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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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必定是“劳苦耗悴莫甚焉”。这样辛苦的王位，即使要身为奴婢者来坐，
他都不愿意。
从上面几段，可以看出荀子由正面、反面各种角度来劝说君主分散治权。
不过，分散治权并不是愠无章法的。《荀子·王霸》：“论德使能而官施之
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
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
恭己而已矣。”由此可知，治权“分散”之际，仍得注意合理的分划，也就
是治权“分工”的问题。
经由治权的分工，君主不仅有许多臣子帮他做事，而且有许多具备不同
才能的臣子为他做各种不同性质的事。但是君主不可能直接管理每一个臣
子，因此，在治权分工之外，仍然需要注意分层负责、分层控制的问题。简
言之，就是治权“分层”的问题。
荀子在《王霸》篇指出：“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这里明白表
示治权分层的重要性，其中的“近、明、一”指的就是宰相。换言之，君主
任命宰相为百官之长，由他来论列百官的优劣，考察百事的得失；而君主只
要考核宰相一人即可。
荀子接着说：“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
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
道乡方而务，是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
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能够任命“贤相”，分层负责，由他管理百官，依
照个人的才能及事情的性质予以适当的分工，如此把治权分散出去，最后即
可成为尧舜那样无为而治的“圣君”。无为而治是儒家的理想，也是道家的
理想，一般人也常常提到这个概念。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无为”并不是
什么都不做的意思。简单地说，无为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结果。
什么都不做的意思。简单地说，无为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结果。
“行其所无事”：自动化管理技法
“行其所无事”：自动化管理技法
关于尧“无为而治”的情况，《十八史略》记载道：尧统治天下
5O年。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我治理天下这么久，不知有何成效，老百姓是拥戴自
己呢，还是不拥戴自己呢？问左右，回答是“不知道”。问外朝官，回答也
是“不知道”。问民间有识之士也说不知道。于是尧就微服私访来到广阔的
大街上。在这里，尧听到一首童谣：“万民安又康，尧舜真圣德；不识又不
知，遵循帝规则。”尧又看到一位老人，嘴里含着饭，挺着大肚子，一边敲
着乐器一边唱着歌儿：“太阳出来就劳作，日头下山就休息。要喝水，就凿
井；要吃饭，就耕田。自己过日子，不靠任何人；皇帝有威力，与我何相干！”
依照上面的记载，一般老百姓对于帝尧的统治“不识不知”，说不出来，
甚至还认为统治者与自己的生活“不相干”。这在儒家看来，正说明尧的领
导方式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地步，也就是在管理上达到“无为而治”的极致。
尧为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关于他的治国之道，后人多有理想化的描
述。《文韬·盈虚》篇中记述道：
帝尧当君主时，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
珍贵奇异的物品，不把玩好器物当作宝贝珍藏，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用白粉
粉饰宫廷的墙壁，不作雕梁画栋的装饰，庭院的野草不加修剪。以鹿皮为裘
衣抵御寒冷，用粗布衣遮蔽身体。吃粗粮做的饭，喝野菜煮的汤。不因派劳
役修宫室而耽误农民耕织的时间。抵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顺其
自然地治理国家。对忠心耿耿，正直奉法的官员，就升高其爵位；廉洁爱民
的，就给他优厚的俸禄。对百姓中有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的，就尊敬爱护他；
尽力从事农耕、发展蚕桑的，就慰劳勉励他。为了辨别善恶，对于秉性善良，
品德高尚的人，就在他们门前挂以标志，以示崇敬。。
帝尧作为君主，要求自己心志公平，节操端正，并以法令制度禁止邪恶
诈伪。对于所厌恶的人，如果有功也要同样给予奖赏：对于所喜爱的人，如
果有罪也要同样进行惩罚。对于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要进行慰
问和赡养；对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要给予救济。帝尧本人的生活却十分朴
素，向人民征用的赋税劳役也很轻。因此，全国人民富足安乐而无饥寒之苦，
百姓尊崇君主好像日月一样，亲近君主好像父母一样帝尧是否真的如此贤
德，治国是否真的如此得道，后人实在难以考证。不过，儒家学者们都是相
信如此的。正是从帝尧和其他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中，儒家得出结论：
管理国家必须顺应客观规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
