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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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
