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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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从骨子里和心灵深处涌动迸发的上大学追求，才真正使得中国的高考战火越燃越烈。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判断，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极富价值，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大学门变得异常神圣和庄严。
然而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我听到了另一种被人称为“挑战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由我们的同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和他的儿子赵延父子共同发出的。
赵长天主持进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1999年响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比赛，而是能使获奖的小作者兔试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比赛！仅一篇作文就能进北大？这使得《萌芽》杂志领导的这场“挑战高考”的作文大赛格外引人注目。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当许多家长和学生纷纷对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北大的作文比赛产生浓厚兴趣时，赵长天主编又“以身说法”，把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端到了前台，响亮地提出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质问。在全国人民空前热衷于准备把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家庭储蓄投入子女的教育、国家大张旗鼓地搞大学扩招时，赵长天父子的这一呐喊，听起来不能不说是震聋发聩。
赵天长的儿子赵延在初中时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真正的市重点中学，赵延父母当年都是这所中学的优等生，可儿子在初三之前成绩从没有好过倒数第十名。到了初三，赵延开始知道用功了，每天做作业至半夜以后，成绩明显上升，“中考”时仅差一分不能直升本校高中。照父亲赵天长的身份，再出不多的钱进个重点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在上海这个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进了重点高中再想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到了赵氏父子手里，却成了另一种情况：
“爸，我以后不想考大学了，所以……”
“所以连高中也不想上了？”
“嗯，你同意吗？”
赵延把难题搁到了父亲这边。如果换了另一位父亲听到这样的话，不是怒发冲冠，也可能拔拳相揍了，但赵长天没有，他沉思稍许后，认真地回答了儿子：“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儿子当时非常吃惊，但很快又自信地朝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知父莫如子，老爸是个明白人，赵延正是对这一点心中有数，他才敢向父亲“口出胡言”。
“什么，侬哪能连儿子不想上大学都让着他呀？”像全中国普天下的百姓一样，赵延本人决定不上大学倒没有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反响，而他父亲、身为上海作家协会头儿之一的赵长天，却在那一阵子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大学还是要考的，何况现在都到21世纪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了进入新世纪的入门券，你当家长的不对孩子负责还有谁对他负责？千万别顺着孩子……”
赵长天当时的压力还真不小，而他竟然顶住了。
“我就是不高兴读高中。上初中都要每天学习做题到深夜12点以后，到了高中怎么办？还不天天不睡觉？所以我不愿读这样的书。”儿子赵延说。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愿意考大学，我们作为父母当然支持，但你没有这个愿望，觉得自己不愿意受高中三年的做题之苦，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儿子当时十六岁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了。”赵长天说。
这对父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儿子在没有上大学后出现的变化，用父亲的话说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不用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为孩子的作业和成绩紧张与忙碌；不用像其他家长一次又一次到学校参加家长会接受“战争动员”；更不用像其他家长面对儿子高考可能的成功或失败犯心脏病。让赵长天最开心的还有儿子后来不仅改掉了许多毛病，比如由仅仅爱好武侠小说，拓展到在中专学校里能当语文课代表了，而且学习成绩从后十名上升到了前十名；见生人胆怯时的口吃也没有了，并且当上了文学社“头儿”。儿子所学的海关专业使他在毕业后找工作很顺利，两年多来的工作实践中他同样表现得心情愉快和积极努力。
“你对爸爸的最大要求是什么？”
“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在一次电台做节目时，儿子这样回答主持人，赵长天听后“特别特别开心”。为此赵长天对现在的考大学风有了自己的一通宏论：“现在重视考大学相比‘文革’时的白卷英雄是一种进步。想念书就再往前走一步，但要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谁都不应受歧视。”
