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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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学还坚持着。他们之所以坚持办下去，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他们已经办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二是中国如此一个伟大的国家，确实有一些非常超众的人才需要发现和对他们进行早期的有系统的培养。三是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其教育模式不应是单一的，应该丰富多彩些。
“目前办少年预备班有很多困难，好多学校办不下去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对孩子入学年龄限制很死，这样要在十三周岁前就能完成初中毕业学习并不容易，而大学少年班的最低年龄定在十五周岁。其二是少年预备班的投资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学校很难承担起这样的负担。生源也是个问题，我们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报名，现在只有六七十人报名……另外，现在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个人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高考又开始改革，以前大学少年班参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办越难的因素……”倪校长坦言苦恼。
看来，二十余年的中国的“神童”之路由兴到衰，也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为的制造就可以产生出得来的。正如苏州中学倪校长所言：是天才的，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发现与培养，不是天才的，我们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们，让后一代在符合科学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成长，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家长就都该知足了。
03
三问天：“黑客”何其多？
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先进了？还是我们的网络有太多的空子可钻？但我们不得不清楚地面对一件事：那就是日益严重的智力犯罪现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报刊，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犯罪的消息，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们的手段之高明、之隐蔽、之贪婪，都是触目惊心的。几乎可以认定，凡先进的技术领域、凡金额巨大的金融案件，不会没有高学历者的参与。那些利用信用卡“搜刮”银行的巨额钱财，那些利用网络进行诈骗，那些专袭无绳通信的高手，哪一个不是高智商者？
“黑客”不仅仅出现在高技术领域，而且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当中，不信你作一些调查统计就会发现，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发生灾难时，最能献爱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过高智商赚大钱的人，而是那些拿钱不多。自己还不一定过得下去的工薪阶层或者平民百姓；当大街上出现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杀过来时，第一个上前见义勇为的，也多半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家里，做父母的嘴磨破了，让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会感觉特别的费劲，可当给子女几百元钱花时，他就会笑眯眯地叫一声爹好妈好……如此反差，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的孩子知识都在提高，而他们的素质却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为规范与道德水准更是在无情地溃退！
与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离家出走；一次不顺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举刀砍去；个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损失，就会大闹天宫，折腾个翻天覆地……所有这些心胸狭窄、无情无义、残忍可憎的种种表现，难道不令我们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吗？为了实现每年的高考率，为了保证孩子能走过“独木桥”，为了跳龙门的那一瞬间的跃起，中国的教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少？
显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并不全部怪罪于我们的教育，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的事实仍客观存在，在一次中学生家长会上，一位学生所作如上的大声疾呼，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且不说此话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透露出学生们是何等痛恨应试教育！
浏览目前的报刊，几乎一谈到“教育改革”，就会有大谈“素质教育”的文章出现，这个口号实际上从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规后，国家教委和各学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实是，宣传上的素质教育声音越喊越高，声势越来越大，而实际状态是应试教育的鞭子越举越高，往学生身上越抽越厉害。
