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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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有了书号就算是合法了，不是投机倒把。“行，只要不是投机倒把我就干。”赢家笑了，他与书商谈成，由他负责选编高考复习资料的内容和市场销售，书商负责搞书号和市场营销的相关手续，利益五五对开。
这一年，赢家与那书商两人共印书两万册，仅在江西、河南两省销售，百分之百地销售出去了，各得四万余元。他们说好：谁也不把利润放进口袋，全部投入到来年的“再生产”。
第二年，赢家和那书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共印了十万册，并铺到了全国市场，又一举获得大胜。每人得利二十余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全中国遍地都是黄金！我们印高考复习资料就像在印人民币一样，印多少就能变成多少钱。第三年我和朋友又一次合作，不想这年没有获得全胜，印三十万册，有十万压在手里……”赢家说。
“为什么？”
“被几个出版社抢占了市场。”赢家说，“虽然这年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可实际上是给我们怎么走好高考教材这条路指出了方向，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这年开始，我们就涉足到了出版社，并且用短短的时间，把几个本来连饭都吃不上的小出版社，滚动成了名传四方的大出版社……”
赢家后来的故事就变得神秘了——赚钱赚到一定份上是不再告诉他人具体数字和操作的秘密的。可是我知道赢家的许多发迹的过程，在80年代中叶，他先后承包了南方几个教育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还是一律靠编卖教材和高考复习参考资料为惟一的生意。经他运作的某出版社，原来一年出不了几十本书，而且大部分是赔本生意，赢家承包了这家出版社的教材编辑室，一年中就给出版社挣得利润五百多万元。后来出版社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职工工资奖金也成倍往上涨，但赢家在这儿却成了输家。出版社的社长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明年准备发动编辑们也都来搞教材，你不是编辑人员……言外之意是要“请”他走。赢家一声冷笑，甩手就走人。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赢家学乖了：我只出钱买你书号，其它的与你们出版社丝毫没关系。行，一套教材的书号得交三万元。赢家说行，三万就三万。后来出版社看到他一开印就是十万册书，便说书号五万元。赢家还是说行，五万就五万。由于这样比较干脆的操作，赢家在那几年中迅速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时个人资产已达千万元之巨。
后来赢家再没有干这行当了，不是钱不好赚，而是国家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一直在抓教材出版的管理。那些本来不懂市场的出版社也经过几年的摸索，渐渐自己有了行势，并且根本用不着像赢家这类书商参与，就能赚大钱。
赢家告别了高考教材发行战场，投身到了股票市场。而那些可以出或者不能出教材的出版商们照样大赚特赚学生们的钱，并成为至今中国出版业中最富有的阶层。
“谁有编印教材的权利，谁就是捧了金饭碗！”出版界这句话已经说了多少年，且是经久不衰的了。
某教育出版社原来仅是省人民出版社下面的一个教育科技编辑室，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十几年后的今天，俗称“老大”的人民社早已在当年从自己体制下分出去的“小弟弟”教育社面前变得毕恭毕敬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今的人民社社长也时常要到教育社那儿“打工”——找本什么教材出出，以缓解本社出版的亏损局面。教育社呢，人员编制不多，但每一个编制的含金量，可是在省出版集团下面最高的，因为能进教育社，就意味着可以拿到比一般出版社高出三倍以上的工资和一套让其官出版社的人盼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三室一厅房子。这个省出版集团所属的“老大”人民社与“小弟弟”教育社在过去十几年之间发生的地位变化，很典型地反映出中国考试制度与考试现象直接孕育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产业，即教育出版业的空前发展。
