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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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你妈的拿我当猴耍呀！”李倩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那只有力的手早已向她伸来，抢走她钱包又猛地一推，将她推倒在马路边……小虎喊她的时候，那混蛋其实刚刚离开不久。
李倩没有将这事的全过程告诉儿子，但就因为这可怕的一幕，小虎的家教从此结束了，是李倩主动向儿子提出来的。
被请家教折腾得又气又恨的李倩虽然不再想为儿子请什么人辅导了，但为了能让儿子的成绩上去的心思却丝毫未改。随着高考的临近，李倩的劳神简直到了极点。
进入高三后，小虎的成绩显然比以前有所进步，李倩站在儿子面前，笑着拍了拍小虎的脑壳，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咱娘俩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主要的还是我的内因在发生作用。”儿子并不客气地回击道。
李倩点点头，说，嗯，这一点应当给予肯定。问题是你的进步还不能保证高考的绝对把握，必须进一步加大“内因作用”。对了，我已经根据你在班上所处的中游水平，特意为你制定了一个“半年赶超计划”，就是用六个月时间，每月赶超班里两名同学，二六十二，这样半年下来，进入高三后一个学期，你的成绩就可以在班上达到前三名水平。这叫“量化赶超法”。
“量化赶超法？”正在埋头吃饭的小虎，一听老妈的新花招，嘴里的半口饭再也没有咽下去。放下饭碗便进了自己的小屋，再不想答理谁。
李倩才不管儿子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后面赶着，他是不会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据李倩的“侦察”和“刺探”得来的经验：要想让孩子成绩突上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做题，二是巧做题。
第一条可行的路说白了就是多花时间。为此，李倩给儿子小虎的作息时间作了最详尽的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先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然后再做由她亲自选定的辅导资料二十题，文理各一天。第二天六点起床后用十分钟洗漱，再用半小时对前一晚上做的题进行检查，然后是十五分钟的早餐时间。留有五分钟机动时间作上学前的准备。周六星期天当然是全天候的复习与做题，其早晚时间与平时一样。
小虎对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认，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时间已经被无情地填满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机器运转，条件是我的个人行为将同样全部机械化。
“什么意思？”李倩对儿子这一怪怪的问题不明白。
“没什么意思，你已经分分秒秒给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应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时你得给我把热牛奶吹凉了，鸡蛋壳必须剥好，同样，晚上睡前也必须把洗脚水端到我脚跟前，等我洗完后再倒掉，最好还扶我上床——请别打断我，应该还用音乐为我催眠什么的。”
“你——！”李倩气得直想发作，又被儿子将了一军。
“先别急，如果我说的不成问题，那老妈你的要求我也答应。”小虎两眼盯着母亲，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长叹了一声，说：“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儿子头也不抬地搁下饭碗就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就开始“练兵”，儿子在“规定”时间段里做得一分不差，倒是当妈的李情有些极不自然：热牛奶有些烫，小虎夸大其词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凉吹凉呀”，看着儿子在一旁扮着鬼脸看自己忙手忙脚剥熟鸡蛋壳的样子，李倩气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俩又开始了“规定”项目的分工……12点差7分钟时，儿子宣告“规定项目”全部完成。已经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的李倩，赶快为儿子端来洗脚水，等刚倒完洗脚水，躺在床上的儿子又大呼小叫地嚷着“催眠曲”没有打开，大约十来分钟后等到儿子“呼呼”入睡时，疲惫不堪的李倩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说好的事就得坚持，否则前功尽弃。李倩咬咬牙，一个早上一个夜晚地跟儿子“开仗”。十几天过去后，俩人之间的“分工”，渐成习惯。只是有一日把李倩气得忍无可忍，那天早上她正忙着为自己上午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而做准备时，儿子则在外屋大声咋呼起来：“妈，不行不行，你耽误我时间了，怎么没有把鸡蛋壳剥好呀？”
正忙着的李倩一听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谁知儿子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你——”李倩大怒，从里屋冲出来，拾起桌上的鸡蛋，就扔在了儿子的脸上：“我看你会不会剥！”
接下去，便是母子俩的一场激烈争吵。李倩为此班也没上成，自己采访任务也搁下了——那天她在家里关起门哭了半天。儿子放学后回来就钻进了被子，什么作业都没做。
最后着急和投降的，还是当母亲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开始，李倩无可奈何地对儿子说，是你妈不对，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明确分工。该我做的全部我做，该你完成的你也必须完成。小虎没有说话，同样机械地恢复了以往的做法。
只是事过三个多月后，令李倩更发愣的事发生了。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吃完晚饭，照例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李倩呢，则在自己的卧室赶着一篇明天就要发排的新闻稿。像通常一样，过10点半后，她就会轻轻敲一下儿子的房门，问问儿子饿了没有，想吃点什么夜宵。
“儿子，说话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问了几声。
