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星之子 作者:康奈尔-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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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很难给人们的记忆打下烙印,至少,只是暗示性的表达。然而,必须对朗弗罗的“致命”一节做争论。“苦胆”说,印第安人在等待那些穿蓝制服的士兵小跑着进入这个接待室,然后,再将他们吞掉。当然,事实不可能如“苦胆”所说,但这只是一种暗示,或者是夸张,这些印第安人可能并没有做这样完美的准备。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们知道穿蓝制服的纵队正在迫近。除此之外的事,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这首诗,可能特别为首领指挥官“坐牛”安排了一个由三千名斗士组成的突然反击。纯属假设。路德·诺思在边疆度过一生。他说,尽管那些首领勇猛过人,甚至是雄辩家,能够激励族人的感情,但由于印第安人没有军纪,他们却不能发出让斗士服从的命令。要是一个斗士愿意参加袭击战斗的话,他就说:“我去了!”倘若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意愿,就跟他同行。然而,如果“红云”或“坐牛”想要在这些勇敢的人中选择一行人,并命令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去攻击某个敌人的话,是无人会关注这个命令的。
道奇上校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他曾站在一个能俯瞰南普兰特河域的小山顶上亲眼观看了一场“对大约100名斗士的训练”。他们的指挥官是名苏人首领,他坐在矮种马上,近一个半小时,他不时移动右臂指挥着这些骑兵。后来,他向道奇解释说,他一直用一面镜子发信号。
侦察员乔治·哈里了坚持说,他在小比格奥看见五名首领,每位首领手持一面旗帜,调集自己的斗士:“一面是红色的,另几面有黄色、白色,还有一面是黑色。所有这些首领们都卓越地指挥着他们的斗士。”哈里了认为,“坐牛”在直接指挥处的附近。
代里人麦克劳林甚至认为“坐牛”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他说,在子弹不停地咯咯穿过这座棚屋的杆子时,他立刻便逃跑了。“这场袭击使他心里十分恐惧,‘坐牛’从来就不是个非常英勇无畏的人”。他领着他的所有妻子与孩子跳上矮种马,朝西南方跑了。当从村庄跑来的信使追上他,向他汇报了卡斯特被歼灭的消息时,他已经走出村外八到十英里了。“我时常争论,挫牛’确确实实是一个胆怯鬼,这个结论来自我的个人了解,来自各种有关他的事件,也来自那些作战首领们对他的轻蔑态度。然而,他的巫术是极高明的。”
不管“坐牛”是否参与了这场战斗,也不管他是否安排了图谋策略,不用怀疑,卡斯特追踪了这些暂时宁静下来的部落,按照特理将军的计划,追踪了他们。很清楚,他的意图是袭击他们。因此,他不是伏击他们,而必定是如同一个猎人步入他自己埋下的陷阱狭口。
至于战斗人员数字问题,郎弗罗的三千人可能被争论过。然而,这好似不无理由。预估的沿这条河扎营的印第安人总数是2500名,但结果却成了20000名,这一最终数字是由安森’米尔斯上尉给出的,他同库鲁克在一起服役。战斗结束一年之后,H·L·斯科特中尉参观了这个战场,并数了原先扎棚屋的那些圆圈场地,可当他数到1500个圈子后便放弃了。然而,这些圆圈形场地也可能不精确,因为一些家庭反复搬迁他们的棚屋,很可能会留下两三个圈子。此外,还有数百个简陋的临时住处,它们是些设在灌木丛中的遮蔽住所,在居民离开后不久便被风吹散了。这是青年斗士们的住所,在这个村子的端头,有大量这样的住所。