据199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年度出版数字统计，全国的图书出版物中，教材及与教材相关的教育类图书，约占全国图书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年销售量达三百亿元左右。这个数字令人吃惊，它等于告诉我们，全国的三亿多学生，平均每人负担教材费多达百元以上。其实这仅仅是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数据，因为很多通过“第二渠道”走的教材比如专门给高考（还有中考）学生准备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考书籍”等，还根本就没有在统计之内。有一个学生家长告诉过我，他在儿子参加高考之前一年多中所买的“参考资料”的来源渠道：他是西安人，听人说北京出的《海淀考王》等“高考参考丛书”都是北大、清华附中名师编著的，于是1998年在西安召开的那届规模空前的图书展销会上，他一下就为儿子买了三十多本、计五百多元的书籍。后来听说又有两套“参考资料”不错，特意托人专门从一个书商那儿高价购得一套“样书”。其实这位家长谈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市场上和新华书店里所看到的“考试书籍”，仅为这类书籍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非正规渠道销售。
人们可能还记得，在1990年至1993年之间，国家有固炜门曾多次集中力量开展打击和围剿地下印发各类考试参考资料与图书的专项严打非法出版物活动。其中在一次南方的“严打”中，一举堵袭了一个非法书商印制的所谓《高考参考总汇》，其数量达五十余万册之多！据这位以专营“高考教材”为业的黑道“老大”交待，他在过去的五年里，曾冒用青海、甘肃等教育出版社的书号从事非法交易的图书就有三十多种、总码洋达千万元之巨。而且这位黑道“老大”的黑书销得还特别顺手，从来没“打卡”过。原因是他的印刷成本低，不要书号费，也没有交税一说，故他出手批发的图书折扣之低，使得他有足够的市场。“但根本问题还不是在这里，而是因为每年的考试市场太大，只要你糊弄个好书名，就有人会买。”这位黑道“老大”说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无须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为数相当的出版人士靠每年的“教材”与“考试参考图书”，吃得太肥了，而且肥到每年你安安稳稳坐在那儿就可以等到一批又一批人为你高高兴兴地送钱来……
某省的一位作家出身的文艺出版社社长不无气愤地说，他辛辛苦苦带领全社编辑职工干了十几年，年年连奖金都成问题，领导说他们的工作没成绩，但这位社长说，他的出版社出书获得过全国的“图书奖”，也得过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更为广大读者出版过很多全国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每年文艺社的全体员工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抓这些精品，可到头来他手下的兵却越来越少了，现在社里的骨干只剩下十几个五六十岁的老编辑了，有能力的年轻编辑都跑到教育出版社去了。“那儿多舒服呀，不用动脑子，今年的教材就是去年的翻版，换个书皮，改个名字就是新书，而且越卖越好。有时间还可以出去搞第二职业。”那些离他而去的年轻编辑们笑呵呵地对他说。“有啥办法，这就是中国国情！”这位社长说，他花了几年心血精心编印的巴金“三部曲”的年销售量，还不如人家教育出版社一本《高考热点知识指导》一个月销售量的十分之一。
北京西四新华书店和新街口新华书店是离我家最近的两个书店，也是我为了写本书重点追踪书市行情的两个点。1998年高考前夕，我在这两个书店顺手摘写下的有关高考的书目，竟然在一张纸上没抄完，草草一数，整整六十多种！光是《海淀考王》、《海淀名师》、《海淀高考大冲刺》一类的参考书就有好几种，而且每一种又都是好几本一套的“丛书”。
1999年高考前我又走进这两家书店，重新摘录了一批书目，发现两个奇特现象，一是我在98年时以为再也想不出的好书名，这一年又粉墨登场了一大批，如《99高考必胜新型题及解析》、《走清华北大高考阶梯训练》和像《在清华等你》、《在北大等你》等等这类很诱人的新书名。另一个现象是一些前一年就有的高考复习资料，这一年仅仅把“98”的年份改成了“99”年份，内容除了增添了99年高考的试题外，仍然是98年我看到的那些老书。其种类则比前一年多了不少。
到了2000年元旦那天，我跑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再次观摩“高考参考”书展，粗略地过目一下，比前两年的势头有增无减。在此列下其中一些书名：它们是《海淀备考》、《海淀名题》、《海淀考王》、《金榜题典》、《百练一胜》、《天骄之路》、《高考领路指南：疯狂冲刺》、《高考难题得分》、《高考短平快》、《2000高考能力题》、《2000高考红皮书》、《2000高考总复习》、《2000最新高考命题考典》、《2000高考会考大演习》、《2000北大清华高考状元题易错题典》、《海淀高考内部摸底试卷》、《北京市著名重点中学模拟试卷精选》、《全国十大名师中学试题精选》、《最新高考对策与模拟试卷》
我实在摘不过来，因为外地出的如《黄冈考典》、《上海状元题典》等，似乎是我前两年就见过的老书新版。
“老书新书有啥关系？只要能让孩子们考上大学就行了呗！”书店的服务员在与我聊天时说，老书还吃香呢，比如有一套“海淀名师”编写的高考书，据说有考进北大、清华的“状元们”在报纸上一介绍后，想买的人更多了。
那为什么一样的内容又把书名给换了呢？我问。
