，有复活节是为了在湖边度过三天。假如您的丈夫，仅仅因为一时感情激动，决定在客厅里与您做爱，您会感到高兴吗？”
　　“这个家伙在乱说什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
　　“我会感到难过。”她小心谨慎地说道，希望回答得正确。
　　“好极了。”伊戈尔医生欢叫起来，“做爱的地方是在床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使混乱状态得以扩散。”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伊戈尔医生让了步。这个乡下女人永远听不懂他讲的话，对从哲学角度探讨精神病并无兴趣，哪怕明知道她女儿是真的企图自杀，而且曾进入了昏迷状态。
　　他按了一下铃，女秘书应声走了进来。
　　“你去把那个想要自杀的姑娘叫来。”他吩咐说，“就是给报社写信，说她所以自杀是想表明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姑娘。”
　　“我不想见她。我已经断绝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当着所有人的面，本来很难在客厅里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但是那个男护士太冒失，扯大嗓门对她说她的母亲正在等着见她，仿佛这件事与所有人都相关似的。
　　韦罗妮卡不愿意去见母亲，因为两个人都会因此而难过。最好是当作她已经死了。韦罗妮卡一向厌恶离别场面。
　　男护士顺原路回去了，韦罗妮卡把目光转向群山。一周未见的太阳终于重新露了面——前一天夜里她就已经知道，因为在地弹奏钢琴时月亮告诉了她。
　　“不对，这太离奇了，我正在失去自我控制。天体是不会说话的，只有那些自称是占星术上的人才不这样认为。如果月亮跟某个人交谈过，那么这个人准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刚想完这些，她就感到胸部一阵刺痛，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韦罗妮卡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心脏的疾病发作了！
　　她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欣的感觉，仿佛死亡将把她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好了，一切都已完结！也许她会感到某种疼痛，但是五分钟的痛苦却能换来永恒的宁静。现在她推一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因为她最害怕看到电影里睁着眼睛死去的人。
　　然而，心脏疾病发作的情景似乎与她想象的不同。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她惊恐万分地发现，她正要去经历她最害怕的事情：窒息而亡。她将仿怫是被活埋或是被突然推向海底那样死去。
　　她踉踉跄跄，最后跌倒在地，感到脸上受到重重一台，接着就拚命用力呼吸，但却吸不进气。最糟糕的是她没有死去，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能够继续分辨出物体的颜色和形状。惟一感到困难的是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喊声和惊叫声仿佛都那么遥远，似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再真切不过了。所以吸不进气，只是因为空气不肯服从她的肺部和她的肌肉的指挥，而她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她感到有人抓住了她，并把她翻转成仰卧的姿势。现在她已失去了对眼睛活动的控制，任它们天旋地转，发送出数以百计不同于其头脑所想的影像，把窒息的感觉与完全混乱的视觉融在了一起。
　　这些影像也渐渐地远去了，当痛苦到达顶点之时，她终于得以开始吸气，同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把客厅里的人全都吓呆了。
　　韦罗妮卡不能控制地开始呕吐。这种几乎是灾难的时刻一过，一些疯子便对眼前的‘情景发出了嘲笑。韦罗妮卡感到蒙受了羞辱，脑子乱成一团，无法作出反应。
　　一名男护土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请你镇静，已经没事了。”
　　“我还没有死！”韦罗妮卡开始大喊大叫，并朝住院的病人方向走去，呕吐物把地面和家具全给弄脏了。“我还得继续留在这所该死的收容院，不得不和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每日每夜我都生不如死，可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
　　她又转向那个男护土，从他手中夺过注射器，然后向花园扔去。
　　“你想干什么？明明知道我已经非死不可，为什么不给我注射毒剂？你有没有感情？”
　　她控制不住自己，重又坐在了地上，开始不停地痛哭、喊叫和大声抽泣。几个住院的病人在发笑，对她全被弄脏了的衣服议论纷纷。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一个急匆匆赶来的女医生吩咐说，“要控制住局面！”
　　可是那位男护士却愣在那里发呆。女医生离开客厅，随后带着另外两名男护士和一个新的注射器返身回来。这两名男护士抓住了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韦罗妮卡，与此同时，女医生在她脏乎乎胳膊的静脉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连一滴药水都没有剩下。
　　第五章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着新的床单。
　　伊戈尔医生听了听她的心脏。韦罗妮卡装作仍在睡觉，但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伊戈尔医生在讲话时断定她能听见他的话。
　　“放心吧，”他说道，“凭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你能活到一百岁。”
　　韦罗妮卡睁开了眼睛。她的衣服被人换过了。难道是伊戈尔医生换的吗？他看到她裸露的身体了吗？她的头脑还不完全清醒。
　　“先生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放心吧。”
　　“不，先生刚才说我能活到一百岁。”韦罗妮卡坚持道。
　　“在医学上，一切都无法确定。”伊戈尔医生假。已假意地说道，“一切都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7　‘”没有变化。“
　　无需再多问什么。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医生会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或是“一点也不严重”，或是“你的心脏和血压跟小伙子的一样”，不然便是“我们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仿佛他们害怕患者会把整个诊所砸烂似的。
　　韦罗妮卡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整个房间开始旋转起来。
　　“你再多躺一会儿，直到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时为止。你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妨碍。”
　　“很好。”韦罗妮卡心里想道。“但是，假如有妨碍呢？”
　　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大夫，伊戈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装出对桌子上的报纸很感兴趣的样子。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一句话也不讲，局面就会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伊戈尔医生期待着韦罗妮卡首先开口，这样他就能为他的有关疯癫症的论文和他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收集到更多的论据。
　　但是韦罗妮卡却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程度太深了，”伊戈尔大夫想道。与此同时，他决定打破正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的沉默。
　　“看来你很喜欢弹钢琴。”他说道，并竭力仿佛是偶然脱口而出似的。
　　“疯子们喜欢听。昨天就有一个人被吸引过来听了。”
　　“是埃杜阿尔德。他跟人说过他曾酷爱音乐。谁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重新进食。”
　　“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喜欢音乐？还跟人说过这一点”是的。我敢保证，你对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概念。“
　　这位医生——因为头发染成了黑色而似乎更像一位病人——说得很对。韦罗妮卡多次听人讲到过这个词，但对它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能够治好吗？”她问道，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更多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咱B　够控制。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精神病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每十年它的进程就会出现一次变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倾向，直到有一件事情——严重或是微不足道要因人而异，——使他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情况可以发生演变，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失——我们称它为紧张症——，或是好转，使患者可以从事工作和过上一种实际上是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环境。“
　　“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韦罗妮卡重复道，“什么是现实呢？”
　　‘哆数人认为应该如此的东西就是现实。它无需是最好的，无需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要符合集体的愿望。你看看我脖子上系的是什么？“
　　“一条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与一个绝对正常的人相一致：一条领带！
　　“但是，一个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的是一条可笑而无用的彩色花布，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捆住脖子，结果给头部活动制造了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才能使空气进入肺部。当我靠近一台电风扇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这条带子勒死。
　　“要是一个疯子问我系领带是为了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回答。什么也不为，甚至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如今它已变成一种屈从、权势和疏远的象征。领带的推一用途就是回到家里把它取下来，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已从某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种轻松的感觉就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可即使如此，假如我去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一条领带的那个人就将被认为是智力健全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理性。”
　　“由此您得出了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