是要“行其所无事”。
孟子在谈到大禹治水时指出：“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
自然，因势利导。假如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事物的自然规律，那
他的聪明也就不小了。”在儒家看来，治国就像治水一样，要顺其自然，行
其所无事。其具体内容就是要求管理者“巧于使民”、“惠而不费”、“为
而不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端。
关于“巧于使民”。《荀子·哀公》篇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定公手下有一个人很会驾驭马车，名叫东野毕。定公为此而感到自豪。
向颜渊说道：“这个东野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驭手了吧？”颜渊听了却不
冷不热地回答道：“是不错、可是他的马也快要逃跑了。”定公很不高兴，
对左右说：“原来君子也会说人家坏话啊！”
鲁定公手下有一个人很会驾驭马车，名叫东野毕。定公为此而感到自豪。
向颜渊说道：“这个东野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驭手了吧？”颜渊听了却不
冷不热地回答道：“是不错、可是他的马也快要逃跑了。”定公很不高兴，
对左右说：“原来君子也会说人家坏话啊！”
颜渊不慌不忙地回答：“噢，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前的好‘圣
王’帝舜善于使用民众，好驭手造父善于驾驭马匹。使用民众不穷尽其力，
则民众不会离去；驾驭马匹不穷尽其力，则马匹不会逃跑。而现在像东野毕
这样驭马，抓得太紧，不留丝毫余地，紧赶慢赶，远跑近跑，马力已经充分
发挥出来了，却还要马儿跑个不停。我就是据此而断定，东野毕的马一定会
逃跑的。”
这里颜渊所说的道理，同《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所谈的“御民之道”，
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两人都把治民比喻作驭马。孔子指出：驭马的方法得
当，驭手就和马匹取得和谐，配合默契，各得其乐；治民的方法得当，君主
和人民也能取得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纷纷前来归附。颜渊则认为：善于驭
马，不穷尽马力，则马匹不会逃跑；善于治民，不穷尽民力，则人民不会离
散。——这从领导方式上讲，就是要求领导者对于下属的管理要留有余地，
顺其自然，行其所无事，也就是“无为而治”。
关于“惠而不费”。据《论语·尧曰》篇记载，孔子认为治理政事有五
种美德，其中第一种就是“惠而不费”，——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
耗费。孔子进一步解释道：顺应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因而使他们得利，这不
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吗？
据《贞观政要·卷一》记载，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待臣们说过：
“隋朝的时候，横征暴敛，老百姓即使有财物，也得不到保障。而自从我取
得天下以后，着眼于使百姓休养生息，而无所征敛。人人都可以谋生，财富
都得到保障——这就是我对于老百姓的最大赏赐。如果我一边横征暴敛，一
边又给下属以赏赐，那还不如不给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儒家“惠而
不费”原则的诠释。
唐太宗的大臣魏征进一步把这种“惠而不费”的做法同“无为而治”的
原则挂上钩。他接着太宗上面的话说：像尧舜那样的英明圣主统治天下，老
百姓都还说什么“自己种田自己吃饭，自己凿井自己饮水，皇帝同我有什么
相干呢？”现在陛下您这样关心和养育百姓，真正像尧舜那样，百姓都得到
统治者的好处却不知不觉罢了。——在魏征看来，“惠而不费”，就是要求
统治者切实为人民办事，为人民着想，使人们安居乐业而不直接感受到统治
者的存在。
魏征接着引用的一个故事也说明了“惠而不费”，“行其所无事”，乃
至“无为而治”的道理。这故事讲道：
春秋时期，有一次晋文公外出打猎，在一个水泽之地迷了路，遇到一位
渔夫。文公对渔夫说：“我是你的君主，快给我带路，我会重赏你的。”渔
夫说：“臣愿意给你带路而接受赏赐。”于是，渔夫左指右引，终于把公文
一行带出了水泽。这时，文公说：“好，现在你需要什么赏赐，尽管说吧！”
可是，渔夫却一个字也不提赏赐的事，反而对文公说：“鸿鹄生活在大
海里，如果飞到小河沟，就会有被人射中的危险；鼋龟生活在深渊中，如果
跑到浅水塘，就会有被人钓走的危险。您作为君主，不在宫中治理国家大事，
却为了打猎跑到这荒野水泽中来，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海里，如果飞到小河沟，就会有被人射中的危险；鼋龟生活在深渊中，如果
跑到浅水塘，就会有被人钓走的危险。您作为君主，不在宫中治理国家大事，
却为了打猎跑到这荒野水泽中来，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这里，渔夫不但不接受晋文公的私人赏赐，反而对他讲了一番如何治国
保民的大道理。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于统治者之所谓“惠”的看
法，以及对于“无为而治”管理方式的热切期望。
关于“为而不为”。孟子指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管理