背对着她的儿子仍然不说话，直挺挺地坐着，并没有像睡着的样子。于是李倩走了进去。当她看到儿子的模样时大吃一惊：以往虎头虎脑的儿子，今儿个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儿，两眼朝着黑洞洞的窗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怎么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劲地摇晃儿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泪时，儿子总算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句话：
“其实我对考大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妈，真的，我不想考大学了。”
什么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情惊愕得半天没把张着的嘴合拢。
“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说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脚。可儿子说的还是上面那句话，任凭妈妈怎么跺脚，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这一回，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闻的人，平时见多识广，小虎突然出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当妈的这几年来花费的精力付之东流，更严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学的愿望将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还是机械地在6点起床，可这回当妈的李倩
在单位，因为儿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学后，李倩总感觉那几位家中也有正在准备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总用异样的目光在看着她，而且让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每一个笑声似乎都在有意嘲讽她。
“有什么好笑的？”一天，李倩实在受不了了，便拍案大怒。当时编辑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后隐约听到有人在轻轻骂她：“准是也得了神经病。”
“你们才是神经病呢！”李倩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在编辑部又哭又闹了一场。当她被单位的一个主任送回家时，她一下想到了自己没了脸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头看看愣在一边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场……
然而眼泪救不了儿子，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小虎的父亲因为工作忙，放下几千块钱又离开了家，小虎的爷爷奶奶倒是与李倩一样着急，但又急不到点子上。怎么办？李倩想来想去仍不愿轻易放弃小虎的高考，因为从老师那儿知道，小虎他们的课程实际是早已学完了，现在直到高考，所有时间里就是重复地做各种试卷，没有新课。这情况让李倩产生了一个念头：儿子不去上学，只要安排好，一边治疗一边照样可以争取参加7月份的高考。到时候也许让那些笑话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惊呢！
行，就这么干！目标一定，李倩倒是心情平静了许多，对小虎的治疗也进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须把小虎学校每天的学习安排弄到手，这样就尽可能地让儿子与班上的同学复习内容接近。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倩又是塞红包又是说好话，跟小虎的几个任课老师达成“协议”——每天放学之前，她到学校把当天复习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回家给儿子布置。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特费时间和精力。李倩每天要准时赶到学校，否则人家老师就回家去了，这就等于影响小虎后一天的学习。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时，而任课的老师也常常有其它事不能在约定时间跟李倩见面。有一次为了等物理老师，李倩左等右等了三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生病住院没有来！在西北风里冻了几个小时不说，第二天李倩还不得不掏出一百多元钱买了礼品上医院看望人家。不这样做还能有什么法子？拖着疲倦不堪的双腿回家的李倩，瘫坐在木椅上，对着镜子里那似乎一下老了几岁的影子，那辛酸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流淌出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来。李倩充当着有病的儿子的“家庭老师”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儿子的学习上，其实她的工作中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为儿子准备这准备那，好在报社的工作弹性很大，这使李倩有机可乘，否则换了那种上下班都要签到的企事业单位，她李倩早被老板“炒就鱼”了。
时至1999年7月的那个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气突然异常凉爽。当几十万家长和考生山呼万岁满脸笑意地走进考场时，小虎突然对她说：“妈，我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参加高考。”
李倩久久地看着儿子，她心里真想大喊大骂“你这个王八蛋”，可嘴上没吐半个字。她只是朝儿子点点头，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她感到过去几个月、几年的辛辛苦苦全都白废了。哭过之后，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认真地叫来儿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还必须像从前一样我安排你做题，争取参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俨然像一个严肃的教父，让儿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妈，明年我一定参加高考。”儿子起誓道。