为写本文，我曾留意1999年11月的《法制文摘报》，顺便摘下几则报道，大家读后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感觉：
报道之一：据《今晚报》报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学一个老师因班上有十几名学生考试成绩不及格，便让这些学生站在讲台前，当众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学生考试成绩26分，就让他从二十六开始，边打边数数，一直打到五十三记耳光——因为这个数到了良好的分数线。有一个同学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师就气愤地上前亲自动手打他。十一名同学放学后，都红肿着脸，直到在家长追问下才说出真情。
报道之二：陕西消息，9月27日上午10时许，陕西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二十二岁的老师葛小侠因他的数学作业未完成，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须向没有完成作业的葛某抽十鞭，于是全班五十个同学中有二十八个同学举起教鞭抽打这个孩子，40分钟后，这位学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不止，最后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晕……
报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别山某校老师，因为一个学生的作业做得潦草，便令罚做一千遍，并且必须在当天完成。这个学生在做到三百多遍时，已经眼花头晕，但老师坚决不让他休息和吃饭。该学生硬是做到六百多遍时，昏倒在桌上，老师看到后，气愤地走去泼了一碗冷水，训斥学生不许再偷懒，否则再罚一千遍。就这样，这个学生不得不继续做题，直到最后不知人事……老师第二天还在教室里对学生们说：谁不认真做作业，某某同学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报道之四：11月22日郑州电，记者在葛埠口乡一学校看到，该校教学楼二楼距地面三米多高，楼下是硬土地，上面砖头裸露。11月6日，六名男生没完成家庭作业，数学老师熊某某勒令他们到走廊上去写。过一会儿，这些学生仍没写完，一学生说：“我不会做。”熊老师说了气话：“人家都会你不会？你真笨，跳楼算了。”然后就回教室继续上课。该班教室在二楼，这个学生真的钻过护栏，抓着下边的铁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对老师说：“我跳下去了，让我进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学生无奈说：“不信我再跳给你看。”当着老师的面仇又跳了一次楼。熊老师便对其余五名学生说：“你们也做不出来吗？那都跳下去吧！”五名学生便排着队依样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时扭伤了脚，当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动……
例子太多了，我先后从这个月的报上剪下十几条类似的报道，实在不忍心让这些非人的残酷例子叫读者跟着受罪。据一家中小学教育调查信息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每年发生的教师以残暴的手段摧残学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大多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在教师粗鲁的专制教育下，很多学生的心理出现不正常，有人曾对东北三省的四十二所中学、六十所小学的三万余名学生检测，发现百分之三十二的学生有心理疾病。中国中小学生“学生与发展课题组”发布的另一则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学生认为学校的老师教育方法有问题，其中对近三分之一的老师“极不满意”，“他们像电影里的坏人那样对待我们”——学生们说。这个课题组还公布一个数字：高中生仅有百分之四点六三的学生是因为“喜欢学习”而上学的，换句话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点七三的同学讨厌学校的老师与老师的教育方法。在升学率和与之相关的提升与提职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师以极端手段对待学生，似乎已经在中国中小学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亲爱的叔叔们，我时常听你们说憎恨网上的‘黑客’，然而你们可知道，在我们学校，‘黑客’天天在袭击我们。他们道貌岸然，他们彬彬有礼，但那是在他们欢喜的时候，或者看到了他们满意的学习成绩、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细嫩的皮肉受尽蹂躏，或者天真的心灵被毁灭。救救我们吧，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你们克制病毒的本领教给我们，即使将来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与努力作抵押……”这段署名“21世纪新网友”留在一个不起眼网站上的话，是一位知道我正在写高考报告的网友特意为我摘下的。也正是这位“21世纪新网友”的呐喊，促使我必须在本书里写进关于教育战线上的“黑客”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该生产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来，但既然这类“黑客”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该想一想它产生的最终原因呢？于是它使我联想起中国目前在中小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应试教育危机。自然，在这中间充当“黑客”的无疑是那些高高举着教鞭，动不动就对学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书先生。因为这些校园“黑客”们至今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整个民族造成的“病毒效应”，要比“千年虫”更令人胆战心惊！