这些印第安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字。“苦胆”,“平铁”,“狂马”,“双月”,“飞鹰”等人都曾被询问,可他们给出的数字也不会比白人的精确。此外,他们并没有把数字看做重要的事,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和干以上的数字打过交道。在他们看来,谁要是能数到千以外的数字,那必定是吹牛。
至于士兵人数,一些历史学家、教授,也仅是想知道跟随“晨星之子”进入这个荒凉的死胡同的人数,但大都不能使人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也许是220或250人。戈弗雷负责埋葬人员,他数了212具尸体,但还有几名骑兵失踪了。连同雷奥指挥的部队和后来死去的伤员,总确定的死亡人数是265人。简言之,这些数字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卡斯特领导的300人不相符合。
公正地说,如果这首诗用200人或250人来描述的话,诗歌不能流畅地涌出,也便失去它原来的表达效果。所以,这个数字夸张,可能是合适的诗行破格表现手法。但是,朗弗罗先生擅自拟定的这些倒运的骑兵们挥刀冒险往前冲杀则是明显的错误。他们处于守势,战斗中死亡的人们无人带战刀。
原曾给他们发了战刀,这一点也不假,它们虽然是十分笨重的装备,但能起到从心理上压服的作用。19世纪的印第安人确实曾经被长长的战刀惊呆了。所以,曾经对它做了争论,要是没有别的什么绝招的话,第七骑兵团应当携带这些战刀,发挥它的效力。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装在木头盒子里,留在粉河补给站了。爱德华·马歇与查尔斯·德鲁迪奥两个中尉是军团中唯一把马刀留在身边的人,但也是以十分不同的理由,而且两人谁也没有和卡斯特在一起。马歇把自己的马刀收藏在辎重车中,驮载队的人们也欣然接受下来,因为,他曾用它砍杀毒蛇。应要求,他大概成了该军团的杀蛇专家了。
德鲁迪奥的长马刀失踪了。从而,这把做为E连的卡洛·卡米留斯·德鲁迪奥中尉财产的马刀,未发挥它的作用。
德鲁迪奥在公职上属E连,该连随同卡斯特,在这个大山沟,或山沟附近被击溃,但德鲁迪奥是幸运的。在这次远征中,他在雷奥的指挥下供职,从而设法避免了把他的名字奉献于这块纪念碑。
要是他确实带了马刀,也没什么特殊理由,仅仅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这必定和他的贵族身世有关。他有一些能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轶事,而他自己吹嘘的又是那么多、那么令人含糊不清,使得第七兵团一些刻薄的人们把他叫做“算不出帐来”的人。然而,他是Aouila di Rudio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儿子。沃卡特·坎普在1910年采访他时,他给坎普看了可以追溯到1680年的他的家谱,那是用羊皮记录的,无可非议。他为自己的贵族继承权感到骄傲,他自然认为,符合身份的装饰应当是一把马刀。
如同第七兵团中的极少数人那样,可以说他昔日的生活曾散发着恶臭,1858年1月14日,路易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尤金娜由骑兵中队的龙骑兵护送,来到巴黎剧院。人群鼎沸,剧场中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威廉·泰勒”前奏曲。突然,三发炮弹袭击了皇家列队仪式,一匹马被炸死,两名枪骑兵也丧命。许多人受伤,包括罗格万特(Rogwet)将军和两名步兵。一片金属片呼啸飞过路易斯·拿破仑的帽子,尤金娜的左眼皮被轻划破了一点。事后,有四个人被逮捕:恐怖分子头目菲利斯·奥里斯尼,盖斯平·皮尔利(Giuseppi Pieri),安东尼奥·古姆兹(Antonio Gomez)和德鲁迪奥。德鲁迪奥声称他是一位葡萄牙啤酒推销员,名叫戴·塞尔瓦(Da Selva)。古姆兹逃脱了惩罚,其余三名则被交托给格卫洛丁(Gaillotin)博士发明的超现实主义刑具。