者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荀子也提出：“故仁者之行道也”
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这里的“无为”就是不要有意地去做；
“无强”就是不要勉强地去做。管理者既然要“行道”，那当然要有所作为；
但是，这种“有为”，又不是有意地去行为，而是按照管理的客观规律去做。
从这个角度看，又可以说是“无为”。如此看来，顺其自然，按照客观规律
办事，这是“为而不为”的一层含义。
上下分工，不要越俎代庖，则是“为而不为”的另一层含义。荀子说：
“昔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在荀子看来，像舜这样高明的领
导者，其领导活动并不是事无巨细，每一件事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可是一切
事情都办得很成功。这当然就要实行分工，上下各负其责。
我们知道，管理就其基本含义来说，就是通过组织和协调众人之长而去
实现一定目标的活动。因此，它既是“有为”的又是“无为”的。作为一个
领导者，必须以组织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目标，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
方案，从而为整个组织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有为”。但是上述
所说的领导工作都是战略性的工作，领导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下属的具
体工作进行包办；如果硬要勉为其难，只能是劳而无功，上下不讨好。所以，
管理工作又是“无为”的。
《荀子·尧问》篇所记载的尧与舜之间的对话，正说明了领导者之“为”
与“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据记载道：
尧向舜请教说“我想使天下都归顺，该如何作为呢？”舜回答说：“不
需要专门去作为。如果您掌管政事专心致志而没有过错，即使是微小的事情
也不松懈，忠诚守信始终如一，那么天下自然就会归顺。掌管政事专心致志，
就要像天地那样前后一致，做微小的事情也毫不松懈，就要像日月那样运行
不息。忠诚充满于内心，表现于外表，显露于四海。那么，天下就像放在居
室里的东西一样，随时可取。既然如此，使天下归顺，又哪里用得上专门去
努力呢？”
在舜看来，天下根本不是统治者刻意去求来的。如果统治者诚诚恳恳地
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那么，大可不必绞尽脑汁或殚精竭力，就可以获取天
下。在这里，统治者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是“有为”，获取天下则属于“无
为”即“不为之为”了。
从现代观点来看，这种“行其所无事”的领导行为，可以说是“不管之
管”，也就是所谓“自动化管理”。台湾交通大学曾仕强教授在谈到“中国
式管理”的特点时说道：“中国人不喜欢人家管他，大多存有‘自己会管好
自己’的观念，大家都向往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动化境界。
中道管理，就是要‘由有为而无为’，经由训练、辅导、考验，从不信任到
信任，先管制而后放手让部属去做。管理者不是不管，而是‘成员由自助而
自立，能按照预定的目标，完成其任务或自动纠正其方向，将上级的监督和
指挥减少到最低限度’。无为而治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但它并非单
纯的无为，却是要做到无为，亦即走向自动化管理。”
自己’的观念，大家都向往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动化境界。
中道管理，就是要‘由有为而无为’，经由训练、辅导、考验，从不信任到
信任，先管制而后放手让部属去做。管理者不是不管，而是‘成员由自助而
自立，能按照预定的目标，完成其任务或自动纠正其方向，将上级的监督和
指挥减少到最低限度’。无为而治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但它并非单
纯的无为，却是要做到无为，亦即走向自动化管理。”
“德治”、“法治”：两种领导方式
“德治”、“法治”：两种领导方式
这种误解的始作俑者是近人梁启超。他在
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
史》中，称儒家为“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与此相应，指法家为“法
治主义”、“术治主义”、“势治主义”。他认为儒家是尊人，搞“贤人政
治”，靠“治人”，所以也叫“人治主义”；法家是尊物，“不问其人之为
何等”，把人当作物来治，所以又称为“物治主义”。
严格地说，梁启超的上述划分是不科学的，但在他那里，还没有达到认
为儒家否定法治的地步。但此后的研究者沿着梁氏的思路生发开去，越走越
远，乃至完全否认中国社会几千年有所谓“法治”。例如麦孟华在《商君评
传》中说：“中国之弱于欧美者，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其相反之至大者，则
曰中国人治，欧美法治。。。中国者，上下纷扰而绝无规律之国也。数千年
来，曾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二千年上，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
君。”
从梁启超到麦孟华，实际上都是望文生义，即把古代的“法”等同于现
代的“法律”概念，同时又忽视了古代之“礼”所包含的“法规”的意义。
什么是“礼”？《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