哈哈哈，说你们作家是书呆子还真没有白冤枉呀！服务员拿我开心。她告诉我，老书名字会不值钱的，因为家长和考生都知道每年高考的内容在变，你出书再用同一个书名，人家就认为看你的书会耽误考试成绩的，所以编书人和出版商们都很精，每年把书名换一下，标题内容作一调整，照样又是一套新书卖给消费者。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如果此书前一年好卖，换个新书名后可以把定价再提高那么一块两块什么的，不又是一大笔可观收入嘛！
原来如此。
令我感到有些窒息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内容相似或重复的参考教材如此常销不衰？而且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家长们，竟然对一本本内容雷同的“高考参考垃圾”如此地热衷？
“有啥办法。这叫有病乱投医。”有位家长道出了他的苦衷：他的女儿成绩很不错，在班上是前三名的水平。孩子交给老爸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每星期必须到书店里去一趟，看到有关高考参考方面的新书就买回来。女儿对他说，爸，你不是要我考大学吗？老实告诉你，我在学校的成绩是靠下苦功夫才得到的，我这做女儿的脑子你老爸给我时就并不比别人聪明，所以我只能靠比别人多下苦功才能赶上前三名，别人做一道题，我得做两道或三道题；别人做一个难题我就得做两至三道难题。这老爸你懂了吧？我让你把书店的新书买回来，就是让我可以多做些别人可能没有做的题。唉，重复也没有关系，考大学不就是为了对付嘛！学校老师都说了，考中国的大学就是靠在题海里学会游泳后才能成功的。
这位学生家长看了一下我在书店摘抄的书名，笑道：“你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没摘抄到。”
“这么说你至少为女儿买过一百本以上的高考参考书？”
“一百五六十本吧！”
“天！你女儿都看过、做过那些书上的题？”
“全看过，也做了大部分题。”
我又一声“天哪”后，对天呼道：“等我孩子考大学时，也要做这么多题吗？真的那样就实在太可怕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中国的孩子和家长大概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吧！”
为了不让明天的我们的孩子们受这等折磨，我决定要怒斥一番那些制造题海的罪魁祸首们！因为他们确实太可恶——为达到自己发财赚钱的目的，不顾学生和家长所要承受的负担，不断重复地粗糙无比地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那些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和必须的参考教材与参考资料的大量“高考垃圾物”。正是这些“高考垃圾物”，使得本来就呈空前激烈、空前繁重、空前重复状态的高考题海应试，变得更加灾难深重。
我想特别指出，有两种人最可恶。首先是那些坐在家里只管赚钱的出版商们，他们从来不想如何减轻些学生和家长们的负担，而是只从如何更多地为自己腰包装钱着想，所以一直不停地一本本出名为“精品”、“指导”，实为误人子弟、浪费学生宝贵时间的低级印刷物。第二种可恶的人是那些冠以“北大”、“清华”名师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在做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用句难听的话称其为“狗屁名师”也一点不过分！原因何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名师，就不该靠题海战术来引导广大学生无数遍地去重复做题，其次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师，而是假冒“北大”、“清华”名义在搞欺骗，那么应该是受到法律制裁的。由此我认为，“名师”做错事，其后果更为恶劣。哪一年市场上不再出现“海淀名师”等高考指导丛书时，也许中国的教育改革才真的开始有希望了。尤其是那些挂着“北大”、“清华”名师的“高考参考”书不再出现时，无疑那才真正到了中国教育的艳阳天。聪明的人对我的这个观点其实一看就明白：现在大家都在大谈特谈要改变应试教育，可是某些教师特别是所谓名师们，正在带头搞的那些名为“指导”实则是“拣外快”的事，不是正在给已经够巨浪滔天的高考应试推波助澜吗？
科学家中搞伪科学的是最可恶的败类，而搞教育的人搞误导学生的事也应当是最可恶的败类——是那种影响千秋万代和民族整体素质的败类！
中国教材和高考复习类出版物泛滥成灾的现状，应该得到严格管理和限制，尤其是对那些以暴利为目的，内容重复，质量低劣的“高考垃圾”式的参考与复习资料。有一位学生在谈论起这些“高考垃圾”之所以能盛行时说：从高二开始，学校的老师除了要求我们完成课程教材与参考书外，每周都要发一批不知从哪儿来的“参考资料”或者什么“高考题库”。老师说了，你们现在是参加全国高考，我们这儿本来教育质量就不行，学校的硬件软件都比不过人家大城市和名校，所以要靠在统一的考试中获得与别人一样的成绩，就得多做各类各地方出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北京的参考资料，北京的参考资料中间还要挑选“海淀名师”们编写的题库一类参考书。学总是比不学好些。你们的父母不都希望你们考上大学吗？你们不也一直想走出小地方，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