当时,德鲁迪奥并没有住在巴黎,而是住在伦敦东区,并和一个年仅18岁未受过教育的糖果店售货员结了婚。早在三年前那姑娘就怀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政治改革家们的帮助下,她可能替她的丈夫给尤金娜皇后转交了一封乞求信。虽然,这则故事没有文字记载资料,仅仅是某人以替他辩护的角度,清楚地讲述了这件事。
3月12日下午5点半钟,普鲁柯勒将军收到一份授权证,授权他执行由阿斯伊泽法庭宣布的对共谋犯奥里斯尼与皮尔利的判决。两天之后,判决执行。两名“极其勇敢无畏”的恐怖分子掉了脑袋,德鲁迪奥被缓刑,终身监禁在“魔鬼岛”。1858年秋天,13名罪犯挖空一根圆木藏身,朝英国的古伊安那斯(Guiamas)划去。从古伊安那斯,他借助更常用的法式航行,到了伦敦,找到了贤良的妻子伊丽莎。显然,为再次证明他不改习性,他决定组织一次巡回演讲。可19世纪的英国人比20世纪的美国人更有辨别性,从而未能使德鲁迪奥试图从他的谋杀功勋中察觉出什么好运来。
1864年,他移居美国,在纽约第七十九海兰德尔斯志愿人员部队入伍,当了一名志愿兵,但他渴求的是一个授衔令。为了接受美国第二混血人种骑兵军队中尉的授衔令,他从第79志愿兵团退伍,尽管那是一个几乎没有白人愿意接受的职位。1866年1日,他退伍了,但到了第二年秋天,他再次作为一名正规军中尉,穿上军装。但三周之后,由于体格检查不合格,也由于作战部队获知了有关他在巴黎的行为,他的这个任命被取消了。
正如许多纳粹分子看出他们的欲望与利益那样,那时,我们的政府很少由于一个人的缺点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他不是完全不能用的废物。所以,就在宣布德鲁迪奥不配穿美国军官制服五周之后,该政府又恢复了他的中尉职务。1869年7月14日,他被分配到卡斯特将军的兵团。
无论他是否在小比格奥挥舞过一把战刀,不用怀疑的事实是他欢喜这种武器。随同羊皮纸家谱,他也给坎普先生看了一把镶金马刀。这是他的兵团屯扎在堪萨斯时,他的连队成员送给他的礼物。卡斯特曾经为他接受了这件礼物斥责了他,告诉他违反了规章制度,有损于部队的良好纪律,然而也没有命令他把这件礼物退还,所以。德鲁迪奥一直紧紧地握着这把马刀。
据说,他不顾及别人的奚落,好几次在战场上也带着这把马刀。为了沿袭高贵的身份,他甘愿忍受这些议论。这样看来,要是他没有像马歇中尉那样把刀留在装载车上的话,那必定是把它带到这条峡谷里了。在一次采访中,“苦胆”首领也宣称,一名士兵确实带着一把战刀。
这场战斗中,可能有第二把马刀。一个叫“鹰麋”的奥格拉拉人说,还有一名苏人也携带着一把从玫瑰花苞湾战斗中缴获的马刀。所以,这场战斗中最多有两把马刀,但卡斯特的人没有一个挥舞过它。
事情也并不像朗弗罗先生第七节诗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苏人并不是在这天夜晚逃走的。据详细记载,他们毫不惊慌地迅速拆除了自己的棚屋,在天近黄昏时离开这条峡谷。至于朗弗罗先生说的有关“脸上雨”把这位将军的心脏掏出来的话也纯属胡说,纵使数百万美国人一直认为他是这样干了,许多人依旧这么认为。这首诗还有一处错误!最惊人的是,朗弗罗先生指责“脸上雨”成为最著名的印第安人之一,成为与波卡汉特斯,吉罗尼姆,和“坐牛”相提并论的人。他不应当被诋毁。
麦克劳林争辩说,“脸上雨”这个名字是不好用软音苏人音节译为恰当的英语的,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加以翻译。但照字面意议来看,可能还是正确的。有一天,她妈妈做午饭,把他放在棚屋外边,就在这时,“一只能引报雷雨的巨鸟飞落在附近一棵大树的枝上,随着,是一阵倾盆大雨”。显然,这是一个征兆,于是,这位幼儿便得到他的名字。当时,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谁又能证明它不是真实的呢?可“脸上雨”也喜欢胡诌;听众越容易上当,他也就越能吹嘘。他告诉查尔斯·伊斯门博士,这个名字是他十岁时,和一名夏安部落男孩打拳仗之后获得的。那个夏安部落男孩把他的脸抓得鲜血淋漓,血水在脸上一道一道的,仿佛洒淋了一场大雨。