允许和尊重个人选择——这话对今天的中国千千万万家长们来说，是不是太重要了？是不是太值得教育和鼓励学生及老师都补上这一课？
人类的文明进步表现在什么地方？科学与知识当然是重要的明显标志，但就个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不是体现在自己的权利和理念真正被社会、被他人所尊重的程度？然而看看我们现在的学生家长及老师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与学生的：考不上大学你就是猪狗都不如！你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人，以后考不上大学你只能去扫大街！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于是孩子们从入小学门的第一天起，在家长和老师们如此这般的灌输下，就知道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自己是“笨得不如猪狗”，以后就只能去“扫大街”。他们于是自觉自愿地成为考试机器，自觉自愿地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应当被人尊重的选择人生命运的权利。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学生，在我们多数家庭里成长着的孩子。
“文革”十年使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人成为了“被耽误的一代”，这是人人都痛恨的政治灾难所致，这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也是极少见的，它多少带有“不可抗拒性”。然而今天的高考指挥棒的挥动是不是又导致另一种残酷的形式，迫使我们的孩子正在成为“被剥夺选择个人权利的一代”？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又能不认同这个结论？
普遍的情形是孩子们已经麻木了，即便他们隐隐约约知道些自己的这种权利，但也看在父母含辛茹苦的份上不想开口了。不是没有孩子站出来像赵延那样面对父亲表明心迹，只是现实中这样的事太少了，赵延敢说是因为他的父亲理解他，并尊重和支持儿子的选择权。如果换一个父亲或母亲，赵延的结局可能就不是现在他很开心的现实。
我在某学校采访时，知道那里前年有个落榜生因为不愿再考大学了，父亲在他回家后先是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然后告诉儿子：不考大学可以，你要是留在家里，你就去死，要不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
儿子欲哭无泪，用什么话恳求父亲尊重他想做一名摄影师的选择都没有用，最后儿子只好关上门割腕自尽……
“我们学校这十年中已经出现多起不考大学而被家长逼死逼走的事件，弄得我们老师压力都特别的大。你想，如果不帮助孩子考上大学，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当老师的不也成了间接杀手嘛！”这个学校的一位老师黑着脸对我说。
在采访这类“高考报告”时，我的感觉总是最痛苦的。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个理：社会是由各种人组成的，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塔尖，没有塔底、塔座，也就不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高塔。
可问题是“知本”时代和文凭社会逼得人人都忘记了这些理儿，通常的劳动者光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只有在每年的“五一节”那一天才有人出来喊几句，剩余的三百六十四天里我们听到和见到的全都是“知本”与网络等名词，以及由“知本”和网络名词构成的一夜之间便可富甲天下的美梦和花环。
“知本”和网络肯定是我们已绎进入的新世纪里最重要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的数量还很有限，即使按照国家制定的大学入学率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九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左右，仍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适龄青年不能跨进大学“龙门”，过度地强调人人考大学显然只能让更多的人在门幅有限的“龙门”前殉葬而死。最主要的是我们会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教育大国，不选择上大学的人仍占多数。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疯狂地想做“比尔·盖茨二世”吗？不知有谁提起过比尔·盖茨这位电脑天才也是中途放弃大学而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的！
想上大学肯定没有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道路必然收益更可观，这也绝对没有错。
新世纪开埠之际，我们应该在国人中大力提倡一件事：让孩子们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知本”和网络很重要，但通过考试机器似的做考题所获得的一张文凭，并不能真正进入“知本”阶层和网络世界。
新世纪里，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比尊重个人的选择和意愿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更符合文明进程的内涵，也更体现个性创造的特征。
考上了大学又怎样？
“考上了大学当然好。”这同样是个不用质疑的回答。
但让我们置疑的是，中国人现在对“考上了大学当然好”的“好”字中，有多少是可以使一个人能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奋斗之中体现实际价值，并在我们民族与当今世界列强抗衡时所凸现自己的能力、体现民族精神意志的东西？
考上大学当然好，好在有张找工作的文凭；好在能在社会的生存空间里被人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好在有饭吃，好在有前途。