“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其实着魔的倒是我，因为孩子还在家里治病，能够稳定就行，所以凡是听说外面有什么对高考有好处的事、名师开的复习班，我几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不，你都看到了，为了这，我如今早已变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开些，高考虽然重要，但儿子毕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话这么说，可是儿子已经这个样了，如果还考不上大学，今后他这辈子还会有什么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来。
也许这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父母想的同一个问题吧！我不能不再次深思。
在采写这部作品时，正值1999年高考的最紧张时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毕业生全部考上了大学”的新闻消息，于是便决定去采访“宏志班”毕业生们的家长。
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向我介绍的第一位家长。高金英现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讲起高全根一家为了孩子求学的事，就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高老师把高家的地址抄给我后，第一次我竟然没有找到。因为高家没有电话，我只能估摸着节假日他家应该有人，所以就在五十周年国庆放假的那几天里找他们。
这一日，我骑车去崇文区幸福大街的樱子胡同寻找高家。关于北京的穷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过一些贫困家庭，但此次高家采访却又使我“大开眼界”，原来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穷人还有那么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个“门”字形三层简易楼，里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我估不出来，反正从我踏进那个所谓的院子时，就得注意两边搭建的小棚棚可别碰了自己的头，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三点，可那楼道里得摸着黑走，因为狭窄的通道上既没有照明，更没有一个窗子，各家堆放在两边的物品使留下的通道刚够过一个人。走道一侧还有一个公用水笼头，那水笼头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锁箱。接我上楼的高全根师傅告诉我，他们一层楼的人全都在这一个笼头上用水，所以大家有个习惯，一到规定时间就得把笼头锁上，以防浪费或另层楼上的人来窃水。我听后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网上购物时代了，可这儿的百姓还在过着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呀！一点没错，当我走进高全根家时，这种感受就更强烈了。
老高的家只有一间房子，总面积十五点七平方米，没有厨房，更没有厕所，也没有内间外问之分，里面竖排着的一双一单两张床，双人床上面搭一个小阁层。老高说他两个儿子上大学之前就有一个睡在上面。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无法睡下四个成年人。老高苦笑着解释，1996年3月他住进这儿后，就没有一天是全家回个人同时在这间房子里睡过，如果孩子回来了，就是他和妻子到单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学住在学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团圆”。房间里除了两张床以外，就剩一个三展桌和一个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二十时的新电视。老高说这是他家为“迎国庆”多年来添过的惟一的东西。我听后心头直发酸，是啊，建国都五十年了，就在我们首都北京，竟然还有像高全根这样的贫困户！老高很客气，要给我烧水，我说不用，他非要烧，可他家连个水壶、水瓶都没有，只能用那个做饭的大铝锅，搁到走廊里他的“露天厨房”去烧。
当老高用双手端着大铝锅为我倒水时，我不由感叹地说你这儿太艰苦了！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却连连说：“我们全家已经知足了，很知足。”
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明白。
02
老高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房子还是北京市市长亲自批的，要不我全家现在还住在郊区的猪棚里呢！”
看我惊诧不堪的样子，于是老高便给我讲起了他作为北京知青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学而有过的种种辛酸经历——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县人，1957年来到北京的父亲身边。1964年上的北京43中学。两年后，“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一定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出来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个人团的干部，在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时，老师问他能不能带个头？高全根说行，随后拿起笔就写了下面一行字：我，初三班高全根，坚决申请到内蒙。写完后就交给了学校。回家后他也没有让父母知道。“就是知道了，当时他们也拦不住。”高全根说。没几天，军宣队就批准了他和班上的另外十五名同学，一起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说他们不是兵团，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时，与高全根一起下乡的另外十几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里没门路又穷得叮当响的高全根还留在当地。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公社干部对他说当地的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要招工，问高全根去不去？他说那就去吧。就这样，他被幸运地招到矿上当了一名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