要么,可能由于他在雨天同库鲁斯·万里斯人打仗而得了这个名字。他曾经把脸染成地平线上的半轮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然而,雨水把它们冲洗成一道道的。
不管他在幼儿时怎么获得这个名字,它十分能唤起人们的想象,白人们从未用其它名字叫过他。然而,在苏人中,他被称做“捕敌者”。
一些印第安人认定,在小比格奥战役中,他在数英里远处放牧矮种马,另一些人强调说,他是“乌鸦王”的斗士,在卡斯特试图越过河时,从西南方发动攻击。他们还说,在攻击中,“脸上雨”的马倒下了,一粒子弹穿过马头,然而他自己没有受伤。接下来他究竟干了什么,无人知道。他可能不止把一个来到这块棚屋营地的白人士兵送上天,但他确实什么也没干,除了朗弗罗说的他在夜晚高捧着令人恐怖的战利品逃跑。
谎谬可笑的是为什么朗弗罗要错误地安置“脸上雨”的仇恨。“脸上雨”并没有像仇恨汤姆那样,对这位将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事情应当追回到1874年,那时,“脸上雨”被逮住,并以谋杀了随军小贩巴勒雷安与兽医霍尼辛格的罪名被监禁起来。据说这两名白人并没触犯别人,他们是十分安分守己的市民。他们曾和斯坦利结伴,一同于1873年去黄石河谷远征。他们轻率地要求外出寻找化石,尽管尤尼萨姆·查利曾经警告他们,并反对他们这样冒险。
那时,雷安军士和M连在一起,负责警卫货车。他说,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他们认为,兽医与小贩到河边饮水去了。霍尼辛格是“一个十分笨拙的人”,他骑了一匹灰色良马,巴勒雷安则骑着一匹黑色墨西哥矮种马。印第安人把两匹马都抢走了。在40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霍尼辛格的灰马尸体,他的一条后腿被割去一块肉,这匹灰色马被良的新主人骑得累死了,然后,几个印第安人为自己制取了大块马肉。巴勒雷安的矮种马没有被找到。
霍尼辛格像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人,但兽医似乎是个什么要人,他知道如何提供比用冷冻方式更好的贮存柠檬与新鲜鸡蛋的方式。有段时间,他在孟菲斯经营一个赌场。本廷坚持说,在黄石河旅行中,他和卡斯特将军结伴,并在卡斯特的影响下办起了随军小货铺,暗中偿付了他的恩人。按照本廷的话说,伙伴关系结束了,他同巴勒雷安一起丢掉一切并送了命,只留下一个贫困的妻子与可怜的孩子。
六年之后,温德尔菲军士采访了这一事件。他说,他们的伤痕证明,两个人是从马鞍上倒下的。伊丽莎白·卡斯特也重复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讲述。她说,那位小贩先中弹从马身上栽倒在地上,印第安人用棒槌把他的头敲成肉糊;兽医藏在一些灌木丛中。当他被发现后,就做了一个求和的手势。并把一顶象征男子汉气魄的帽子送给对方,然而,他们对他的回敬不比对待小贩差。两人的头皮未被揭掉,但霍尼辛格是个秃子,巴拉雷安一直出奇地把头发剪得短短的。
E连的一个号兵目睹了这场袭击。做了以下陈述:
我看见该兵团的随军小贩巴勒雷安先生和外科兽医霍尼辛格先生骑马朝离河不远的一片开阔的树丛走去,我想,我得等到看见货车队来后再往前赶,所以,便躺在我的马旁边,而且。必定是有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我被树丛中传来的叫喊声惊醒。我从地跳。起来,跑到可以看得见的几步远的地方,我惊恐地看见大批印第安人正在残杀巴勒雷安先生和霍尼辛格先生。巴勒雷安先生在林间奔跑着,两个印第安人把箭射入他的他后背;霍尼辛格(也在奔跑着)被追上后,一个身材高大的印第安人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