中国人自古讲究实惠，前些年很多人不上高中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后能直接找到工作，而高中毕业如考不上大学，高中就等于没上。大学专科生毕业不包分配随之出现，人们开始直奔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考试，近三年间研究生考试热火朝天，人数年年几十万几十万地往上翻。
终于这一天又到来了：考上大学后仍然没有用！
有人说现行的大学是个最大的人生误区，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其实可谓一针见血。现今的大学两类专业最吸引人，第一类是热门专业，比如金融、外语、贸易、法律、经济管理等，它让本来都很优秀的学子们拼命往这些专业挤，直到挤得这些专业爆满得不能再爆满——但大学门不仅没有对此加以限制，相反极力扩大这些专业的招生名额。最后，几年过去了，当学子们满怀喜悦拿着这些专业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文凭走出校门时发现，这个世界本不该让他选择他所学的专业。看一看前几年满大街开设的会计学校，害得多少女同胞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理财的会计大师，结果天下哪有那么多公司和单位呀？最后只好回家当“财务大臣”。现在的大学办学现象跟前几年的会计班大战十分相近。学校才不管你以后是律师多了，还是银行家多了，他们现在想的是办热门专业可以每扩招一名学生多收几万块钱！第二类是冷门专业，所谓冷门专业，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那些现在社会上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科目。有人问为什么不早把这些没用的专业从现在的大学里扔出去？这里面学问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该扔，但谁都不去真正动作，局外人不知道的奥秘是，这没用的专业恰恰能满足那些想上大学而成绩又考得不行，或者根本没有考上但又对大学痴迷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这一部分人很多是偏远山区和家庭贫困的孩子，当然还有些纯粹是有钱而智商低的家庭的子女。后者干脆是用钱买个上大学的机会，前者常常因为本地学校基础差，家庭又交不起高昂的学费，所以他们选择了谁都不愿意去的那些专业。他们是进了工学，但当他们走进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好运从此结束。四年苦读的自豪的大学生，四年后拿到的那张文凭等于一份过时的黄历。苦苦恳求，苦苦寻觅，仍没人愿意接收。这样的大学生永远找不到自己对口的工作，只能落入“高级盲流”队伍中，其结果的命运多数很凄惨。对这些人而言，考上大学不仅没用，甚至简直就是一生的灾难。
某年7月高考炎热的日子里，有人在北京圆明园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验证，是具男尸，年龄在二十六岁左右。死者的身份不明，最后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一封遗书，才知道他曾是“清华园”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他的死并不复杂，虽然是自杀，又是与学校早已无关的无业游民，但他的遗书却发人深思：
……我曾经是一个令家乡几万人骄傲的“状元”！父母为了让我上大学，几乎倾出家中的全部，我也努力了。我报考的本科专业是农业机械化专业，等我四年苦学毕业后，想尽快找份工作以报父母当年送我上大学之恩，可我失望了，招聘会上我从来不敢拿出自己的文凭去应聘。我也回过老家，试图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寻找我的出路，可老家的人告诉我：早在十几年前土地都包产到户了，谁还用农机机械？后来我发誓再努力考个研究生，不是都说研究生好找工作嘛？于是我边打工边复习，过了整整两年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圆明园边的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我从此以为这一生永不会再过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我这回又错了，当我几年后壮志满怀地拿着硕士文凭去参加应聘时，人家一看我的专业，不屑一顾地朝我讥讽道：你这个硕士呀，还不如一个工商中专，现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谁还搞什么农业机械化？那是毛主席“农业学大寨”时的热门专业，现在是网络时代，网络上不用农机，只用鼠标。是啊，现在是“鼠标”称王的时代，我这个农机硕士活在这世上不是多余吗？我别无选择，如果当年高三时我不考大学，也许今天我还是南方打工仔中的一员，每年到年关的时候能自豪地给家中的老父母寄回些钱去，然而现在我除了手中的一张硕士文凭外，一无所有。我不可能回到中学时代的选择了，读了大学的人只能往前走，可我的前面是什么呢？我看不见，只看得见这圆明园湖水中的那片天与月……
像这位硕士大学生的无奈选择，每年我们在京城可以听说好几起，现在滞留在北京的大学本科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据说有五六万以上，他们无正当职业，无固定收入，无稳定家居，属于他们的只有手中的一张大学文凭……
来年真的要取消高考？
“来年当然要取消高考！”这是一个新的同样不用置疑的答案。
笔者认为据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进入了非改不可的堤旖，“考死题、死考题”是过去二十多年高考中一直存在的最严重的劣病和顽症。这不仅受到无数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连当年在邓小平面前呼吁恢复高考的湖北大学查教授都这样认为：如果看到现在这样的高考，我宁可不主张大学招生还搞考试。查教授显然已经无法容忍他当年所倡导的高考发展到今天全变了味！“考死知识，知识考死人”，这样的毛病自古就有，似乎是中国教育专家们的专利，说好听点是“特色”。中国的教书匠们值得尊敬，但领导他们的官员们则该好好反思了，因为正是几千年这种千古不变的考试模式使中国人固有的聪明与智慧天性被彻底地泯灭了，那一颗颗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