有一件事我以为非常典型他说明校园“黑客”的危害。一本叫《盲点》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992年11月16日这一天，某地一个偏僻的山村发生了一件令全村人惊呆的事：五个女学生（三个九岁，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集体上吊自杀。报道如此说——
……这天早上，侯芳芳、吴兰兰、袁媛、徐影四个小姑娘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急匆匆去上学，家长们并没有注意到一张张小脸上的神秘表情，在她们的书包里已偷偷多了一样文具之外的东西。来到学校，她们汇在一个角落处把东西拿出来，每人都是一条宽五寸长三尺的‘白孝布’。
“这个行吗？听大人说上吊都是用棕绳。”年仅八岁的袁媛天真地问。
“行，怎么不行。”信心十足的侯芳芳说，“电视上不都是用白布吗？”
几个小女孩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儿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怎样。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伤感，仿佛在商量着一场游戏。
这一天她们照样上课，做作业，回答老师问题，一个个与往常一样。两节课后，她们又聚在一起，说是要试试看行不行，几个人就到学校后面的一片桃树下，选了一棵很小的桃树，布条拴了好一会儿才拴好。可是谁也不愿先试，还是老练的侯芳芳先来：“试你们都不敢，真死怎么办？”她一边说一边把脖子挂上去。谁知刚一踩空，树枝“叭”地一声断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到地上。几个小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她们像没事一样，拉上侯芳芳收拾了东西马上又去上课。
放学了，她们四个集中在“试死”的地方，又来了个叫李平平的小姑娘，问她们去干什么，袁媛回答说是去上吊。几个人都说读书太难，死了算了。李平平被说动了，可是她没有白孝布，急得差点哭了，她们答应等她去找。果然不一会儿李平平高高兴兴又找来条“白孝布”。几个人慌慌张张去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最后选在离学校约一公里远的一条悬空的自来水管下面，几个人用小手抓住那水管试了试，说是这里好，不像桃树会断，再说下面是一片青草坪挺干净的。于是她们就把布条拴了上去，布条下面都留有一个空套子，彼风吹得晃晃荡荡的。有人提议和父母老师告别，几个人齐刷刷跪在草坪上，天真的脸变得肃穆了。这一“仪式”结束，正要准备“实施”，吴兰兰猛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许舅舅还会给她两元钱买糖吃，不等小伙伴们同意，她拔腿就跑了。吴兰兰一走，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便有些动摇了。只有侯芳芳仍十分坚决，她说：“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死我死，但不准你们告诉任何人，如果哪个敢当叛徒，我会变鬼来找她的。”
说完她写了张纸条留给老师，大意是她死后一辈子也见不到老师了，但她愿意去死，这样以后就再不会有人能打她。骂她、批评她了。她把纸条交给袁媛，就义无返顾地挂上脖子。当她在水管下面挣扎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吓得愣住了，继而各自向自己家里跑去。
这些孩子回家后，的确遵从侯芳芳所嘱，没有告诉任何人。待第二天上午芳芳父母找到她的时候，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侯芳芳的父亲是国家干部，70年代未由学校分到这个小镇工作。与本镇一农村姑娘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农民出身的侯父，深知在这山沟里于农活的艰苦和得到一个工作的不易，要跳出“农门”的出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一对儿女的学习上。芳芳爱学习，接受能力强，在父母的辅导下，还未上学就已把一年级的课学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成绩在班上总是居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少先队中队委。遗憾的是芳芳的弟弟对学习毫无兴趣，靠读书成才希望渺茫。于是，芳芳成了这个家光宗耀祖、跳出“农门”的希望，也成了父母在人面前炫耀的“金牌”。为了让这块“金牌”继续发出光芒，达到父母的目的，父母给她定了严格的“家规”：考试成绩必须双科100分，下午放学4点20分到家。年年还得评上三好学生。达到这个“标准”不容易，哪能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呢？为此挨打也是常有的事了。她常把自己和弟弟相比，产生了受歧视、受虐待的感觉。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这样哪怕成绩不好也不会挨打了。”
不知是孩子想求得父母对她的一点爱，还是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这姑娘懂事早的缘故，芳芳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很能干，煮饭、喂猪、挑水、洗衣她都于得井井有条。就在悲剧发生的前一个月，芳芳奶奶去世，父母到六十多公里外的老家奔丧。一去就是好几天，芳芳在家里除了操持家务，还要辅导弟弟学习。尽管如此，父母对芳芳的严厉仍是有增无减。有一次，她曾因成绩达不到100分而一夜不敢回家；又一次因脚背被弟弟用斧子砸伤后，反被母亲臭骂……
她慢慢感到爸爸妈妈都不爱她，小小年纪变得少年老成。虽然因为她“成熟”，邻居们夸她，亲戚朋友赞她，但是人们并未发现，在她身上缺少了同龄人的天真活泼。
由于学习成绩好、懂事早的原因，侯芳芳在学校、年级、班上都担任了职务，成了学校里的“小忙人”，她除了完成自己的作业，还努力做好老师交待的事。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一次老师要她带领同学们打扫卫生，卫生没有打扫完，她就和几个同学踢毽子去了。老师发现后，没有批评任何同学，却把她口、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通，说她是“干部”，要起表率作用，过后她想不通，悄悄蹲在墙角哭了好久。
叉有一次，老师安排她组织早读课，那些调皮的男孩子把她的书包藏起来了，她就凭着背熟的课文带领同学们早读。因有一句课文一时记不起来，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笑，恰在这时老师进来了，当着全班同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